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是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也在印度政府内逐渐扩散。其结果是政府在处理贫困阶层的问题时，开始表现得不耐烦，而这种情绪也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蔓延开来。 2006年1月的报纸报道的一则事件，凸显出了这种变化。当中央政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建立偌喀喇钢铁厂（Rourkela steel plant）的时候，圈起了几千公顷的“荒地”，并且声称这些土地不归任何人所有。大部分的“荒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当中从没未被利用起来，荒置在那里无人问津。 2005年斋普尔（Jaipur）地区的移民城镇，卡林格纳格尔（Kalinga Nagar）的部落民众，以被迁走的移民后代身份要求政府将未使用的土地归还。而政府没有与他们进行谈判，反而试图逮捕他们。当卡林格纳格尔的部落民众拒捕并暴力反抗时，警察向他们开枪，造成12人死亡。奥里萨邦（Orissa）对待贫困阶级的举措，只是政治变化之风中飘荡的一根稻草。
在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的辛古尔（Singur），一些农民反对政府强制收购他们的土地。塔塔斯公司（Tatas），印度最古老、最知名的工业集团，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建立小汽车厂。辛古尔的农民试图阻止警察圈占土地的时候，西孟加拉邦政府派遣警察冲破农民设立的路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零星流血事件，但是警察没有向农民开火。
由于政府提议在纳迪格拉姆（Nandigram）建立一个化学工业中心时，当地也发生了类似的骚动。但是这一次西孟加拉邦政府失去了克制。这个化学工业中心将由马来西亚的大型联合企业沙里姆（Salim）集团投资建设，需占用土地10000英亩，比辛古尔的塔塔斯小汽车生产厂大10倍。 虽然政府没有对土地收购进行公示，但纳迪格瑞姆的村民们提前知道了政府的意图。他们组成了土地保护委员会（Bhumi Ucched Protirodh Committee，简称BUPC)以对抗政府。邦政府的官员在2007年1月召开了村民会议。开始时，委员会与政府官员发生了对抗，切断了与土地连通的公路以及入口。政府对此作出回应：2007年3月14日派出了3000名警察攻击土地保护委员会。但是纳迪格瑞姆的村民及时觉察到，在通向村子岔路口聚集了大约2000名村民，妇女和儿童站在队伍的前面。在随后的混乱中，警察向人们开火，造成至少14名村民死亡。 3月25日，一名驻加尔各答（Kolkata）的新闻记者安基德·克德霍瑞（Angad Choudhury）对警民对峙过程做了详细报道。他揭露了西孟加拉邦的左翼（共产党）政府处理纳迪格瑞姆的反对者方式，与之前中国基层政府处理与土地有关的骚动有着的相似性。与印度其他地区的形成巨大反差是，印度其他地区执政党干部几乎从不给政府提供帮助，而在纳迪格瑞姆(和去年的辛格尔)，共产党干部却与警察一起参与了对骚动的镇压。克德霍瑞写到，“对于共产党政府和警察来说，在从2007年1月的大规模骚动开始的那一天起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纳迪格瑞姆就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严峻地挑战着共产党的权威，也挑战着邦政府的统治权威。共产党已经受到过多次公开的威胁。共产党农民游说团体的负责人伯尼·孔格（Binoy Kongar）曾威胁说，借助共产党掌控的村议会，他会让纳迪格瑞姆的人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虽然他遭到了党内高级官员的指责，但是对纳迪格瑞姆的仇视情绪是令人无法忽视的。西孟加拉邦政府的内政部长帕赛瑞吉·罗伊（Prasad Ranjan Roy）宣布将尽快在纳迪格瑞姆采取军事行动。警察部门高层将深入部队，镇压方案已经准备就绪。 有将近3000名警察参与行动，而官方公布的数字为700人。毗邻地区的警察也支援了当地警方。治安维持员（暴民驱赶者）将会随快速反应突击队参入本次行动。 除了警棍和0.303口径步枪之外，警察还配备了半自动化武器和英赛斯（INSAS）突击步枪。但是没有配备诸如水炮、催泪弹发射器等等用于驱散示威民众的先进装备。警方或当地政府都未对为何配备杀伤性武器，而不是非攻击性武器，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次行动的策略是共产党干部跟随警察进入纳迪格瑞姆，参与骚动的镇压，警方将解除村民的抵抗，重新建立控制，然后由共产党干部接管。 3月14日，警方分四列纵队开入那些村庄，10:30左右开始行动。