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刚渡过了孔子诞辰,马上又要迎来祖国生日,在这里老朽给关注我的朋友祝福一句:国庆快乐!
献上孔子的论语与管理一文,请大家鉴赏、斧正．
儒学《论语》与“管理”
——中国管理要以人为中心的理论根据
"Confucian Analects" With Management——Chinese Managers Ought to Center on People.
一、“己欲立而立人（wishing to be established himself, seeks also to establish others）”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是孔子，孔子的人生理想就是“仁”。“仁”的观念包涵内容很广，但基本宗旨却很简明；“仁的思想境界很高，但又是简易贴近的。孔子平时不经常讲“仁”，但由于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重要，所以大部分被收集到《论语》之中。《论语》全书不过一万宇，而“仁”字就出现百次以上，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的仁学是相当重视的。
孔子的学生经常向孔子请教有关“仁”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学生子贡问孔子说，如果有人能够对人民普施恩惠，救济万方，那怎么样? 够得上“仁”了吧?孔子说，如果那样就不止够“仁”了，简直达到了“圣”的境界，恐怕尧舜都难以作到。究竟什么是“仁”呢? 孔子接着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里所谓“立”即三十而立之立，意思是有所成就而足以自立；这里所谓“达’，即通达之达，意思是处事接物顺通无阻。所谓仁就是自己希望自立于社会也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让别人事事成功，这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关于“仁”的最为完备的解说，这一解说不仅说明了“仁”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而且说明了“仁”与“圣”的区别。孔子认为施恩惠于天下是“圣人”的行为，需要特殊的条件和地位，不是一般人都能作到的，而“仁”的原则，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行的，因而可以作为对一般人的普遍要求，可以成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总之，“圣”是完美之人格，“仁”才是最高之道德。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wishing to be established himself, seeks also to establish others; wishing to be enlarge himself, he seeks also to enlarge others.）”是从积极方面来讲的，若从消极方面来说，从自己所不愿意的方面来说，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作为终身的行动准则呢? 孔子就告诉他：“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The Master said,‘Is not reciprocity such a word? What you do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论语·卫灵公》)另一个学生问孔子怎样作才符合仁，孔子也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not to 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not wish done to yourself.）”(《论语·颜渊》)可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仁”的基本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wishing to be established himself, seeks also to establish others; wishing to be enlarge himself, he seeks also to enlarge others.）”的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表述。
孔子曾对他的一个学生曾参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Sen， my doctrine is that of an all—pervading unity.）。”别的学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曾参就对他们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The doctrine of our master is to be true to the principles of our nature and the benevolent exercise of them to others,--this and nothing more.）。”(《论语·里仁》)孔子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基本观念，据曾参的解释，这个基本观念就是“忠”和“恕”。“忠”就是对待人、帮助人真心诚意；“恕”就是对人宽容谅解。具体说来，孔子所说的“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所说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概括了“仁”的两个方面，是孔子哲学中贯穿始终的道德规范。
“仁”的基本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讲，这就体现了“爱人”的原则。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间到仁的内容时，孔子就只告诉他“爱人”二字，即要求对人有同情心，有关心别人的真情实感。然而“仁”又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爱，不是姑息之爱，而是“爱人以德”，所以仁者有时也会恶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It is only the virtuous man, who can love, or who can hate, others.）”(《论语·里仁》)。对于别人的喜爱、厌恶，都要有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就是“礼”。“礼”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范、准则和仪式。孔子讲过“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也就是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Look not at what is contrary to propriety; listen not to what is contrary to propriety; speak not what is contrary to propriety; make no movement which is contrary to propriety）”(《论语·颜渊》)，让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
“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规范，“仁德”统帅其他诸德，如“智、勇、恭、宽、信、敏、惠”等，但“仁德”又不同于其他诸德。孔子—再以“仁、智、勇”三者并举，认为“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virtuous, he is free from anxieties; wise, he is free from perplexities; bold, he is free from fear.）”(《论语·宪问》)。孔子还常以“仁”与“知”对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The wise find pleasure in water; the virtuous find pleasure in hills. The wise are active; the virtuous are tranquil. The wise sure joyful; the virtuous are long-lived.）。”(《论语·雍也》)显然孔子认为“仁”高于“智”，但不包含“智”。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虽崇尚仁德，却不轻视知识与学习，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There is the love of being benevolent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the 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a foolish simplicity.）”(《论语·阳货》)，指出仅有仁德而不注重学习，就会流于愚钝，道德修养不能代替其他方面的学习与锻炼。孔子既重视道德教育，又强调学习知识；既强调以德育统帅智育，又反对以德育代替智育，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规范，阐明“仁”的基本内容，强调“仁”在道德行为中的重要意义，这是孔子的突出贡献。虽然“仁”不是孔子自己创造的道德观念，但孔子赋予“仁”以新的明确的道德内涵，使“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学体系的奠基石。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为什么在当时能吸引那么多人，在后来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呢?
