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重庆模式
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重庆模式》近日在北京举办新书发布会。作为第一本解读重庆“新政”的公开出版物，《重庆模式》比较全面地解读了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的系列“新政”。该书由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重庆市政协委员苏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著名经济学家杨帆教授等撰写。
“重庆模式”的概念甫一出现，便与“唱红打黑”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一起，引起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各界观察者都对重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支持者和持异议者纷纷发表意见，甚至产生了巨大争议。然而，仔细研究这些意见，却发现在“媒体的狂欢”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庆模式”的全貌。与一些高端媒体从“重庆模式”涉及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从耳闻目见的某个侧面来解读“重庆模式”，更有人将个人情愫强加给“重庆模式”，而忽视了重庆“新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为了让人们全面地了解“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这本专著。
该书秉承“客观描述、主观诠释”的理念，对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系列“新政”进行梳理，同时对“重庆模式”的概念、“重庆模式”产生的背景、“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及其“重庆模式”的意义做了全面阐述。
虽然理论界对“重庆模式”一直争议不休，但是人们对“重庆模式”内涵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该书作者第一次明确了广义“重庆模式”的概念，认为，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市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发展路径”，强调了其系统性和社会发展路径的属性。
作者告诉记者，“重庆模式”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模式”，并明确表达了“中国战略转型对重庆的期盼”。
诚如书中所言，近几年，重庆在打击黑恶势力、统筹城乡发展、解决民生问题等经济社会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其成绩也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然而“重庆模式”能否得到长效机制的保障，“重庆模式”能否成为“中国模式”的新版本，人们还需拭目以待。本书出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即推进对“重庆模式”研究的深入。
解读重庆模式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韦黎兵
“清理场地，筑巢引凤”，也许能完整概括重庆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时借助中央特惠政策，利用国有土地和老工业存量资产撬动银行融资，重庆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和老国有企业改造，此后，借吸引沿海工业梯度转移和重化工业大量投资，重庆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起飞
东边不亮西边亮
一场金融危机让中国曾经的增长典范——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增长模式遭遇滑铁卢。
一季度，中国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的外向型经济体中，浙江和上海的GDP增速垫底，分别是3.4和3.1，而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是5.8，都低于全国6.1的平均水平。
就在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之际，中国政府迅速做出了内需导向的战略转移。而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由于路径依赖等诸多原因，要实现迅速转身，绝非易事。
于是，中国开始转向内陆，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山城重庆，这个中国无论是南北还是东西的几何中点，就这样被历史推到了前台。
