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审计局长遭降职处分中的“肯定性”

杨于泽

     江苏海门市审计局局长施平日前曝出“招待门”，经有关部门调查，现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施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热闹一时的海门“接待门”，大概要就此关上了。

     据新华网昨日报道，调查结果显示，网民质疑施平的六大问题，包括收受审计对象红包、公车私用、自创内部杂志拿稿费、挥霍公款等，虽在数额等方面有出入，但海门审计局及施平本人确实存在不同程度违纪违规行为。按照有关条例规定，政纪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现在给予施平行政降职处分，算是比较“从严”了。

     这样的处分，看起来是对有关人员及其行为的惩诫，显示了明确的否定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也暗含着某种肯定性。海门市审计局26人跑到审计对象那里度假、每人收受500元红包，施平自创内部杂志拿稿费多达1.81万元，全局三年招待费近百万元，问题不能说不严重。但降职之类的处分意味着，违纪干部仍然是我们的“同志”，其身份还是人民公仆，官照当。被降职使用的官员，可能还“原待遇不变”。我们认为他们犯了错误，有缺点，但可以原谅。

     这样说，似乎有点钻牛角尖，有点苛责我们的领导干部及相关制度。人非圣贤，人无完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领导干部应当严于律己，但也应当容许他们犯错误，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这要看他们犯什么错误，也要看我们基于政治伦理容许他们犯怎样的错误。缺点错误，我们当然不必苛责；但错误越过某种边界，其实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是不能原谅的。

     仅以公车私用为例：一般性公车私用，被发现后补缴相关费用，公开向民众道歉，也就过去了。但越过边界，就不再是所谓“违纪”。2003年10月，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车到一港口，且布赞卡支付了车费，也必须坐牢6个月。施平用公车送家人至上海看病，比布赞卡公车私用要严重得多，结果却仅被认定违纪。

     自然，现在领导干部“违纪”问题很多，依法不是不可以问之以罪，但从我国法治与吏治现状来说，我们还真不能过于较真。现实情况是，不少腐败分子动辄贪污受贿上百万元、过千万元，相形之下，公车私用、自创杂志套稿费、公款招待等违纪行为只能算“小节”、“缺点”。单纯违纪的干部相对而言是些“好人”，让他们陪陈同海、陈绍基们坐牢，确有不公平之嫌。

     但是，对“违纪”官员轻拿轻放，无疑是对“违纪违规”的激励。因为“违纪”行为很普遍，我们法不责众，只能从轻发落。也正因为我们对“违纪”行为轻拿轻放，领导干部们感到反腐有“长子”顶着，根本不把党纪政纪当回事，“违纪”行为于是遍地开花。“违纪”不仅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习惯成自然，俨然成了领导干部的一种日常生存状态。这已形成因果循环，构成目前吏治的困境。所谓大贪大恶者，也往往始自“违纪”，并最终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