与时俱进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是深圳也是中国的未来必由之路
栗彦卿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取得的经验与教训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总结，以给下一步的继续深化改革、发展提供积极的参考。当前，国内的上层人们，歌功颂德的多，过分夸大成绩的多，下层的人们，看问题的多，看不足的多。总之，跳出中国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看中国，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的一分为二的概括，治理整顿，建设更上一层楼的平台，这是当务之急。
在这里，我准备谈三点，一是中国改革初期的成就是政治经济改革全面推动的结果，二是中国改革后期的发展又是对干部的放权，是政改滞后于经改，是经济的单边行动，发展与矛盾突出同在，三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崛起当务之急，是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造阳光政府，放权于民，充分发挥亿万民众的主人翁生产积极主动性，管理国家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事务的积极主动性，同心同力，众志成城，力达中华复兴，构建具有普世意义的不同于西方的第二个发展模式。
一、中国初期改革的成就是政治经济全面改革推动的结果
历史的发展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落后挨打，主要归结为千百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竭力维护小农自然经济，和明清的闭关保守，不思进取，夜郎自大。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持续发生三次历史性的伟大巨变，中华民族在繁荣富强，慢慢崛起，主要归结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通过改革开放，勇于借鉴学习，引导中国人民积极发挥当家做主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建国初期，一方面是西方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敌视、封锁与侵略，一方面是苏联的禁锢僵化和老子作风派头，给新中国的继续探索发展带来不可避免的被动的闭关锁国消极影响。不过，我们一直在努力，坚持对话，力争扩大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空间。五十年代初，周恩来致力于构建中国与亚非等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流，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国际间的友好合作。七十年代，毛泽东以非凡的魄力，打破坚冰，与美国建交，走自己的路。
但是，由于自身体制上的高度集权原因，没有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没能很好地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换，没有很好坚持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反右倾扩大化、急躁冒进、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实际决策实践中往往是长官意志在发挥作用，不能真实普遍反映民意，不能有效保证实事求是，最终给党和国家造成了莫大的损失。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建国后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首先冲击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各级政府，砸烂公检法，然后肆意胡为。也不是说毛泽东不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比如很注重发展“大民主”，关键是方法不对头，关于个人崇拜及权力崇拜上，关于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是非等重大问题上，他就没有民主。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在一个泱泱大国，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可能没有大的挫折。由于我们在现代世界上的特殊位置，与西方接触的相对较少，还没有很好地认识西方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现状，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知道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前进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性的，是宏观的，是长远的，是根本性的，必须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不知道上层建筑民主政治的与生产力发展而俱进对社会前进的作用同样是决定性的，只是这种决定作用是伴随依附性的，是微观的，是当前的，是务必性的，是阶级社会中充分发挥阶级力量推进社会进步的必须途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挥阶级斗争在历史前进中的直接推动作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团结力量，别无二途。经济基础和民主政治，两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缺一不可。
纵观近现代以来国内外改革开放的成功事例，无不是简政放权在先，以此充分发挥科研生产包括管理一线人民的积极主动性，大力推进科技生产力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奴隶、农奴、农民、工人，一级比一级自由；君主专制、议会共和、人民民主，一级比一级先进。可以这样说，改革进步的过程，就是管理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事务权力的不断下放的过程，人民大众创造历史主体地位越来越充分体现的过程。如孙中山先生讲的建国大纲中的三步骤：军政，训政，然后发展到宪政。国家终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放权谈不上激发大家战天斗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积极主动性，不放权谈不上启动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放权必须在先，不放权的改革不足以保证改革的成功。这是原则，更是常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的启动是全面的，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八大以来的系列性失误特别是十年文革，使得我们痛定思痛，拨乱反正，重拾实事求是真理，务实权力下放，务实改革创新，中国大地才焕发出越来越旺盛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深圳等经济特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由于位于东南沿海边陲，连接香港和毗邻澳门、台湾发达地区的特殊地理优势，1980年中央决定成立经济特区，给予诸多优惠政策，下放更多管理权力，可以“先行先试”，以便“杀出一条血路”，取得进步的经验教训，推进中国整体改革步伐。