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家事审判案件中，审判长在开庭前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包括前往精神病院会见被告一方，会见被告人的母亲。因主治医生认为审判长不宜会见被告，怕有关离婚的信息会影响其康复的进程而未果。审判长多次面见被告方母亲，对其反复强调并且想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但是其母亲拒绝了，也不聘请代理人，开庭当天被告方缺席。原告方出席，并聘请了一位法律工作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据原告方介绍，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也是老乡的丈夫，相亲之后因为觉得情投意合，遂于当晚起同居，不久之后怀孕，然后登记结婚。因丈夫说无钱负起生小孩的钱，原告回娘家去生小孩了。其后，原告在娘家生育了一个男孩。但是她认为丈夫并未承担起责任，连生育的三千余元也要原告父母负担，前往老家与其父母见面之时也欠缺礼貌，对其不够关心。后来，因其丈夫大吵大闹，原告遂不让其看儿子了，因自觉婚前了解不够，欠缺感情基础，被告方好吃懒做，俩人在共同生活中也并没有建立起感情，所以坚决要求离婚。

原告此前已经向法庭提起一次离婚的要求，被告方其时精神状态正常，他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婚，表示自己很爱妻儿，也在妻子坐月子期间付出大量心血。法庭在原告第一次起诉离婚之时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其后，原本就有喝点啤酒习惯的被告大量酗酒，后被诊断为酒精成瘾性精神病，辗转几家医院治疗，至今已经花去四万多块。

被告母亲，亦即原告的婆婆，也希望儿子与儿媳不要离婚，因其儿子正处于精神病患病期间。其提供的书面证言谈及，原告一直要求被告给付聘礼予其父母，但是原告的婆婆以及被告一直称家里拿不出这笔钱而作罢。但是在庭上，原告对此极力否认自己曾向男方要聘礼。由于原被告双方在自第一次开庭后长达一年多没有来往，原告方在此次开庭前也并不知晓被告方精神病已经发作。

审判长多次劝慰原告，看其是否能够看在被告精神病发作的事实上，抱着原谅、谅解被告的心态，不再要求离婚。原告很坚决地说，对其不幸表示同情，但还是坚决要求离婚。我注意到原被告是老乡关系，而这个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聘礼的习俗。结婚前，一般由男方给女方聘礼，而女方父母通常收下一部分，大部分都以给女方作嫁妆的形式回赠男方。尤其在农村地区，女儿无聘礼而出嫁成为一件比较丢脸的事情，在邻里之间也会引来闲言闲语。原告正是来自农村，不仅结婚没有聘礼，在娘家生孩子连生小孩的钱还要父母出，肯定承受了不少压力。我对原告说，你结婚娘家没有收到聘礼，生小孩还要父母给钱，邻居也会有风言风语吧，你一定受了不少委屈。原告听了我这番话，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进一步劝导她说，那假如，我是说假如，我们能够劝说被告或者被告的婆婆补给你聘礼，你能够给一次机会原谅被告吗？被告咬住嘴唇说：不可能，太迟了，实在太伤我的心了。

       尽管处于审慎起见，第二次开庭还是判决不予离婚。但是，对于这样的现状还是一声慨叹。如今能够花四万多治病，为何当初就不能出一点聘礼钱呢？能够于细微处敏锐地感知而不沦为小气，能够着眼于大处而不致于将原则问题大而化之，这当中的度，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认识问题的本质殊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