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反冒进”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大跃进”毛泽东鼓劲又鼓劲

                     (4)

 

              毛泽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并写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4月5日正式发表。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公开表态。文中说：

    “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崇拜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

    “我们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共八大也曾公开表示过反对个人崇拜，并作过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

    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郑重通过的具有约束力的正式文件。

    但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时，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却作了另一番解释。他说：

    “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绝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随声附和，要打倒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现在既有个人崇拜，也有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很舒服。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反个人崇拜，“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这个结论一下，不只彻底推翻了八大通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主张，而且给主张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

    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过程中发现，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周恩来总理搞了一些调查，提出1956年的计划要调整，过多的基本建设项目要压下来。但是毛泽东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但不能压，还要增加。在1956年下旬的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

    会上，刘少奇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要增加基本建设的意见，在大多数人中间通不过，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而且对这种场面的出现受不了。

    接着是，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经济工作中的反冒进的问题。此后一个时期，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不再提及“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了他，推翻了他的“多、快、好、省”路线。

    于是，毛泽东从1957年10月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反击。他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要恢复这几样东西。

    同时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对1956年反冒进进行猛烈的抨击。他说，反冒进，“这是政治问题”；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指责国务院是搞“分散主义”，强调权力要集中于“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毛泽东又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迫使周恩来多次作检讨。

    在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氛围下，参加1958年3月成都会议的省委书记和中央委员们，开始吹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毛泽东讲话后，人们纷纷发言说：

    “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

    “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

    “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

    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由这股个人崇拜之风刮起来的。

    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在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

    林彪则乘此机会，推波助浪，高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到了“文革”期间，林彪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顶峰。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当代的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泽东提出总路线 周恩来检讨再检讨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5月5日下午大会正式开幕，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和邓小平作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中，对国内主要阶级矛盾作出这样的分析：“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是继毛泽东在八届三中代表会的讲话之后，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

    《工作报告》中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做了检讨。事前，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周恩来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发闷，他从5月10日起，开始进行认真的准备。周恩来在写检讨发言时，对秘书范若愚说：“过去起草文件，是由我先谈内容，由你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我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我讲一句，你记一句……”

    就在这时，陈云打来电话。接完电话之后，周恩来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来。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要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秘书建议，他暂时离开一下办公室，让总理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后再叫秘书来。周恩来同意了秘书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点了，秘书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到。

    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颖超把范若愚找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范若愚把周恩来同意了他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颖超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

他们来到了周恩来办公室，她和周恩来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勉强地同意了，还是由他口授内容，秘书回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秘书引用了一句成语：“我和毛泽东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主席……”周恩来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周恩来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

周恩来在他的检讨发言中说：

“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周恩来在想：总理是由主席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既然自己被认为是错误的，自己可以不当总理。但如果直接提出辞职，容易被误解为进一步顶抗。

所以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出辞职。

    从那样一个不正常的“大跃进”年代起，周恩来这位国务院总理便开始踏上了他后来不无感慨地称之为“如履薄冰”的晚年政治生涯。他的全部治国安邦之才，始终在一个不可违拗的最高权威允许的限度之内，万分谨慎地施展着。用尼克松的话说，周恩来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毛泽东打算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

 

    柯庆施于1954年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上海局，至1965年4月9日去世，前后整整十年。讣告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柯庆施1922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20世纪30年代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抗战时期到延安工作之后，仕途便多次坎坷。在整风审干期间挨过整，他的妻子因此自杀。

    建国后，柯庆施在短短数年间由南京市委书记擢升到江苏省省委书记，已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高岗结成的“反党联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柯庆施出任上海第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诬为“内奸”；另一件事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大事对上海以致全国都影响很大。为此，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都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评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说：“我写不出。”周恩来除了检讨别无选择。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

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

与会者邓小平（总书记）和许多同志一致认为：“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在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尚昆存。”                        柯庆施

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人际关系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有人说，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以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这样一来，柯庆施虽然未能取周恩来而代之，但自此明白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上庐山时，柯庆施所准备的材料全是关于纠“左”的。当毛泽东将彭德怀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时，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来批“右”的材料。在7月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闻天的发言。果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柯庆施向毛泽东进言：《海瑞罢官》借古讽今。如果说诬陷《海瑞罢官》是“破旧”的话，那么鼓吹“大写十三年”便是“立新”了。于是，这位“好学生”标新立异，在1963年喊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从60年代初，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做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欢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因病（肺癌，另一说法是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在成都逝世。不然，真有可能取周恩来而代之，当上中国的总理。（有关柯庆施的死亡情况，请见附录。）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过火的严厉批评，造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谁也不敢再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党内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党的干部中又有相当多的人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左”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狂潮，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最后造成了千万人饿死的悲惨局面。

    后来，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毛泽东终于拐弯抹角地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又把犯错误推到“客观原因”上。

    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他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三年大跃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困难，闯下了大乱子而难以收拾，于是毛泽东决定重新起用陈云。

    1962年，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没有任何要求，没有任何顾虑，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对于农业问题，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才能较快改变农业连年大幅减产的局面，并准备向毛泽东提出这个意见。有的同志听说后，劝他要慎重，要三思而后行。他对秘书说，这事关系到党的声誉、人心的向背，我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明明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怎么能延误时间？

    7月初，一向深思熟虑不随便讲话的陈云，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几位中央常委提出：可以用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建议被否决，而且还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又一次被打入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