他们在索纳楚腊（sonachura）和埃咖里帕腊（ahhikaripara）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妇女和儿童在前方阻挡了警方的前进。警方声称先要求暴徒散开，然后施放催泪瓦斯，最后才开了枪。而当地群众否认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说，警方的声明和催泪瓦斯只是做做样子，是为了开枪找借口。据了解，在警方要求人群散开的声明和开枪之间只有15分钟的间隔。 左翼积极分子们在纳迪格瑞姆拉起了警戒线，由拉什曼塞斯（Lakshman Seth）等左翼议员（MP）和立法会成员(MLA)负责，禁止任何人出去。媒体被阻挡在行动区域以外。记者被阻在离纳迪格瑞姆17公里外的地方并被劝说3日后局势稳定后再来。所有车辆全被挡在警戒线外，一些人会被搜身，会根据身份被放行或限制行动。封锁持续了一整天，警察仍在采取行动，全世界都在对这一行为进行谴责。到正午时官方证实有2人死亡。不久死亡数字从5人上升至14人。非官方渠道说是22人，最后找到了14具遗体。 中午时，当地一家电视台播出了镇压骚动的片段，仅仅数秒之后，全世界就看到了共产党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隐瞒的事实。人们通过电视看到警察向由一群人开火，里面有不少妇女，但没有看到儿童。人们纷纷夺路而逃，有两个人倒下。录像上看不到警方声称的民众报复行为。最后的统计结果是14人死亡，其中10人死于枪伤，2人死于扫射，1人死于炸弹，1人死于刺伤。 下午晚些时候，纳迪格瑞姆的恐怖事件已经完全被记录了下来。西孟加拉邦政府起初想轻描淡写过关，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西孟加拉邦首长-圣雄甘地的孙子，授意发布了书面声明。在声明中，他问了一个贴切的问题：为什么印度安全部队要向村民开火？他说这一事件骇人听闻。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于3月15日签署命令，指示印度中央调查局（CBI）介入调查。首席部长在邦议会表达对该事件的遗憾，但未有任何道歉的表示。 印度中央调查局于15日抵达纳迪格瑞姆，他们在警方的说法中找到了很多不利证据和漏洞。警方声称只打了37发子弹，其中包括10发子弹是朝天射击。中央调查局说，14人中有10人死于枪击，还有30-37人被枪弹射伤。这和警方所说的数字对不上号。更重要的是，现场发现了0.315口径的弹匣，警方并不是用这个规格的子弹，那么这是谁用的？在突击检查一个砖窑时，中央调查局捕获10名左翼积极分子，缴获10支枪，还有约800发子弹，以及党旗和宣传册等物。调查局已经向高等法院提交了报告。邦刑事侦缉部也展开了独立调查，稍后将跟踪报道。 中央政府关注公平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在北京表现的要远比新德里更明显。和胡锦涛主席一样，阿莫汗·辛格认识到，增长应该和公平联系起来，以维持政治稳定局面。这一愿景体现在“全民公共最低计划”（National Common Minimum Programme，简称NCMP）中。为了表明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愿望，辛格在他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说，执政的联合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n，简称UPA）将努力将该计划变成现实。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也许是巧合，在胡锦涛2005年2月的里程碑式的演讲中得到了回应。 这个24页篇幅的计划的目标包括： l 未来至少十年间，确保经济以可持续方式每年增长7%-8%，提供足够的就业，让每个家庭过上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 l 提高农民、农业劳动力和工人的社会福利水平，特别是那些没有行会保护的人的福利待遇，保证他们的家庭在各方面都获得保障； l 全面加强妇女的政治、教育、经济和法律地位。 这些目标将被具体规定在国家雇佣保障条例（national employment gurantee scheme）中：保证贫困线下的家庭有一位成员可以邦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年工作100天；降低农业贷款利率；帮助农村合作银行重新募集资金以提高其贷款能力；启动以前首相拉吉夫·甘地的名字命名的八项“科技任务”以提高园艺学水平；促进农业多样化，饮用水供应，农村住宅和道路，电话、电力和网络连接的建设。为了促进农业、农村医疗与教育的增加投资，中央政府提高这些部门的计划投入。为了弥补开支，政府决定按个人收入和公司效益征收附加税。 加上这笔税款，莫拉汉·辛格政府在医疗、教育和农村发展方面的计划投入增加了三倍。