首先这是因为“仁”的观念境界崇高，而又很容易实行。“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人”是最有道德的人，实现“仁”便达到了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然而“仁”又没有丝毫的神秘性，实践“仁”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条件。比如达到“智”需要一定的天资和学习条件，达到‘圣”更需要特殊的机遇和特殊的才干，而达到“仁’却只要“能近取譬”就可以了，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是一般人都不难做到的。所以“仁”的观念既能倍受推崇，又能为人普遍接受。
其次，“仁”的观念兼顾人我两个方面，最有利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既不是单方面对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单方面对他人的要求。“仁”一方面要求自立、自达，即自强不息，有所建树；另一方面又要求“立人”、“达人”，即“助人为乐，成人之美”；既有对自己的勉励和约束，也有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仁”的观念既克制了利己主义，又不同于苦行僧式的利他主义。实行‘仁’不会妨碍每个人的正常发展，不排除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所以一般人都乐于接受“仁”的观念。
最后，仁的观念包含了“爱人”的原则，虽然这种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无差别的，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点的有远近亲疏层次的，但也包含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The commander of the forces of a large State may be carried off, but the will of even a common man cannot be taken from him.）”（《论语·子罕》），匹夫即是庶民。一般人各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不可侵犯的，这种对于一般人的独立意志的肯定和重视是有重要意义的。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爱人必然是有阶级性的，对不同阶层的人来说，爱有不同的方式和内容，对统治阶级中的人要恭敬、诚实、勤敏，对劳动人民则要宽容和“慈惠”，宽容则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慈惠”则容易统治和役使民众，所以“仁”虽不可能要求消灭剥削和压迫，却要求减轻剥削和压迫，这也是“仁”的观念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圣经》中有一句话，意思是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相通的，这说明孔子所提出的“仁”的道德观念是有相当的普遍意义的，与西方国家的道德观念是有一致之处的，但孔子所概括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态度却更为积极，内容更为丰富，远非《圣经》中的格言所能相比，而且孔子的“仁”的道德体系不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却能如此广泛地产生影响，这也是值得重现的。
二、“为仁由己The practice of perfect virtue is from a man himself”
道德和法律都是维系社会秩序、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工具和手段，而道德和法律的作用方式又是截然不同的。道德维护人际关系的作用是靠人的自觉性，而法律维系社会秩序却是靠外界的强制手段。孔子不仅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伦理学体系，而且揭示了道德观念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这在两千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以“仁”为最高道德规范，那么怎样实现“仁”呢? 实现“仁”主要是靠外部条件或强制力量、还是靠自身的动力? 能不能实践“仁德”决定于自己的能力还是决定于自己的态度? 对这些问题孔子都有明确的论述。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Is the practice of perfect virtue from a man himself, or is it from others?）?”(《论语·颜渊》)说明是否履行“仁德”完全取决子自己，而不取决于他人。孔子还说过，有谁一旦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实践“仁德”而力量不够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许有人愿意行“仁”而力不够，但我们没有见过。显然孔子认为实行“仁德”与否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孔子又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Is virtue a thing remote? I wish to be virtuous, and lo! Virtue is ay hand.）。”(《论语·述而》)认为“仁德”并不是遥远的难以追求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真心希望实践“仁”，“仁德”就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这里孔子并不是在提倡动机论，并不是认为只要有为“仁”的欲望就是“仁”，孔子主张立己亦立人，“达己”亦达人，这都是强调动机要见之于“效果”的。孔子之所以说“我欲仁，斯仁至矣（I wish to be virtuous, and lo! Virtue is ay hand.）”，主要是为了指出人人有选择道德行为的自由，一些人不行“仁德”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条件或没有力量，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实行“仁德”。“仁德”所要求的不过是因己之所欲，推人之所欲，实行不实行“仁德”不存在能力够不够的问题。这就剥夺了任何不实行“仁德”的借口，强调了人人不可推诿的道德责任。孔子没有一般地讲意志自由，但他充分肯定了人有道德选择的自由，这是正确的。
孔子强调“为仁由己”，又提出“仁者安仁”。他宣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The virtuous rest in virtue; the wise desire）”(《论语·里仁》)，有“仁德”的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安心于“仁”，不会作任何不道德的事，聪明人则能认识到“仁德”有利而行“仁”。智者以“仁”为有“利”，行仁而得利，所以“仁”对人实际是大有益处的。但真正行仁德的人应该超越出“利仁”的心理，达到“安仁”的境界，即不计较利害得失而行仁。
“仁者安仁”的说法表明道德行为不应有或不必有外在的目的，当物质利益与道德发生矛盾时应该无条件地放弃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恪守“仁德”。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者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英译：The Master said,‘Riches and honors are what men desire. If it cannot be obtained in the proper way, they should not be held. Poverty and meanness are what men dislike. If it cannot be obtained in the proper way, they should not be avoided’. If a superior man abandon virtue, how can he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at name? The superior man does not, even for the space of a single meal, act contrary to virtue. In moments of haste, he cleaves to it. In seasons of danger, he cleaves to it.
