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近期接受《复旦青年》采访的一篇稿件，媒体无大小之分，关键在于是否在传播正确的观点。）

高等教育市场化：公平与效率之辨

《复旦青年》:高校自主权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而教育资金的来源一直是高校自主权的瓶颈问题。请问在当前形势下，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出路在哪里？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对保持教育的开放、多元化和高校自主化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陆铭：如果从资金来源的角度讲，我认为高校资金来源的确需要多元化，应该多一些民间的投入。国外的教育投入是多元的，但中国主要是政府投资，其他方面投资不足。我认为可以有以下几点：一是从研究角度讲，我们现在的研究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政府投入，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被称为“横向课题”的研究经费是来自企事业单位，但除此之外，中国基本上没有民间的研究基金。同时，国外的民间基金是用来支持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的，而中国这种支持纯学术研究的民间基金非常少。二是国外有很多企业和个人捐赠，捐赠方式各异，有的是捐赠给机构，有的捐赠给个人，也有的在学校里开设讲座教授的席位，这一块在国内已有发展，但也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从资金来源的角度讲，还有一块就是要开放办学，目前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国立大学一统天下，当然也有一些民办大学，但这些民办大学从声誉和竞争力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主要把精力投入到以下两方面。一方面逐渐在既有的高校里面能够挑出一些各种层次的学校，尝试股份多元化，把校董会真正做实，使校董会的成员不是挂名而是真正的投资，在管理方面使学校成为类似股份化的单位。这里要澄清一点，“股份化”并不是说让高校“公司化”，高校是非盈利机构，不是企业。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官方色彩太重，政府的角色太重。股份多元化的好处在于能使民间的声音和高等教育化的理念注入到高等教育系统。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允许创办新的学校，使非官方的民间资金，创办更多民办的大学。此外还有国内国外合作办学，比较成功的例子目前就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分校。由于中国国内当前高校缺乏来自外部的竞争，这项措施可以引入国外学校竞争，激活国内的高等教育竞争。

    高等教育市场化在对保持教育的开放、多元化和高校自主化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而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基本上是一元的。比如说高等院校做研究，现在研究资助主要来自政府，采用政府设课题的方式，从政府极需要解决的问题角度出发。这些研究方向是对的，但不够多元。对学术和社会发展显得重要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政府极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有更多元的资金的投入，对学校掌握自己发展和研究的方向就会更有利。

再比如招生和专业设置的问题。现在的专业结构设置是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显得比较死板，甚至会导致专业的设置和市场的需求不吻合。如果把高校的股权多元化，反映社会需求的声音可以改变当前的状况，专业的设置能更符合社会的需求。

还有人事制度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现在实行的传统人事制度下，对生产力不高的教员解雇非常难。如果采取股份化的办学模式（在投资者真心办教育而非赚钱的前提下），并且配合以学校的教授治校，再加上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就可以适当地淘汰没有生产力的教员，并使政府的财政投入用于更优质的师资。现在之所以做不到解雇不合格教员，因为解雇的最终责任在政府。学校管理者无精力，并且不愿与教员产生较大的矛盾。由于缺乏必要的人员分流机制，降低了高校的竞争力。

《复旦青年》:您在两年前接受《复旦青年》采访时，特地提到了民办教育问题，在近期出台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提到了要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然而，随着国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公共事业市场化中不平等现象的大量涌现，在目前新的形势下，民办教育的大量出现是否会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造成不良影响呢？他们的积极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铭：我们经常把教育的市场化、民办教育的产生和教育的公平对立起来。这种倾向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要辨明择校费是否坏事，教育免费、低收费是否就是好的，即政府承担付费责任是否是天经地义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公立教育低收费，而民办教育，即由市场提供的教育资源的费用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在这个市场结构下，民办高校以教育质量来收费。民办高校作为一种非盈利机构，收费具有市场化的特点。通常情况下，民办教育多为较优质的教育，因其机制灵活，拥有相对优秀的师资和硬件，所以民办高校的生源主要来自于高收入的家庭。但是民办高校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因此民办教育要做以下两件事情。第一，为了争取生源，民办高校会因相互竞争压低学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认为民办高校收费高于公立学校，于是其就是高收费。第二，民办学校会放名额给一些成绩相对来说不十分优秀，但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学生，但这样做了之后，却能够使使一部分的教育资源，以奖学金或者免费的形式分配到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但是学业优秀的学生。

    这样，民办高校的学生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有能力，同时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第二类是家境贫困但是成绩优秀的学生，第三类家境富裕但是成绩不够优秀的学生。这样使教育处在良性状态，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家境处于中间状态但又不十分出色的学生成为公立学校的生源，在收费方面由政府补贴入学，国家和国家之间在补贴程度上略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结构就会逐渐丰富、分层次；不同层次的家庭会找到相对来说最适合自己的教育资源。

    现在我们反复强调优秀教育资源应平等得到，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能够实现的只能是最大限制的平等。市场在分配教育资源上也有一定的竞争机制和规则，真正应该实现的是机会平等，同时，使教育资源最大化产出。教育资源的质量应该与学生个人能力尽力匹配，否则就是浪费教育资源，这是最大的不公平。

