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二)

          刘少奇挨批 林彪外逃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章  毛、刘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3)

 

                  信阳事件  吴芝圃下台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给了李富春。10月24日，李富春又将此材料报送毛泽东。至此，信阳事件终于“东窗事发”。

    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沉思了两天。26日，他把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毛廿六日上午。”

    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可看出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死亡人口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信阳事件不过是河南悲剧的缩影，河南悲剧则是“大跃进”、“反右倾”酿成的恶果。

    悲剧从1957年就开始了。

    那年夏天，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把潘复生打下去，自己取而代之，当上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此后，吴芝圃成了毛泽东召开的各种会议上的常客，地位显赫。这个极左分子的上台也就揭开了河南历史性悲剧的序幕。

    由于省长敢斗省委书记，于是上行下效，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里，斗得更凶。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到处都有，吹牛浮夸之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只有281亿斤，而河南省委竟然把它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向农民逼粮食而采用捆、绑、吊、打、捕等手段。

    1958年11月底，在河南的密县，就已经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件，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然而，省长吴芝圃还在热昏的状态之下，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在庐山会议上起劲地“反右倾”。

    “共产风”再度刮起，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一时间，全省上下都笼罩在阴霾的恐怖气氛之中……

    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活活地将他整死。

    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一个公社去主持“反瞒产”运动，由于农民无粮食上交，他便大打出手，一天竟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一个体弱多病，骨瘦如柴的农民，被他当场活活地踢死……

    整个光山县的公社一级干部，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的竟占百分之九十三。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整个信阳地区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吴芝圃这时还有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得了重彩，名声大噪。现在他又突发奇想，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在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兴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的别墅群。别墅群内除了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之后，“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也没来郑州开会。

 

 

                文涧泉向毛泽东告“御状”

 

    “大跃进”的时候，为了追求“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严重泛滥。当时在水稻和种植上，一些领导干部要求地翻三尺，插秧要插三四寸（指间距和行距），还说这是“科学种田”，谁不接受就是反对“大跃进”，也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在一些公开场合，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以一个老农的经验，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受到批判，被戴上了“保守”、“落后”的帽子。他哪里受得了这口气，“问我表弟去，到底是他毛泽东这么搞的，还是下边这么搞的。”1959年初，文涧泉再次赴京。

    因为没有预约，几次到新华门都被卫兵挡驾。他打电话，对方回答：“毛主席外出视察。”文涧泉是个犟性子，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一天，突然在报纸上，看见一条毛泽东在京会见外宾的消息，他急匆匆地赶到新华门。

    “我是毛泽东的表兄，我要见毛泽东。”四个卫兵一动不动。文涧泉无计可施，便一屁股坐在大门口边上。

    事情真巧，文涧泉没等多久，毛泽东坐车出门时看见了文涧泉。毛泽东立即让停车，把文涧泉接上车，掉头往菊香书屋开去。

    刚坐定，毛泽东问：“十一哥，你来了多久了？”

    “来了几个月了！”文涧泉没好气地说。

    毛泽东见来头不对，亲切地问：“住在哪里？”

    文涧泉：“人还冒死，摊了门板。”

    毛泽东追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文涧泉把几个月的苦熬苦等尽数倒了出来，最后说：“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搞清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在的干部管得太多，农民怎么插秧也由他们说了算，硬要插三六寸，甚至三四寸，我作了一辈子的田，还冒看到如今这个密法。”

    毛泽东点头，那时候他还喜欢乡下客人来谈点实实在在的情况。

    “我文涧泉也不是要摆狠，但是我就是不同意这个密法。这下好了，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是‘经验主义’，还组织批判我。我挨点批不要紧，大家都这样乱搞，粮食大面积减产，要饿肚子的。”

    毛泽东知道文涧泉心直口快，便说：“密植问题我会过问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合理密植才是科学态度。”

    文涧泉听了这话，火气消了，起身说：“我明天就走。”

    “你这次来受苦了，再住几天，不要你睡门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

    后来中央正式发文纠正农村干部的“五风”问题。

 

 

                    两农民进谏毛泽东

 

    1960年9月，湖南湘潭和湘乡的两个农民，动身去北京，要向毛主席提意见。

    这两个农民，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一个是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目睹农村现状，他们都想向毛泽东面陈实情。毛泽荣说：“现在干部群众都怕讲话，只有我们直接向主席三哥报告才行。”文东山也说：“1954年1月我在北京见到主席，他向我了解农村情况，反复叮嘱我要讲真话；如今问题这样严重，只有直接向他汇报才行。”

    两人于九月下旬到了北京。时值国庆节前夕，毛泽东特别忙，没有时间接见，他们就住在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时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家里。

    时间一天天过去。国庆过后，他们催了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时间接见。毛泽荣说：“他没有时间，我们自己去找他。”随即拉着文东山到了中南海警卫局，请接待室的同志打电话找毛泽东。毛泽东正在开会，闻讯嘱咐接待人员安排两位老人在中南海接待室住下，等候接见。