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深圳的改革最靠前，发展速度最快，发展形势最好，对中国的改革发展的引领是有大功的。比如1980年率先打破“铁饭碗”，首试收取土地使用费，率先进行价格改革，蛇口职工住房商品化，1981年率先对外招聘干部，首推“工程招投标”方案，第一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形成大系统管理体制，率先探索工资制度改革，率先探索“三资”企业工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1983年首家股份制企业诞生，蛇口管委会推行直选改革，首推劳动用工合同制，1987年率先探索国家公务员制度，1992年深圳出台最低工资标准，1993年宝安区蚝二村直选村干部，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立，1996年成立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997年建立人才大市场，1998年改革审批制度，1999年，大鹏镇实行“三轮两票制”的镇长选举制度改革，2003年试点改革文化体制，等等。通过放权，一方面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给以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借鉴利用港澳台及国外的剩余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特区的生产力，一方面以用工制度改革、价格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基层选举制度改革等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国企现代型改革，广泛吸纳中西部廉价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充分激发每个员工的生产积极主动性，为世界代工厂的矗立立下不朽的功绩。深圳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连接世界的桥头堡，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先锋和缩影，也是举全国之功成一“市”。
至于内地，先是在农村针对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放权，通过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通过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基本解决了数十年来国家一直解决不了的人民基本温饱问题，威力盖莫大焉；后是在城市针对国企领导的抓大放小提高活力的放权，通过短短三五年的时间，有力地解决了日常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把长期以来的供方市场转变成了买方市场，威力盖莫大焉。
客观地讲，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是历史性的，巨大的，世所共认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在逐年地提高，科技文化综合素质在逐年地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在逐年地抬头，综合国力一年一个台阶，逐步向世界性一流大国靠近。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是中央对地方部门的权力下放，是各级地方政府与部门的正确领导。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主导，有一个强势的政府，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取得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就首先是领导的正确，这是必要的，是肯定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靠科学的方向指引和模范的带动。其次，是亿万科研生产与管理一线劳动人民的工作迁徙自由和辛勤劳作的结果，特别是占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的风餐露宿，日夜劳作。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通过招商引资大量引进的三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不论是工厂生产，还是城市基础建设，农民工始终是最吃苦最受累的最大的群体。
所以，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既包括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之初的1980年，邓小平就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随即启动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的第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中期的1986年，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因为随着之前中央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那里，下放到了“县官”也是“现管”那里之后，在一定时期一定范畴内极大地提高了地方部门官员的工作积极主动性，促进了地方部门决策管理的务实性，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权力下放是阶段性的，过渡性的，还不彻底，由以前的中央高度集权变成了地方部门高度集权，人大代表主要由领导内定，民主选举多流于形式，权力监督不能有效落实，腐败大量滋生，收入差距严重拉大，社会两极分化，侵害弱势群体事件大面积出现，社会矛盾严重积累。1982年邓小平在《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城镇化建设时代前，官员侵害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村农民、城镇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以及乡镇民营企业，代表性事件，是1989年以反腐为主题的天安门大学生“六四风波”，是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慨然上书朱镕基总理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大量的农民工讨要工资求告无门，是普遍存在的针对乡镇民营等中小型企业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三乱”现象。开启城镇化建设时代之后，官员侵害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城镇市民和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泛的工人阶级，代表性事件是2009年8月吉林省发改委不征求工人意见直接让民企收购通钢而遭吉林通化钢铁集团万名工人罢工示威反对事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大量发生的暴力拆迁事件、暴力截访事件，是深圳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事件。如此种种，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制约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可持续发展。
