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怎么读的争议有点搞笑

——深刻揭示社会价值取向

看完去年底12月22日余秋雨做客人民网“文化讲坛”为中华文化做减法的访谈，同一天于丹做客强国论坛，以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相关话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这两个访谈都很精彩，两个学者的所说的都是自己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有意思的是余秋雨要做“减法”，他说：“为文化做‘减法’的目的，就是让文化真正有价值的部位凸显出来，不要让它成为热闹喧嚣的文化闹剧，让我们最有生命质感的文化，走上新的道路。”关于“减法”具体的说：“减少一点谋术文化，增加一点大道文化，或曰大爱文化。”“减少一些民粹文化，增加一些理性文化。”“减少一点复古文化，增加一点创新文化。”

于丹访谈的题目是“于丹谈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这次访谈的核心问题编辑高度概括为：“古典文化的精华是确立当下生活坐标和每个人心中的标准”。

仔细分析这两个观点是有差别的。如果“古典文化的精华是确立当下生活坐标和每个人心中的标准”，必然会出现一个多元文化的“热闹喧嚣”，那么余秋雨讲的“减法”就没法做了。

紧接着，１月５日山东省教育厅向全省中小学下发的一纸禁令“不可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如《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内容”引发了争议，一时众说纷纭。有关专家表示，当前轰轰烈烈的中小学生“读经热”有盲目跟风和利益驱动的弊端，应该加以规范和引导。同时，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断章取义，营造“世外桃源”，而是要积极引导孩子形成独立判断是非的能力。同时有媒体报道,此前,湖北已有学校使用删节版《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等语句已经在教材中消失。

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解读过《弟子规》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去年11月在第三届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表示，有人问他这几年讲国学、讲《三字经》、《弟子规》，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在哪里？他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如果按照《弟子规》、《三字经》的标准培养出来的孩子，到社会上90％是吃亏的。

这段意思被争议中引用，于是讨论更加热闹。

后来钱文忠又说：“错的不是《三字经》、《弟子规》，而是在当下的社会当中，按照《三字经》、《弟子规》教育出来的孩子吃亏，我们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不是删改《三字经》、《弟子规》。并且钱文忠希望带动更多的人去重新发现传统典籍中的思想，发掘出一个文明历史的积淀。”

实际上争论远远不是这些，前几年余秋雨说：“当前读书最大的问题是无选择地滥读，这个问题不仅知识分子会遇上，普通人也会遇上，许多人仅仅听说某本书有名，就读了。更糟的是网上阅读，占据了大量时间。有人认为读书不是坏事，因为开卷有益，但大量的信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需要。古人赞扬一个人学问好，用‘学富五车’这个词，可古人‘五车’的书，信息量可能不及现代薄薄一本小册子。当今流水一样的信息对人的好处不多，却占据了宝贵的生命。”不难理解这是他说要“减法”的理由之一。

教育学者朱永新就不同了，朱永新连续五年在全国两会提案，呼吁建立阅读节，被誉为“读书改变人生”朱永新认为：“读什么样的书往往反映着一个人的生活情趣与价值追求，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读书会让人有一个宁静的心态、从容的心情、理智的头脑、开放的胸怀。”他还说：“要把读书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真正把阅读作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说非常搞笑，并非真的搞笑，而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中国解放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这些讨论还停留在“五四”那个时代，甚至还不如那个时代——这就非常搞笑了。

上个世纪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作为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运动，是由高等教育界的教授和学生共同发动的。有许多人一直在误解“五四”运动，认为“打到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之后民主教育思潮、民族教育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教育思潮构成了“五四”以后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格局。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

梁漱溟三十年代在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以教育的方法，来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陶行知、晏阳初、俞庆堂在乡村教育的贡献是上个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的典范。

就连梁漱溟先生都已经不是一个铁杆“儒家”，那么把“三字经”全文让幼小的孩子读究竟好不好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三字经”浓缩整个儒家封建文化之大全，含有糟粕也是难免，这是“五四”之后梁漱溟先生都看透的问题，现在让孩子全文背诵“三字经”难道不搞笑吗？

中国教育改革中提出了一部重要的法律就是《义务教育法》，很快社会上就出现于这部法律相对抗的学校——私塾。私塾后来被禁了，但又以社会力量办学的名义获得合法地位，然后越演越烈，我的外孙，不到四岁就在幼儿园里全文背诵《三字经》——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事情。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倒不如说在为了谋利益；倒不如说是复活“复古文化”，倒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取向的倒退。

于丹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于丹说：“我父亲是学国学出身的，他的国学底子非常好。他教育我的方式其实是我一直感激的，我觉得我们家最重要的教育，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方式，不在于让我记了多少东西，而在于让我从来没有反感过，我一直就认为是玩儿着的，如果我半截跑了他正说到一半我跑了，我从来没有被爸爸拎着耳朵给揪回来过，跑就跑了，下回再说。……”

于丹小时候跟父亲学国学，想跑就跑，也就是玩玩，而父亲的教育方式更值得今天的教育学者们深思。

“三字经”并不长，连标点符号在内不足两千字，我父亲也是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我小时候，他就只给我讲了《三字经》其中六个字：“融四岁，能让梨”的故事。而《三字经》全文我是在批林批孔的时候才读到的，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

今天的这个争议确实有点搞笑，教育改革，越改越倒退。山东省的做法并无不当，但却惹来非议。这个结果看来很意外，但仔细想想也在意料之中。

与其说“按照《三字经》、《弟子规》教育出来的孩子吃亏”，倒不如说整个社会价值取向与《三字经》、《弟子规》格格不入。当整个社会是讲权，讲钱，讲既得利益，那么还有什么大道文化，大爱文化？还会有“融四岁，能让梨”？

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演绎成“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发生变化，为什么“读书无用论”屡屡抬头，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医生看病要红包成为一种惯例，为什么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为什么房价一个劲的上涨？诸多的现象透视的都是对利益的争夺，这就是被扭曲的社会价值。

南京彭宇案震惊得是整个社会，曾被媒体评为2007年最具影响力的十大事件之一，而此案中法律与道德的讨论一度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而后出现的“八旬翁倒地无人敢扶”、“行人不敢施救武汉老人身亡”、“83岁退休干部路边摔倒 在众人围观下猝死”，人们必然追问“大爱文化”何在？“大道文化”何在？

笔者认为被拷问的不仅是教育，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在被扭曲，这是整个社会的倒退，其中最要命的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夸夸其谈的官场文化。

站在这个角度上看，“三字经”怎么读的争议确实有点搞笑了，如果连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现代性，创新性都搞丢了，还谈什么先进文化？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