    又过了几天，他们两人与王季范终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荣讲话像打开闸门的坝水，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汇报两年多来家乡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公社和生产队干部向上虚报产量；又不按科学种田，为了多插一季稻谷，强令社员正月下种，结果烂了禾种，便减社员的口粮；还盲目下令社员密植，结果减了产。

    不少干部作风不民主，有的作风恶劣，只能按他讲的办，社员有意见不敢提，谁提谁就会被戴上“反党反红旗”的大帽子。

    大办钢铁，大办水利，青壮年全部上了工地，家里只剩下婆婆老倌和细伢子，稻子掉在田里，红薯烂在地里，都不能及时收回，弄得大家口粮奇缺。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的鸡、鸭、猪等家禽家畜一把没收，搞得鸡犬不宁，差不多都绝了种。

    公社食堂越办越糟，粮食越来越缺乏，现在不少人只能吃到米糠、煮烂白菜；社员出工不出力，也没有力气干活；不少人因吃不饱，得了浮肿病，疗养院住了好多人，医疗跟不上……

    最后，毛泽荣提高嗓门说：“主席三哥，这些情况，干部都不敢给你汇报。你住在北京城里，天高皇帝远，不知道。现在乱了套，会要饿死人，你得管一管呢!”

    文东山接着说：“主席，你知道我们韶山是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三县情况都一样哩!你可以派人去调查。”

    王季范也附和道：“是啊，你可以派我每年到两个省视察，以调查一些真实情况。”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了解他们，绝不会做假，绝不会撒谎。事实能不相信吗?王季范说：“莫说农村这样，我的粮食也不够，每天只有七两米，两个孙女孙儿王海容和王少华在校读书吃不饱，经常把我的饭吃个精光，真是饿死老人，救活小孩。”

    毛泽东忧郁地说，看来得采取一些措施，得想办法。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派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率领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

    胡乔木率中央调查组于3月下旬到达韶山，与湖南省委调查组共同组成中央、省委调查组。组织上派毛华初(毛泽东弟弟毛泽民在老家爱人王淑兰的养子)陪同胡乔木在韶山调查,研究农村食堂问题。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以解决公社化以来出现的各种问题。

    中央调查组到韶山的消息，很快在附近一些农村传开。邻近韶山的湘乡龙洞公社许多大队的群众纷纷去韶山打听消息，反映几年来“五风”严重，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水肿干瘦病人多，死人严重等情况。据此，省委调查组即电告湘乡县委，速将上述情况查明，专题报告中央调查组。

    4月12日，湘乡县给中央调查组报来了《关于我县龙洞人民公社谷阳、平里、城前三个大队人口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4月13日，胡乔木与王力及省委政策室毛华初等人到沙田公社和陈赓公社的几个大队视察，发现几个大队死人现象也很严重。

    4月14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信，连同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四个材料，要毛华初送交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胡乔木在信中说：“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关于韶山公社的一些情况，请毛华初同志面报。”

    毛华初随即将所带信件、材料及自己写给毛泽东的一封简信一并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请他转交毛泽东。当晚毛泽东看完了所有信件和材料。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对材料作了批示，让张平化当日印发给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予以讨论，并送刘少奇、王任重、王延春。

    4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省委蓉园四号楼接见毛华初。毛华初汇报说：“我陪乔木同志在韶山调查，还到了湘潭县和湘乡县等地听取汇报。我们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意见。看来当前农村水肿病比较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影响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群众迫切要求解散食堂，他们说食堂这个办法要不得……”

    毛泽东问：“公共食堂为什么群众不愿意，而办不下去呢?”

    毛华初回答：“主要是吃不饱，不自由。”

    “粮食都是那么多，为什么在食堂就吃不饱呢?”毛泽东又追问。

    “主要是吃法不一样，一家一户大小人丁吃多吃少不一样，论证多吃一口，少吃一口也就过去了，再加上自留地小菜半年粮，主粮就吃得少。”

    毛泽东理解地点点头，又问：“办食堂为什么破坏山林那么严重?”

    “办食堂吃饭人多，用大锅大灶蒸饭，茅草不经烧，火力小，而木材火力大，所以树都砍来烧了。”

    “依你们看食堂不办为好?”毛泽东问

    “是的。”毛华初答。

    毛泽东听了，严肃地说：“你谈得好，说了真话。当干部汇报情况都要说真话。有些人向领导汇报情况说好不说忧，结果害人不浅。关于解散食堂问题，我一个人不能独自决定。即使要散，也得经中央讨论决定。因为这是关系到全国的问题。”

    4月17日，毛华初从长沙回到韶山，向胡乔木汇报了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当即召开调查和公社干部会议，布置进行解散食堂的试点。

    社员听了要解散食堂，又分给屋前屋后自留地，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说中央调查组是“青天”，为农民松了绑，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

    1961年4月26日，党中央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

    在毛泽东组织农村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党委负责人都深入农村，亲自作调查研究，先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解散食堂的意见。5月下旬至6月上旬，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中央在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正式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