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国的变革从经济小心开始，即使是象“摸着石头过河”这般谨慎，但了免不了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幸好，这场争论最终以“人人要吃饭”的需求而得以暂时告一段落，然而，一当经济恢复直至近似于繁荣（我们暂且不评说这繁荣的真伪），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闭锁的回潮亦告开始，这是最近几年中我们所四处看到的现实。

    一个庞大的社会，以及它所客观承负的向前发展使命，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是人人都需参与并自由深入其中的，也正是这种个体身心的投入，才有社会整体健康发展的可能，在今天，大市场、个体创造力，业已成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三十年后的中国，这种要素似乎未壮而先衰，首先是大学毕业生们的失业危机，之后是国进民退的民营经济重税与资源短少，造成整体社会资源的重新垄断和权贵资本盛行，这一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的考题。

    从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驾马车来看，仅仅放松掉经济的一部分缰绳，而过紧勒住意识形态与文化思想的缰绳不放，不仅有失于偏颇，还将带来人们在文化与政治上的更大失衡，三十年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失衡感业已普遍出现，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再度发生重大危机的诱因，并成为世界重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得失的重要话语。显然，作为深刻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思想，在经历了市场开放若干年后，要使之回复到封闭和单一刻板的过去已非可能，而同时，刻意把控住社会的文化思想又不使之健康发育则更产生社会的负积累效应，最终只会是一场人为悖离之后的冲撞。所以，迅速反思经济的变革并启动文化思想的解禁与开放工程，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尤为重要，也势必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世界上没有无意识的行为，因此，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史，其本质都源自于思想的发展史。什么时候思想解放了，什么时候经济社会才会有真正意义的发展与进步，否则，一切经济获利行为，只会类似于传统的洋务运动和轻描淡写的改良主义，最终归于失败，而将付出的代价与失去的机会，都将是巨大的，更是历史所难以承受的。我们在历史中所支付的那一些，难道还不重吗？我们的人民所承担的苦难，难道还不多吗？

    政治的存在，并非只让我们认识了权力，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理念的重要。理念高于一切。然而，理念这个东西，一如柏拉图所说过的，一旦脱离客观存在的本质规则，一旦只被某个利益主观者所借用，那么，就很容易成为危及一个社会的东西。现在，我想，是需要来一次理念的反思和文化思想的复兴了。没有这场复兴，回避这个反思，中国的经济与全球化不会有任何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