1992年邓小平的著名南巡讲话打破姓“社”姓“资”的界限，打破计划和市场的框框，明确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改革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关键是放权。八十年代不是已经放权了吗？这次还放权与谁呀？还没有下放到普通的生产一线人民大众身上，而是对领导干部权力的再一次下放，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事业发展事务权力的再一次下放，特别体现在为提高国企活力，推动国企改革，通过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改组的过程中；特别体现在肇始于九十年代的大规模城市化改造建设过程中。第二次改革后的国企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了，不过不透明性和垄断力也大为提高了。自九十年代始，我国内地的城镇化建设也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一天一个新面貌，并不亚于深圳“三天一层楼”的速度。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由于内在外在的环境因素积累，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速度要显著小于改革之初的牛势。
二、中国后期发展滞缓源于政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个后期的界限要始于九十年代初，虽然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的又一轮高速发展期。
由于放权的阶段性，极大地激发了地方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主动性，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靠不断地扩大投资和外贸拉动；由于生产一线民众的有干活的权力无发言的权力，改革发展的过程伴随着普遍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严重向权力者倾斜，差距在一天天地增大，社会矛盾在一天天地加剧，同时，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依赖廉价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主要是粗放式发展，民众受到积累初期的高度盘剥，资源短缺、恶化与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固有八六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虽然完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是不正确的，但它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基层民众需要进一步放权的期待），和八九年以反腐为主题的六四风波，有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疲软，有国企等生产企业之间的三角债问题，有九八年的全国上亿人口大练法轮功邪教问题（基层民众由于医疗系统的整个腐败而进不起医院，看不起病），有政府机构精简了一二三次，再高度膨胀一二三次，官员民众比例快速上升问题。
如果说改革之初的腐败（当初叫做“官倒”，倒买倒卖）还只是个别“现管”之类的话，进入九十年代，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可以说腐败已是日益燎原，向集体方向推进，无处不在。典型的事例是上海的陈晓兰大夫由于多年直指医改时弊而被迫提前退休，是一个医学博士由于正直为民拒开高价药而被所在医院排斥，被国外医疗机构聘走，是全国省市县个个都争先恐后的驻京办“跑部钱进”，并兼职拦截压制本地进京上访民众，是上到中央部委、省委书记，下到村委干部，从行政机关到公检法领域，再到各级科研教育机构等，腐败在官场成了一个潜规则。
所以，改革到中期以后，突出的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官员的权力被下放到极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就是对领导干部们的第二次放权，以致个个都成了地方部门的诸侯大员，说话都是圣旨，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之民谚相佐证，腐败成了一种官场文化。官员逐渐习惯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习惯于吃拿卡要，习惯于颐气指使，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干群关系不是一天天向好，之间的距离而是一天天拉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在加大。故民间流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
二是由于基层民众的无权，导致官员的日渐集体化腐败，形成收入差距严重拉大的事实，社会不是原先的基本平等型向纺锤型过渡，中产阶级日益扩大，而是在向金字塔型蔓延，权势既得利益群体日益强硬，阶层间的流动日益堵塞。2010年9月份的《半月谈》杂志说，中国富翁的三个来源中的一个是红色家庭，一个是亦官亦商团队，一个是草根出生的富翁。当然，由于中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社会，自然、科教等各种资源大都掌控在政府手中，权势富翁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主体，至于草根出身的富翁少之又少。这也从中说明了改革以来的问题之一，是官倒，是官僚腐败，是官商勾结，财富在体制内循环日益明显。
由此导致侵害弱势群体事件不断增加，由此导致干群矛盾日益积累，社会暴力犯罪率逐年上升，和内需市场的严重不足，百姓的看病难、住房难（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新工人、新市民）、上学难、就业难新大山日益沉重，90年代的国内经济疲软已经是社会矛盾的前期较为集中的表现。
三是粗放式经济发展导致物力资源和自然环境严重超支，世界代工厂的矗立代价巨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引发居民的幸福指数一定程度下降。
发展必须付出努力，肯定有代价，天上不会掉馅饼，西方发达国家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随便透露先进科学技术，这不同于美国在二战结束初期的欧洲振兴计划，不同于对日本的支持，不同于对台湾的庇护，发达国家逐渐把污染型、资源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就是明证。所以，我们的以市场换技术、以空间换时间的打算不可能成功，发达国家日益举起高新技术自我保护和贸易壁垒的利剑，日益散步中国崛起的威胁论。
只是我们的代价有些大了，严重超支了，百姓以获得基本的工资与生活而不得不劳动，官员为了政绩（各地多年来都把招商引资力度作为考核政绩的一大栏目，而不管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国家与社会成本，只要资本家赚的盆满钵满就好，只要个人赚的盆满钵满、官职一路上升就好，其他的不重要。