语译：人人都希望获得富贵，但如果不能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得到，就不应该接受；人人都厌恶贫贱，但如果不能以合乎道德的方法摆脱，则不应要求摆脱。所以君子即使在一顿饭的时间也从不离开仁德，在仓促匆忙之中也—定要实行仁德，在颠沛流离之时也—定要遵守仁德。
道德行为与贫富贵贱没有必然的联系，行仁德不必考虑贫富贵贱的得失，而追求富贵、摆脱贫贱的方法却必须合乎道德，道德原则比名利地位更为重要，承认不承认这一点便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并不一般地反对欲望，更不是提倡禁欲主义，而是强调欲望的实现要自觉地以“仁”为指导原则和行为规范。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They who know the truth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love it, and they who love it are not equal to those who delight in it.）。”(《论语·雍也》)照此说来，懂得仁德不如爱好仁德，爱好仁德不如以仁德为快乐。孔子认为人不仅应该有关于“仁”的道德意识，而且应该有关于“仁”的道德情感，应该在修养仁德、践履仁德的过程中得到感情的慰藉和快乐，这是“仁者安仁”的最可靠的心理基础。孔子认为，真能行仁，达到“仁”的境界就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快乐，没有恐惧，没有烦闷，这就是“仁者不忧（the virtuous from anxiety）”(《论语·子罕》)、“苟志于仁矣，无恶也（If the will be set on virtue, there will be no practice of wickedness.）”(《论语·里仁》)。“仁”人以实践“仁德”为精神归宿，所以能超出眼前的贫富贵贱和利害得失，也就能摆脱一般人的忧虑和烦恼，达到心灵的宁静和愉快。孔子把为人由己的基础落实到“安仁”、“乐仁”的心理状态上，这就从道德意志与道德情感合而为一的基点上强化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
孔子关于“安仁”、“乐仁’的学说含有关于道德价值的一种重要观点，即认为道德价值是一种内在价值，道德不是追求其他价值的手段。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He who loved virtue, would esteem nothing above it.）”(《论语·里仁》)，肯定“仁”是最高的价值。仁者以实行仁德为乐，所以在必要时可以为了“仁”而牺牲个人的生命，这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The determined scholar and the man of virtue will not seek to live at the expense of injuring their virtue. They will even sacrifice their lives to preserve their virtue complete.）”(《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保持生命的意义，提高生命的价值远比生命时间的延长更为重要，主张为了崇高的道德理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孔子所倡导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虽曾被统治阶级、反动势力歪曲利用过，但这种精神本身对于劳动人民、革命力量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以至献出生命的。孔子认为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宝贵、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重要的观点在今天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孔子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伦理学体系，揭示了道德选择中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强调了道德行为的心理基础，这确实反映了孔子的深思睿智。
三、“过犹不及（To go beyond is as wrong as to all short.）”
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标准，做事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超过这个标准都得不到预期的结果，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一道理。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两个人谁更好，孔子回答说，子张做事常有些过火，子夏做事常有些不够火候。子贡就又问，那么像子张那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儿呢? 孔子回答说：“过犹不及（To go beyond is as wrong as to all short.）”(《论语·先进》)，“过”即过分，“不及”即不够，事情做过了头和做不够的效果常常是一样的。比如，不锻炼身体，身体可能虚弱多病，但运动过量，超过身体的负荷能力，又会带来新的疾病，其结果是一样的。又比如发射卫星，火箭速度不够，不能把卫星送至轨道，火箭速度过高，就会超出预定的轨道，两者都不能成功。
既然过分和不足都是不好的，那么怎样才既不过多又不致不足呢?孔子提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Perfect is the virtue which is according to the Constant Mean! Rare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its practice among the people.）!”(《论语·雍也》)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德。“中”即适中，既“不”不够，也不过分；“庸”是运用之意，“中庸”即用“中”，即善于运用“中”的标准，随时做到适中。孔子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个适当的标准，这就是“中”，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在大多数情况下，处理事情都要合乎标准，这就是“允执其中（Sincerely hold fast the due Mean.）”(《论语。尧曰》)。和“中庸”意思相近的还有“中行”。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音：卷。心胸狭窄、急躁）’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The Master said,‘Since I cannot get men pursuing the due medium, to whom I might communicate my constructions, I must find the ardent and the cautiously-decided. The ardent will advance and lay hold of truth; the cautiously-decided will keep themselves from what is wrong.’）。”(《论语·子路》)“中行”即适中之道，“狂”即急躁冒进，“狷”即拘谨畏缩，贸然而进或畏缩不前都是不好的，最好的还是“中庸”。
