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相似案例的对比：

    案例1、中国，渭南。8月19日，55岁的作家谢朝平被陕西渭南警方从北京家中抓走，警察口头留下一句“涉嫌非法经营”。所谓“非法经营”，是因为谢朝平自费出版了1万本纪实文学《大迁徙》，其中记录了三门峡移民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后地方政府挪用移民款的腐败行为，渭南地区的移民是作品主角。谢朝平捅了个天大的窟窿。“渭南书案”的实质就是暴露了当年修建三门峡水库的荒谬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这个被当做绝密而长期掩埋的问题被作家谢朝平揭露出来，引起了上上下下的极度恐慌。

   案例12、美国，洛杉矶。53的简艾丽斯是洛杉矶小城贝尔市的一个贫民，以拾荒为生。2010年7月，在贝尔市政府内拾荒中，在废纸堆里发现了贝尔市官员们的工资单，发现工资所得均超出了正常范围，市长比总统还高，与贝尔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一致，于是她走上街头，站上公众论坛，最终引来了检查官的关注，并进行调查，导致市长亲自出来道歉，并带领全市官员实施减薪。

    两个事例相似，都是贫民揭露官场的黑暗，但结果大相径庭。

    1、美国的结果是揭露者安然无恙，中国的结果是揭露者被警方带走；

    2、美国的结果是官员道歉并改正，中国的结果是官员借助暴力机关抓人。

    我们不能以中国的制度没有美国完善来敷衍，也不需要站在民主与自由的高度去评论，我们只想分析一下为什么这种问题在中国屡见不鲜，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到底这类事情还有多少没有大白于天下，而大白于天下何其艰难？

    主角是官员，中国的官员似乎很害怕媒体，很害怕人民，但对媒体和人民又不屑一顾。按道理来说，人都会有错，何况官员，何况还是前几任官员的错，有错了承认，道出真相，有错就改，不是更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得到人民的信任吗？不是，中国官员根本不需要人民的信任。本质在于中国的官场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领导高兴就可，人民处境无关。

    在这种立场和政治结构下。中国官员表现出如下特征：

    1、不能出错。一旦错误得到证实，无论承认与否，无论百姓是否接受，都会受到惩罚，我们抛开狼狈为奸不谈，但是独自一人，也得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不能犯错，犯了错一定不能被发现，发现了一定不能被揭露，揭露了一定要掩盖掉，处理掉。

    2、恶性镇压。既然不能出错，不能被揭露，那一旦有人知道，就必须采取一切手段镇压掉，打击掉。因为法律在自己手上，政权在自己手上。先要维系清白，只要上级不知道，领导不知道，自然可以高枕无忧，至于百姓的反抗，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全无，因为媒体操纵在自己手上。

    所以说渭南书案的发生对于当事者官员可以说是无奈，官场生态的无奈，人都要生存，都不愿意失去权利，都希望能够继续谋取自己的生存和活路，他们只能采取措施来掩盖罪行，否则谁都没有好处。虽然有最终被查出的风险，但那也只是可能，维持现状，解决当前问题再说。

    渭南书案又反映出官员的恐惧，对于百姓、人民、媒体监督的恐惧，因为这些监督无所不能，而他们的行为是不能在阳光下运作的。因此他们害怕，他们谨小慎微，他们不愿意多说话，他们担心一句话不好被抓住把柄，他们害怕众口铄金。因为现在的官场体制下，他们没有承认错误的可能，他们不可能将自己绑在人民一起。

    渭南书案反映出中国官场的死脉，那就是对上级负责还是对人民负责，就如同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后，经济之所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那是因为我们首先转变了观念和立场，改一切以领导者的意志为出发点的经济发展思路为一切以市场为基础、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的执政理念尤其是方法不能真正实现以人民为基础、以大众为出发点，而还是要建立以让上级满意的基本出发点上，这类现象就不可避免。

    因此，这不是个别现象，也不是某些官员的问题，除非你不想当这个官员，否则你在这个位置上也只能采取这种行为。

    但这又是社会的悲哀，因为正义无法伸张，邪恶逍遥于世。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下美国社会的一些优秀执政成果，能挖掘一个拾荒者告倒一个政府的精华所在，这是何其荣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