资源可以滥采，森林可以滥伐，道路可以修了又毁，毁了又修，房子可以盖了又拆，拆了又盖，官员们从折腾中显政绩，从折腾中捞油水，环境从折腾中日益丑化，资源从折腾中日益枯竭，百姓从折腾中日益愤懑和无奈。白色污染经过多年的动议方才出台比较强制性举措，粘土砖的废止法规颁布已有两年，各地仍有或明或暗的生产厂家，蓝藻水系污染，水土流失，连防风固沙林带的砍伐也在所不惜，造成自然灾害（多是人为）逐年增加，征服成本逐年增大，这确实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话：“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当然2003年起动的退耕还林对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乱了中国领导人改革开放的阵脚，经济社会发展一直以经济为中心，单条腿走路，内在少数利益既得群体和外在环境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继续中国化探索。
社会主义国家是二十世纪的新生事物，并且多是在东方生产力落后殖民地国家上建立，科技水平本不高新，经济本不发达，力量本不强大，是与西方资产剥削阶级民族矛盾严重激化的结果。但是，更离不开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
由于苏联老子党集权专权模式和单一计划经济的僵化及传导，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两个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改革的尝试早在五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就有，不过受到苏联的侵略和压制。苏联的专制集权发展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终于培就了一股强大的官僚队伍，从内部分化改变了共产党的面貌和颜色，自我走上复辟道路，从苏联开始在东欧遍地开花，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给同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的振动可谓晴天霹雳。不过我们并没有认真汲取苏东的经验教训，继续放权，认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巩固社会主义阵地，而是偏听误传，说什么是苏联放权过快，实行休克疗法的过错。所以在集权上不但没有约束官员们已经相当大的权力，反而更上一层楼；相对而言百姓们更没有话语权了。上访告状成了改革以来干部的权力得到极大的扩充以来中国政府的另一道风景线。
从此，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家心知肚明的禁区，中央也有多年不谈政改，即使谈了，由于地方与部门实际存在的权势等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也多是纸面上的东西，落实不到日常具体工作中去，经济单边发展，中央总希望通过想法设法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增加就业，来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的发展。只是这是单相思。
所以，即使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明文规定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在地方和部门的日常具体工作中也是波澜不惊，风平浪静，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日子就这么过。
多年来老百姓的一句话：中央的经都是好经，具体到地方和部门，都让下面官员们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这是中国改革三十年来的一个深刻总结，民间共识。多年来在官场也可以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是体制制度出了问题。什么体制制度出了问题？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这样的制度不好，而是实际实行的民主制度远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很远的差距，说是官员的民主倒是非常的真实和贴切，因为中央的权力就下放到领导干部一级，没有超出这一级。人大代表历来都是领导先内定，后走形式，以赏赐、荣誉性质为多。十七大官员代表超过80%就是再好不过的实证。官员们也认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但为什么照旧过日子，不改革呢？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言与行不一可见一斑。有人说，长此以往，中国会不会继续走苏联式的复辟老路？某些官员们倒是希望这样，只是十几亿民众不答应。中国是人口大国，民生为天，为大。历来的王朝更替都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温家宝总理就坦言，官僚腐败，收入差距严重拉大，再加上通货膨胀，直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十年来的改革，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改革也是阶段性的，因为权力的下放本身就是阶段性，仅下放到了领导干部一级，还未到基层民众身上。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阶段性，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的阶段性。我们说和平年代的改革，不像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是渐进性的。渐进式改革本身没有错，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过分相信领导干部的力量，过分依赖了领导干部的力量。时至21世纪，在逐步地向知识经济时代靠近，中央的领导层还依然崇拜三十年代斯大林和五十年代毛泽东建国初期的言论：干部决定一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新的“两个凡是”，新的个人迷信。
邓小平开启了权力下放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复起之路，只是这是阶段性的。邓小平直到退休也没有在政改上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这是时代的悲哀，是领导人个人的历史局限。江泽民等后来的接班人，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层，没有在政改上有新的突破，创新，故在经济社会发展之路上经济单边行动，发展与矛盾突出同在，体制内循环与内需市场严重不足同在，官方的表扬和自我表扬（我们的党报党刊就首先失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功能）与民间的不认同甚至批评同在，“三个代表”多见于党和政府的文件、会场，科学发展观难免同样结局，离官员们的社会工作实践甚远，离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远。