2月5日，国务院对外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务院3号文件），把重庆定位为未来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长江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等。“我觉得党中央、国务院给重庆的定位以及国务院三号文件的政策措施，不亚于1990年浦东开发对上海产生的推动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黄是开创浦东经验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任浦东开发区副区长。
“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的时候，正好是1989年以后全世界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之时，经济比较低迷，但是浦东开发一启动，那些政策推动上海半年以后就产生了一个经济高潮，大幅度的投资，大幅度的增长，浦东浦西全方位的发展高潮就来了。”黄解释说。
国务院3号文件公布之时，正是中国经济遭遇巨大困难而不知道底在何处之时。而当时的重庆却上交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2008年的GDP达到14%，高出全国近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重庆在2008年上半年就敏锐地注意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比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早几个月推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税金融政策。此外，当时重庆提出了2009年的GDP目标为12%，一度是全国最高。
几乎就在同时，“重庆模式”的提法开始流传。《亚洲周刊》把重庆模式看成是“中国经济反击金融海啸的新路径”：以内销为主 (重庆的内销占工业产值九成)，启动内需，融合城乡，超越城乡二元结构之弊，用低税率刺激民间消费，落实家电下乡政策，并大力发展自己的汽车工业、通讯业和高科技产业。
“今天中国经济的重庆模式，带来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希望。”该刊主编邱立本在一篇社论中写道，“中国不再是靠全球化的红利，只为西方人的消费而服务；也不是靠城乡二元化的红利，不断剥削民工来赚取巨大利润。中国还是回归自己内部的巨大市场，开发那些长期被忽视的能量。”
而重庆，似乎对“重庆模式”的提法不置可否。重庆市政府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国务院3号文件的诸多政策落地。“3号文件是一套系统完善的大政策，其全面落实之日，就将是重庆经济腾飞之时。”在2月底的一次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政策不可能‘送货上门’，要把3号文件中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主动与中央有关部委进行对接。”薄熙来强调。
自那次会议之后，薄忙着对重庆的40个区县次第进行考察，敦促3号文件的落实。
与此同时，基础建设投资正在加快进行。
本周四，在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世界第一拱桥”重庆朝天门大桥正式通车。这座主跨达552米的“重庆最美的桥”，将打通重庆南北3个CBD（中央商务区），被看成是重庆CBD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而上周一，就在重庆北边的江北嘴CBD上，一项总投资额达300亿元的商业地产项目金融街举行开工奠基仪式。“这是重庆首次以公开的方式提出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重庆市金融办主任罗广说。“三个月换一版地图”的重庆，即便本地人也有时感到陌生；对许多投资重庆的企业家而言，重庆2005-2008年三年实现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盛况，更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
作为中国内陆惟一的直辖市，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三峡库区和移民区，重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政府投资基建新模式
1999年国家决定西部大开发，中央政府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使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迅速发展。更有用的是干部的配备。2001年黄奇帆任重庆市副市长、2002年交通部长黄镇东转任重庆市委书记后，重庆的基础设施开始迅速起步。
但是，此时处在打基础阶段的重庆，仍然面对两大问题：历史遗留的老国企问题（占重庆工业比重70%的国企全行业亏损），和基础建设的资金问题。说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重庆市政府也试图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但收效甚微。
黄奇帆如此解释：重庆的高速公路，每100公里就有60公里的隧道、桥梁，每公里的投资在8000万元左右甚至更多，比其他地方多一倍。这么大的投资，车流量在开始的阶段又不多，没有一家民营企业来干——年年招商都没有老板来投资。
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因此导致的高物流成本和产业配套问题，让民营企业来此投资望而却步，重庆的引资水平一度不如中国最落后的贵阳。