《复旦青年》:社会上的一种观点认为，教育的市场化，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得学费不断提高，再加上择校费的收取，这降低了弱势群体的入学机会。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

陆铭：这里，我们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择校费，实际上更适用于基础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教育市场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存在着两种误解：

   第一是认为教育不应该高收费。我们的问题在于怎么理解“高收费”，民办学校比公立学校收费高其实是合理的。高收费存在的真正问题是竞争不够。在中国，民办学校往往由比较优质的学校转制而来，特别在中小城市，于是这些学校在当地缺乏竞争。如果在中小城市的民办学校进行跨市招生，就会增强学校间的竞争，提高效率、减少收费。但是现在有的地方政府禁止这种行为，反而导致民办学校的竞争不够，进而使其学费虚高。

   第二，认为教育应该取消择校费。在给定教育资源的质量和数量的前提下，出价最高的即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在按片划分的情况下，取消择校费意味着必须通过买房子的途径来选择学校入学。或者也可以通过拖关系入学。择校费的存在使资金流入学校，再由政府对择校费收税，补贴贫困学生和较差的学校。而取消择校费则使资金变相流入了房地产开发商、学区房业主和掌握教育资源配置权力的那些人员的个人手中。因此，收择校费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择校费收上来之前，首先要加强市场竞争，控制择校费的价格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次，允许学校不要完全按片划分入学，实行跨区招生，产生竞争。第三要政府要采取适当的税收政策，用于学校之间的适度平衡发展。与此同时，要明白，学校间完全的平衡并不是政策追求的目标，如果学校间平衡过度，政府的力量过强，反而会过犹不及。

   再把问题转回高等教育。目前大家主要把目光放在收费上，评价教育的收费高与不高，还是要看交了这笔钱之后消费者得到了什么，说通俗一点就是性价比。现在的问题不是高等教育收费高，而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到底有多高，我们应该让大家觉得花这么多钱是值得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钱收进来了，却没有花好，包括教育质量的提高，老师福利的提高，这些方面做的远远不够。我们总是把目光放在低收入群体无法承受教育的高收费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只需要提供大量的奖学金、无息贷款、勤工俭学的机会就可以了。

《复旦青年》:由于市场并不能完全自发实现社会所需要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目标，因此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过程并不应排斥掉政府的作用，但政府的调控过度又易使教育资源分配出现矫枉过正。因此，政府应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陆铭：恰恰是因为市场机制才使得政府积极提高教育的质量和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把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如果没有市场机制会怎么？所有学校投入都是政府投入，而且没有竞争，作为学校来说就会不作为，反正好坏是一个样的。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市场机制才使得政府觉得不能无所作为，如果政府不好好发展教育，那些高收入者和社会精英就会离开，社会的经济活动就会下降，最后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的税收。因此，人口的自由流动加上地区间的竞争非常重要，当然，中央政府应适度地承担对较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首先，你要允许人口的地区间的迁移，允许人们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来表达对教育的不满。有一个真实的例子，在美国，有个地方政府为了改变教育现状，改善资源差的学校的投入，他们就把好的社区收来的钱转移到差的学校，这个转移是不能过度的。一旦过度，就造成很多富人搬走了，造成房产价值下降，政府税收下降，教育投入下降，最后使得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经费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有地区间的竞争会是什么结果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还是在美国，当地居民想雇一些好老师改善一下教育质量，但是学校不同意，于是居民就以要离开为威胁，最后通过了。这就说明，学生家庭的流动恰恰是保证教育市场运作的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还是会存在一个问题，优秀的教育资源会集中在少数地区，比如在上海有很多来自上海以外的老师，美国有很多来自于外国的老师。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需要靠政府力量来缓解，要转移资源，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比如所有公立学校的教师待遇在地区间要均等化。不过，我再次强调，教育均等只能是相对的。

     事实上，今天中国教育真正的不公平主要有两个方面，被我们公众极大的忽略了。第一是在地区间，为什么发达的地方，高考入学率高？这才是真正的极大的不公平，这是人为的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其次城乡间，现在两个问题导致农村孩子在教育中没有优势：第一，是我们刚才讲的收费问题，第二是我们过分强调素质教育，我们越强调素质教育，农村孩子越来越没机会，比如说，艺术获奖可以加分，农村的孩子几乎不可能的，再比如说，现在英语考听力，农村的孩子更没有听力教学的机会了。这种不公平要比因为收入原因而造成的影响要大得多。这种制度上的不公平，是需要政府部门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一番作为的。

《复旦青年》:您认为中国教育市场化的前景如何？

陆铭：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整个教育，不是市场化过头了，而是市场化不够。公众总以为是市场化的过错，实际上，中国不是市场化的“方向”错了，而是市场化的“方式”偏了，在市场化的方向上我们走的还是不够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市场化的一些方式不对。比如刚才说的，民营化是对的，但是只民营化好学校，并且没有竞争，这是错的。我们应该进一步民营化，然后加强竞争，而不是关闭民营学校再退回去，这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在教育市场化的道路上，我们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调整市场化的方式。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复旦青年记者尹怀恩采访、编辑，复旦青年记者余贔帆、杨奇霖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