总而言之，改革后期，如果说有放权的话，那也仅止于领导干部，涉及不到生产一线民众，经济社会的发展在逐步畸形化，在向以领导干部为主的体制内循环为主，主要靠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化运动大规模基建和住房建设带动，至于教育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效并不突出。大学学费有日渐高涨之虞，教学质量日渐下降之忧，改革前的大学是严进宽出，改革后走向宽进宽出，日益靠出卖学位帽为生。钱学森是搞科研的，主张讲真话，说实话，临走前经常向温家宝总理提起“中国现在的大学老是培养不出一流大师”的问题。医疗体制改革，自九八年法轮功邪教之后，仅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行动多在原地踏步，成效不大。近几年由于实行普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在大病治疗上有新的进展。至于住房，由于官商勾结，商品房被严重炒作，房价高的离谱，一套商品房就是一个普通城镇居民家庭近三十年的收入，蜗居、蚁族是近年的热议话题，中央的房控政策疗效不大。政府也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只是舍本而逐末，是事后的惩罚，而不是追根求源式的根治，大贪官出一个打一个，边打边出，边出边打，像是给社会做样子，作秀。政改远低于民众的预期。暴力拆迁屡见不鲜，公检法几成了地方官员们暴力维稳的工具。科技人才稀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长官意志做主，经济发展依然是投资和外贸驱动型，以致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中国代工厂同样受到严重影响。故，改革必须以政改为先，以放权为先，不放权不足以启动改革，不放权保证不了改革的最终走向成功。邓小平早已明言，但也被他自己和后来者所忽略，偏废。中国的发展是官员们的政绩，更是亿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三十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问题是突出的，百姓们快乐并痛苦着，根源在于后期政改的严重滞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这是受苏联的影响，更是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在作祟，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最高领导层的软弱和不成熟。地方部门出了问题要问责地方官员，中国大面积整体出了问题，就要问中央领导的责任，这是肯定的，全国人民要问的。
由于政改的滞后，实际的不民主，有创新精神有技术的人才趋向出国寻找发展机会，而一些官商富翁们多是官僚，或者在国内大搞奢侈消费，竟富，或者带着巨款远走西方发达国家，忙于逃离祖国，独自去过神仙日子。明星大腕们也不甘人后。至于莘莘学子，则在官僚腐败严重毒化的社会不正风气下，日益集中于公务员考试的独木桥上，日益倾向于傍大款，嫁给“富二代”，创新精神少显，自主创业劲头不足。所以，说三十年的改革是成功的，仅仅止于阶段性，且代价巨大。
有责任心的专家们也直言，深圳的后期优势尽失；若想再度领先发展，则必须在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上有新的突破。而近几年的深圳大部制改革，权力制衡改革，由于没有基层一线人民的民主和声音，没有权力的进一步下放，依旧是在权势既得利益群体内兜圈子，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中国二十一世纪和平崛起的条件准备
中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是后发展国家，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发展阶段，其积累主要取决于对第三世界的广泛市场开拓和廉价原材料剥削，及赤裸裸的侵略掠夺，对本国农民工人的赤裸裸的残酷剥削掠夺。西方发达国家又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严格的高新技术保密，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用金钱或是市场都难以换来现代先进科技。那么，中国的经济腾飞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中国现在的科技生产力还相对落后，在融入世界市场同世界发生贸易的时候，不可能在高新技术上竞争过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够侵略同我们一样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苏联的早期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取之于民，别无二途。建国初期的工业体系初步构建，就主要取决于占人口主体的农民的积累，这没有错。现在科技生产力的崛起和腾飞，还要取决于占劳动力主体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积累，这是肯定的。问题是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建立相对公开公正公平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大家心理平衡，没有怨气。
建国初期，对农民的税负重，几无社会福利，工人的税负轻，社会福利企业或国家全包，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极少数天上，绝大多数地下，这是相对的社会不平等。改革后，工人（不包括国企工人，而包括民营企业工人和农民工）的税负日益沉重，而行政事业单位的灰色收入及垄断性国企员工的工资福利奖金日益上升，特别是腐败官僚的巨额腐败，收入分配严重倾斜，造成了极少数天上，绝大多数地下，这是当前的社会不公，它同样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民众的收入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的进度，内需市场严重不足，而以贪腐官员为主体的少数群体又在创造着中国日益发展并接近于发达国家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像袁隆平靠科技创新贡献社会致富，百姓心里有的是尊敬和佩服，并无什么怨愤，百姓最大的不满是官商勾结的官僚腐败。
由于百姓尚无权而导致官僚腐败猖獗，导致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大量积累，这是不和谐不可持续的。
所以，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走的是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就要创造更优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建设公平合理的制度平台，让亿万民众周知并决定，我们的税收该怎样调整，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财政开支重点需向哪些方面倾斜，取得那些用途，我们政府官员的收入财产如何，与基层民众有什么样的差距。党的群众路线不是白制定的，不是仅仅挂在政府及官员的会议公文上的，我们的方针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反映民意，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亿万民众的主人翁生产积极主动性，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和创新人才发展平台，才能集中有创造性的聪明才智，才能制定务实而不是大跃进式的政绩面子工程式的建设战略，才能使制定的方针政策得到坚决的切合实际实事求是的贯彻落实。因为，劳动人民（包括知识分子）是国家社会最基本的主人，是建设和管理国家社会最主要的力量。什么决策一旦脱离了劳动生产者，脱离了基层民众，就很容易走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路，最后不是被执行的走了样，就是半途而废，或者不了了之。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是实实在在的先例。