中庸有两层意思：第一，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要转向反面；第二，要求恪守这个限度，以免转向反面。这第一层意思显然是合理的、正确的。第二层意思在许多情况下也是合理的，因为无论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历史里，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保持平衡，才能避免走向反面，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在另外的条件下则必须打破平衡才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中庸就难以进步了。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在事物相对稳定发展的情况下，“中庸”的原则有利于事物的平衡发展，而在事物发展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庸”的原则就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中庸”的方法意味着在事物或情况的复杂序列中，在两极之间的过渡带中寻找一个适当的标准，这是合理的，这里有一个掌握适当的分寸或程度的问题，因而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孔子既讲“中庸”，又讲“毋固”。《论语·子罕》篇中说孔子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论语·里仁》
英译：There a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H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 no arbitrary predeterminations, no obstinacy, and no egoism.）”，即反对主观妄测，反对绝对肯定，反对固执不化，反对自以为是。“中庸”要求遵守一定的标准，“毋必，毋固”则反对不顾一切地拘守某一固定标准，这一方面肯定了适度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一定的灵活性，因而也反映了一定的辩证观念。
四、“多学而识”与“—以贯之(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提出了第—个简单的认识论学说。孔子区别了“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认为“生而知之”的人高于“学而知之”的人。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论语·季氏》)
英译：Confucius said,‘Those who are born with the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are the highest class of men. Those who learn, and so, readily, get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are the next. Those who are dull and stupid, and yet compass the learning, are another class next to those.’
孔子似乎承认了有的人可以不学而知，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谁是“生而知之者”，他断言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只是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英译：The Master said，‘I am not one who was born in the possession of knowledge; I am one who is fond of antiquity, and earnest in seeking it there.’
认为他自己的知识都是由于爱好古代文化、勤敏学习而获得的，这不是一般的谦词，而是说的真实感受。看来，他所谓“生而知之者上也”不过是一种假设之词，他并不认为会有什么人真能生而知之。
孔子非常重视学习，他反对“不知而作”，说他自己没有那种不懂却凭空妄作的毛病。他的学习包括“多闻”与“多见”两个方面：“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英译：Hearing much and selecting what is good and following it; seeing much and keeping it in memory:--this is second style of knowledge.
“多闻”即选择接受前人已有的知识，属于间接认识；“多见”是积累经验，属于直接的感性认识。孔子肯定了耳目感官之知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有唯物主义倾向。孔子肯定了感性认识，但不以感性认识力最高认识，比感性认识更为重要的就是“—以贯之”。孔子有一次问子贡说：你们认为我是“多学而识”(博闻强记) 的人吧?子贡回答：是这样，难道不对吗? 孔子说：不对，我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one unity pervading all things”即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贯穿起来。“一以贯之”是理论思维的结果。孔子认为仅仅多闻多见并且记住所闻所见是很不够的，必须经过理性思考从中提炼出概括性的理论，把所学的知识贯穿、统帅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一以贯之”高于“多学而识”，但“多学而识”还是基础。孔
子自己说过“下学而上达（My studies lie low, and my penetration rises high.）”(《论语·宪问》)，多学而识就是“下学”；一以贯之就是“上达”。“下学而上达”也就是由经验上升到理论。“一以贯之”有赖于“多学而识”，“多学而识”有待于“一以贯之”，这也就是说，理论认识有赖于感性经验的基础，而感性经验必须上升为理论知识才能获得新的意义。孔子关于“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的学说，包含了关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的见解。
“多学而识”是学，“一以贯之”属于思，孔子兼重“学与思”两个方面，他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有两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英译：The Master said,‘learning without thought is labor lost; thought without learning is perilous.’）就是说，只知多闻多见的学习，不认真思考就会茫然无所获，相反，只知凭空思考而不重视学习也会陷入迷妄。“学”与“思”两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学”是基础。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英译：The Master said, ‘I have been the whole day without eating, and the whole night without sleeping:--occupied with thinking. It was no use. The better plan is to learn.’
语译：我曾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来思考；可是没有益处，倒不如去学习好。说明没有见闻之“知”作基础，凭空冥想是没有的。孔子所说的“学”相当于感性认识的过程，他所说的“思”大致相当于理性认识的过程，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决不能脱离感性认识的基础。孔子在2400年前所讲的“学”与“思”的关系，虽然比较简单，但基本上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