于是，政府只有自己出面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以期“筑巢引凤”。
分管金融和国资委等工作的黄奇帆开始出招。黄奇帆从上海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兼经委主任任上升任重庆副市长，更重要的是，更早时他作为浦东新区开发办副主任，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对浦东以土地为核心，滚动开发筹集建设资金的操作过程非常熟悉。
到重庆一年多，摸清重庆家底、熟悉实际情况后，从2002年年末开始，黄奇帆开始在重庆逐步建成政府控制的八大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投融资平台公司（俗称“八大投”），为城建融资，为国企改制提供资金。
黄奇帆的核心是整合集中政府资源、充分将存量资金资产资本化，利用国有土地杠杆撬动，向银行和市场借钱投入基础建设和老国企改造。
6年间，八大投年均投资300多亿元——2008年380亿元，建成了重庆重大基础设施的75％，包括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多座城区跨江大桥、还有150公里地铁、轻轨，也包括投资100多亿的大剧院、科技馆等十大文化设施，投资了200多亿的重庆大学城。
但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
重庆模式——即将全线铺开的中国模式？
辛华
对于重庆，国人的兴奋点，一般都在‘唱红“”打黑“这两件事上，堪称深得民心；重庆的百姓所津津乐道的，还有诸多的惠民政策，他们惊喜：“共产党又回来了！”社会科学与经济学领域所关注的，则是 “重庆模式”，普遍赞许有加。香港《亚洲周刊》最近一期对此报道称，“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重庆模式”，在民众的交口称赞中，在中共高层的密集调研中，近来似已生成全国推而广之的破茧之势。
何谓重庆模式？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标准答案，她太神奇了，来的太突然了。只能试着把当下对其研究的一些观点归纳一番，可能力所不及。重庆模式应该是，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重庆引入惠普、思科等品牌企业的同时，将实现80%的零配件在重庆本土生产，不仅满足现有市民充分就业，300万进城农民的就业也不再成为问题。这种模式是良性循环的模式，是科学发展的模式。其中“五个重庆”方略的实施，可使重庆在不远的将来，天空更富氧，地面更平安，百姓更健康，环境更宜居，出行更顺畅。“重庆模式”，最早现身于房地产领域，重庆市执政者亮出了一个新鲜论点——“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重庆规划未来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屋，解决100到200万人的居住问题，使暂时买不起房的中下阶层百姓都能以最低的租金，住上房子。今年8月份，济学家郎咸平在广州的一次论坛上，对重庆大量推广保障性住房、引农民工进城的发展模式大加赞赏，并誉为“重庆模式”，且称只有“重庆模式”才能“拯救中国房地产”，也有不少专家学者都在研究重庆模式可否具有被复制的普遍性。这个重大举措被民间誉为中国的 “二次房改” 甚至被称之为中国的真正房改。重庆提出的“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已被中共高层所认同，前不久的中央五中全会，首次放弃了3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全面发展新纲领，中国将进入一个战略转折新阶段。
重庆模式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一样硬。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政权也是硬道理。所以才呈现出市民热情高涨，事业突飞猛进的喜人景象。重庆的改革开放，不仅毫不逊色于其它地方，而且经济增长得更快。其GDP增长率，今年将达到14.5%，明年预计为16.2%，两江新区1——9月份就已经实现了GDP769亿元，同比增长21.7%，比全国高出11.1个百分点。其中一场招商推介会，就引进了世界500强中的32家。重庆敏锐地抓住高铁迅猛发展契机，在产业园全面铺开进一步扩大轨道交通整车、高速列车、动车组装备及零部件生产能力的壮美蓝图，届时年产值将达到1000亿元。但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须臾不能忘记，我们还有敌人。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与中共是有着世仇的，他们永远视共产党为死敌，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也就永远视中共执政的红色中国为死敌，中国境内的西方走狗们，当然也要视中共执政的国家政权为死敌，他们做梦都想来个内外夹攻，一举推而翻之以后快。这就是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所在。