我们的人民不是刁民，不是愚民顽民，而都是实实在在的良民，社会主义国家的优秀公民，之所以不断发生暴力犯罪事件，不断发生越级上访事件，等等，关键是现有的体制机制不合理成分相对多了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百姓主人翁的实际权力，在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事务上管理权力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我们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天生的贪污腐化分子，不是生来的官僚主义者，更不是百姓的父母官，之所以发生较多的侵吞国家集体财产腐败大案要案，发生较多的侵害弱势群体事件，严重脱离基层群众，喜欢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喜欢歌功颂德与政绩面子形象劳民伤财工程，关键也在于现有的体制机制不合理成分相对多了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官员的主人翁实际权力被发展到了极致，到了严重越界的地步，在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事业事务的管理权力上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还是邓公说的两句话真实，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总结当前的所有矛盾，都归结于一点，放权必须在落实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同时，在腐败开始严重的同时，就要坚决落实到生产管理一线民众身上，让亿万基层民众有充分的发言权，有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创造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平台，让百姓建议政府，监督政府，乃至于批评政府，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让阳光普照到每一个公民头上，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劣势，在于是后发展国家，和人口众多，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也在于是后发展国家，和人口众多，而不在于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上。为什么这样说呢，社会主义本身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上，而我们不是，人口众多给生产力尚不发达又要追赶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大国造成了巨大的就业负担特别是社会福利负担，虽然人多好办事，但人多吃饭都是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是后发展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可以相对借鉴一些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淘汰的二流技术（虽然从西方得不到一流科技），以及对外开放，在与西方相对比的过程中，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的发展经验，也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的发展速度压迫，使我们相对要少走一些弯路，产生时间就是金钱、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重新挨打等箴言，迫使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少些浮夸，少些自大和不现实的插手国际矛盾及事务。人多力量大，这是事实，人多了可以劳务输出，与其他国家建立横向交流，增加合作，也有利于人才的竞争和脱颖而出，特别是增强了抵抗西方发达国家的敌对侵略力量。至于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只要是强势政府，不论是剥削阶级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可以办得到，就像计划和市场、股份制没有意识形态之别一样，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属性，更谈不上优势。比如秦始皇就可以集全国之力大修长城，汉武帝就可以集全国之力抗击经常南下的匈奴，比如苏联就可以集全国之力执意搞军备竞赛，大力发展军事工业，比如美国罗斯福就可以集全国之力实行“新政”，宏观调节国民经济生产。
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除了可以借鉴西方一些有益的发展经验，淘汰的二流科技，及人多力量大之外（这里不是宣扬种族优越论，也不是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人与自然必须有个和谐度，有个限度问题），更大的优势，就在于在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平台，打造阳光政府，使亿万民众积极、顺心，建设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充分发挥亿万民众之力，发挥众人拾柴火焰高之力，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这是最主要的，最有决定性的，最关键的，具有普世意义的。我们一直在倡导和平崛起，这是实际，必须和平崛起。起决定性的就是不再高度集权，要积极建设充分发挥亿万生产劳动者主人翁积极主动性的阳光政府，制定公开公正公平务实的发展规划和财富分配方案，使人人心中明白，如此方称得上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平等与创新精神的即科学与民主精髓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崛起的第二个发展模式，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发展模式。
因此，如果要说，中国二十一世纪和平崛起需要什么准备条件的话，除了虚心学习，借鉴一切人类社会发展文明之外，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的一点，就是继续大张旗鼓地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权力下放，充分发挥亿万劳动人民民主，打造阳光政府，与时俱进发展政治文明。
政治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支架，两条腿，缺一不可。经济的作用是最终性的，宏观的，长远的，政治的作用是短期性的，微观的，当前的，都是决定性的。
一民主，就务实，一民主，就人才辈出，一民主，就社会和睦，方向集中，力量强大，生机勃发，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迈向高级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我们常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有人说，只有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中国模式才能救资本主义，救世界。当前，必须务实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平台，务实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谈及其他。
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的继续深化改革，和平崛起是这样，中国的发展模式的世界性意义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