从由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政府平均每年的85亿美元的计划拨款，增加到2008至2009年度的300亿美元。在2008年2月28日的预算报告中，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P. Chidambaram）总结了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第一个四年执政期间的业绩做了如下总结： l 在前两年，农业信贷翻了一番，在2007-2008年又增加了近一倍，达到了2400亿卢比； l 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史无前例地为低等种姓部落和女人提供了保障； l 学校午餐计划惠及1.14亿儿童； l “全国农村健康计划”加强了初级健康中心，将8756个改造成了24小时医疗中心； l 政府启动“女童住校计划”，寄宿学校注册女生人数达到了182000人； l 另一项政府计划“巴拉特尼曼”（Bharat Nirman）运行了超过1000天，建成了411.3万间农村住房，向29万户家庭提供了饮用水供应，为4200个村庄供电，让52000个村庄通上了电话，使17000个家庭用上了全天候道路。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使得对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显得难以解释，印度从2003年的126位滑落到2007年128位。 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以前存在的问题非常巨大：印度有750万个村庄，大约1亿2千万农村人口。 相对于存在的问题，上述成就实在是杯水车薪。更多地是，虽然这些成绩代表了在提供基本服务方面取得的进步，这还不能明显抵消物价上涨、收入差距增大和对自然资源的庞大需求，而在此之前，穷人是以“自然乃神赐之物”的观念，为了发展之用而各取所需的。 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解释：由中央政府拨发的农村发展的大规模津贴没有用在农村穷人的身上。上述的这些成就可能是邦政府捏造出来，使中央确信无疑地认为地方在促进公平方面已取得成绩。在之前的十个五年计划当中，预算委员会促进农村发展的扶贫资金，只有不足五成真正用在提供住房、饮用水安全、卫生等改善民生的项目上。由于农村地区的中层政权通过无处不在的截流和克扣，扶贫基金中最大的份额，难以到达农民的手中。中层政权将克扣的资金用于在农村建立政权组织，以便巩固其长久的统治地位。 印度农村议会的选举区大致与行政区相重合，邦议会的选举在某个村落群，比如， 100至150个村庄内进行。在过去的许多年，国会议员、立法委员、地区发展委员会（Zilla Parishad）主席和成员、选区发展委员的官员以及村委会(pradbans)的领导早已结成“第三种模式”（即政治精英就像企业家一样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网络，将基金优先分发给选举他们当政的村庄或选区。相应地，选区或村庄也会给的官员们高额回扣，作为得到扶贫基金的酬谢。 第一个将此事曝光的人是总理拉吉夫·甘地。1985年，他在孟买举行的国大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时，指出只有15%的扶贫项目基金津贴用在了贫困人口身上。甘地是根据最近收到的比哈尔邦（Bihar）关于剪除贫困项目的报告得出这一结论的。2004年，国大党以联合进步联盟（UPA）主要成员的身份重新上台，认识到必须打破中层政权严密的封锁，使扶贫基金真正到达穷苦农民的手中。联合进步联盟曾试图在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中增加附加条款，规定用于教育、医疗以及农村发展的中央特别津贴直接移交给村委会。但是在西孟加拉邦和科拉拉邦（Kerala）这些左翼阵线掌权的省份拒绝执行这项规定。中央政府为了保存颜面而被迫作出妥协，特别津贴将会通过邦政府转交给村委会。这一修改丝毫动摇不了中层政权的权利。邦政府也拒绝向就这些基金的用途向中央计划委员会负责。财政部长奇丹巴拉姆不得不在各邦有选择地提交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设法估算基金的使用情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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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龙”卧“虎”
中国与印度：21世纪谁主沉浮？
Prem Shankar Jha
【印度】普勒姆·尚卡贾
郑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