前面提到的“唱红”，实际是重庆群众“唱读讲传”活动的形象提法。重庆唱红，是民众自发的政治选择，那里党的组织顺应了人民的意愿，进而得到了民心，凝聚了民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论点：“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和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政府不大加提倡，便是等于放弃。如果连歌颂执政的共产党，歌颂现行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行，那共产党干脆解散好了，让位于普世自由派好了。攻击唱红，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再弱智的也会看清楚这一点。人民日报在12月3日刊登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的访谈文章，谈到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使得干部群众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逐年增多，2010年比上年提高了15.4%，达到68.5%。重庆大模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最乐于接受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像某些所谓精英所臆想的那样。思想教育不是不灵了，而是灵得很。连西方国家都很懂得思想领先，这些年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特别是对红色中国的和平演变，就收到了武力进攻更为有效的成果。只有主流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高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出来。重庆的“唱读讲传”，并非自由普世派传言的那样霸道。正像一位网友所言，重庆只是“我说我的”，从内容和渠道两方面尽力放大自己的声音；同时，你也可说你的，“唱红”并没有要求禁绝不同声音，很讲民主的。事实证明，红色理念占据了绝对上风，信仰开始得以尊重，道德开始得以回归，民心开始得以凝聚，经济开始得以提速。反观现在全国多地展开的所谓“反三俗”，则是自己提不出一套民间乐见的主流东西，昙花一现而已。比较两种做法，重庆模式自然高出一筹。
重庆威震全国的打黑除恶，不仅处理涉黑人员就多达370多人，破获了500多起杀人命案，还处理了公检法司系统中处级以上干部近100人。打黑实际上也是肃贪，重庆责令公务员限期“上交红包”和“停用超标公务车”，短短一个月内就就查收5500多万元，清理超标车6327辆。外地也有此要求，但不少地方却未见什么效果，并非是那里的干部没有一个收过红包的，百姓绝不相信。在重庆不交则是不行的，其后果会很严重，因为他们清楚得很，重庆市委市政府所要办的事没有一件是走过场的，玩的一定会是真的。如果将这种真的“动真格的”，延伸至全国肃贪，必将受到奇效。当今中国谁能把腐败打掉，人民就拥护谁，就像重庆市民拥护自己的政府一样。反腐倡廉，缺一不可，重庆转变领导作风的举措，还有干部“三进三同”，解决民众长期上访的“干部大下访”，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等，都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都应是无产阶级政治家，作为政治家，依照古训，只有修身齐家平天下，才能治大国如烹小鲜。一是要有素质，政治家的素质；二是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老百姓打心里往外念好；三是如果连自己家都弄得不怎么样，何谈治理国家？一些自由派人士攻击重庆模式说，这是人治，应该有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国家现行的大政方针不好，重庆只有敢于建立有别于国家现行的大政方针，他们或许才不会投反对票。国家的大政方针怎么能是不好呢？尽管问题很多，但其根本制度还是好的，起码比自由派们所鼓噪的西方社会制度要好，天壤之别的好。况且，国家的大政方针也不是重庆所能制定得了的。好的制度无非是保证好人+明白人+能人得以掌权。黑恶势力被铲除，贪官难有立足之地；好政策得以实施，人民得到实惠，社会向公平行进，重庆不正是这样的吗？
不能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政治人物。自由派最崇尚的是个人利益，资产阶级的一切理论都是以此为核心价值的，所以，他们便以自己的私有价值观念去揣度中共领导人物，只要干得出类拔萃了，好得未见有可与其比肩者了，便造谣说人家有野心，要上位。只要当官，大多当然都是希望上位的，但其中有个关键问题，却是他们的思想所无法涉及得到的，这就是“上位以后干什么？”如说他们上位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却恐怕造谣者们找不出任何根据，如为的是实现崇高理想，人民江山万年永固，为的是民众的福祉，社会的公平与进步，这个上位有何不好？这就不能称之为野心，而应该是雄心，马克思主义者的壮志雄心。如果当今中国的官员都能像重庆那样子了，想不天下大治都难啊。
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建党90年来的最大危机，依稀可以听到历史周期律的魔咒接踵传来。当下中国，住房、教育、医疗这新三座大山不仅没有移开半分，反倒还在迅速增高，而物价、养老、就业这三座更新的大山又压到了国人头上。上海房价最高的已经卖到了12万元/平方米，当年邓小平所提到的“百万富翁”，倾其所有也买不起其中一个厕所，至于底层百姓要买套婚房，可谓“两家三代加房贷，血拼一场是完败”。上海社科院一个调查报告从上海徐汇区抽样调查得出的数据：估算那里的家庭培养一个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需要48万元。