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大约有1000多件字画、 3000多件瓷器，1000多方砚台，1000多面铜镜，扇面、雕塑、书籍等等其他的各种类收藏还有许多。”，他的家更像一个“博物馆”。 ­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黄将军开始有意收藏被政治运动和“破四旧”冲击流落的各种文物。 ­

　　黄宏将军收藏的眼光独到，他看重的是某件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而不太在意其精美完整与否。客厅电视后边放着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甚至有些粗陋的青花罐子。黄宏拿起来说：“你看，这个罐子的花纹虽然简单，但却蕴含着佛教和波斯文化，是典型的海水海马璎珞纹，现在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也陈列着类似的文物。这个罐子背后有着精彩的文化交流故事。” ­

　　黄宏将军收藏有八思巴文的元代瓷器，当时在古董店发现的时候，为了不引起店主的注意，他把4个四系瓶全买下来了。“店主也知道这是八思巴文，但他不知道其背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不知道全世界书有八思巴文的瓷器，文献记录只有两件，而八思巴文四系瓶现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并收入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 ­

　　除了瓷器、字画等传统意义上的“古董文物”，黄宏收藏的书籍也蔚为大观。从书房、卫生间到客厅堆着半人多高的书。“我有30年代的《续西行漫记》，1940年在延安用马兰纸印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东北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1920年出版，收录有周恩来名录的《南开同学录》。”对于自己的藏书，黄宏很自豪：“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前的 34个版本，我就有24个版本。” ­

　　这些书是黄宏“理论人生”的有力支撑，改革开放30周年，中宣部聘请黄宏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的总撰稿。迎接世博会，上海聘请他担任电视片《大江入海流》的总撰稿。纪念艾思奇诞生100周年，云南省委又特别聘请黄宏担任电视文献片《一代哲人艾思奇》的总撰稿。目前，他正在编写“记忆中的苏联丛书”，从电影、美术到文学作品，都充分运用了他的个人收藏。 ­

　　系统的藏品，加上丰富的藏书，成为黄宏研究收藏的坚实依靠。他先后在《中国收藏》、《中华文化画报》、《文明》等刊物上发表了《秦权当歌》、《汉酒溢香》、《著鸠于杖》、《虎虎相欢》、《以虎为枕》、《古代香事》、《飞天铜镜》、《徘优成趣》、《中国大宁》、《集扇雅谈》等系列收藏鉴赏文章。他已列出70多个题目，计划用3年的时间完成，每篇上万字，用图文并荗的系列文章，让自己的藏品活起来。 ­

　　“器物只是文化的载体，这些东西机缘巧合，在我手上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我就有责任把它们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开掘出来，留给后世。我收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器物的文化符号破译出来，努力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

收藏贵在坚持­

　　“三个人生”把黄宏将军压缩得几乎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只要在家，就要接待专家、记者、出版社、军界、理论界、收藏界的朋友，几无虚日。 “今天我已经接待了5拨客人，刚送走出版社的人。事情太多，必须抓紧时间。”­

　　有人好奇，黄宏将军拥有数以万计、门类庞杂、其中不乏国宝级的藏品，这些藏品是如何收集起来的呢？­

　　用黄将军的话说，“我就是个地摊文化。”在中南海上班时，每天下班，先坐4路公交车到琉璃厂去转上一圈，然后才回家。在玉泉山给中央起草文稿的时候，黄宏也是雷打不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从玉泉山骑自行车到苹果园，坐地铁再换公交去潘家园，淘完再赶回去上班。那时候的潘家园还是一片荒郊野岭，有的人清晨四点打着手电就在那里淘了。黄宏说，“我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肯定是坚持得最久的，一坚持就是30年。作为一个学者，我所有的收藏，都是用自己的工资、稿费、讲课费，好在捡漏是我的常态。”将军坦然地说。­

　　黄宏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他说，“我是个零消费，不抽烟，不喝酒，不桑拿，不泡吧，我是月底综合症，到了月底，虽然不像曹雪芹举家喝粥酒常赊，但工资、稿费、讲课费大都用来买了东西。” ­

　　“很多藏品上都有印章，写什么‘宜子孙’、‘子子孙孙永宝之’，实际上这都不可能。要不然怎么会到我的手上？”黄宏说，他从没有打算把藏品变成钱或留给后代，他的目标就是在家乡云南建个博物馆，为云南建民族文化大省做一点贡献。“我不过是个暂时的管理者、守护者。老山作战，作为主攻部队，我这个团伤亡500多人，我实实在在是个幸存者，已经有三个人生，足够了。” ­

　　再给黄宏将军打电话，他又刚从云南回来。最新的消息是，博物馆的事情有了眉目，愿其好梦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