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表明，群众有病时，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刘翔跑不过物价”，昨天没买菜，今天要买涨一倍，百姓掏钱都麻木了；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大相径庭，他说：中国的失业人口达2个亿。国人由所在企业支付社保统筹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在小型或个体企业的打工者和所谓的灵活就业者，都没有那份福利待遇，连大名鼎鼎的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也不给员工交一分钱的社保医保，他们都得自掏腰包去缴纳拿高如天文数字的统筹款，40岁以下的或者选择放弃。还有那个百姓骂不绝口的养老双轨制，皇粮族群退休后，居然还拿比其他老头老太高出几倍的养老金，当“高级老百姓”一直当到死。此外，还有官场腐败，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等。特别是自由化风潮在当今中国的畅行无阻。有很大一股强劲势力正在明里暗里地鼓吹普世价值和拱推议会制度。右派（即自由普世派）在一些互联网站已成为正面称谓，并得到国外仇共反华势力的全力支持和公开援助。其严重程度，其社会能量，远远超过上世纪50年代的右派进攻和80年代的两次风潮，和平演变，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当下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只要一唱红歌，就说你左，只要打黑反贪一发动群众，还说你左。不错，一些年来，中共一直在反“左”，但都把左倾中的左，加上引号，即反的是“左”，不是左。其中含义自明，中共绝不可能反真正的左。奇怪的是有些中共干部居然怕被指为左了，难道他们竟然不知正宗的左派正是中共自身吗？中共再怎么反“左”，也绝不会把自己反到右派那边去。那些号称右派或以右派为荣的自由派人士，实际上是把自己摆到了与中共的对立面。不愿意当左派甚至想当右派的党内人士，特别高级干部，应该选择退出，不要指望死后覆盖党旗，更不要指望被冠以 “无产阶级革命家”称号。其实，重庆党组织是非“左”非右的，他们只是成熟的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地方上的科学理论与客观实际有机结合的党政卓越领导人。他们坚持革命原旨，却不循规蹈矩；继承先辈传统，又不走回头之路；遵循既定路线，又善于纠正偏差；既坚持后30年好的，也坚持前30年好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握现实，寻求突破，总是能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抓住关键，找到办法，一蹴而就。重庆模式，每每都是大手笔，篇篇都是大文章。中国是个讲究循规蹈矩的国家，官场尤其如此，中共当下很需要这样一股生气，这样一股清风。
然而，人类历史是不会不眷恋工农大众的人民政权的，她那一抹绚烂的曙光，又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西部，重庆模式，或许就是专为中共破除历史周期律怪圈而横空出世的。
李长春同志高度赞赏重庆“唱读讲传”，周永康同志强力支持重庆打黑，习近平同志则对重庆的打黑唱红以及科学发展路数予以了全面肯定。重庆打造的统一选任、公开选拔、下管一级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推广。对于重庆模式，胡锦涛铁定也是支持的，没有最高领导的支持，任凭是谁要干任何事，也是干不成的。甚至高层把重庆托付于薄熙来，就蕴藏着试水、继而推以广之也在情理之中。但党内的反对者也肯定会有，起码贪官都会百分百地反对，至于中央乃至高层中有没有，我不知道，不能乱讲。
重庆模式，来的太及时了，简直就是恰逢其时。在2012年9月份之前的不到两个整年的时间里，对我们国家而言，正处在一个高度敏感的关键时期，老一代革命家们都不在位了，届时，跟班过老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人们也可能都不在位了，西方普世邪教正在实施对红色中国各个领域的侵略，反毛仇共反革命的言论充斥中国各个角落，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革命，人民与敌人，正在中国这一历史拐点上，进行着一场近体肉搏的生死决战。他们畏惧中国共产党人都是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畏惧与之毫无抗衡之策和还手之力的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必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假借中共内奸之阴阳手，或者使用恐怖手段也不无可能，目的是使其蒸发于18大之前。借用[康无为]网友的话，稍加改动，作为本贴的结束语——重庆模式属于这个时代，重庆模式就是为这个时代而来的，错过重庆模式不是她的错，是我们的错！重庆模式，即是历史送给我们的宝器，也是历史放弃我们的借口！
老工业基地改造
作为中国六大老工业基地，重庆必须利用老底子，激活老国企。重庆的办法依然是利用土地收益，债务重组，实现老国企产品结构升级。“八大投中，其他的比如高速公路投资公司，各省模式都差不多，但渝富模式是重庆独有的。”重庆发改委资金处处长刘旗借用黄奇帆的话说，“渝富实际上就是重庆的中央汇金公司。”
令刘旗印象最深刻的是渝富开始的第一单大买卖——化解大型国企不良贷款。2004年渝富成立之后，从国开行贷款，以22.5%的平均受偿率，打包收购工行重庆分行1160户国企157亿元的不良资产，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成功解救国企，同时为银行降低了不良率。
渝富的另一手段就是为通过土地置换，让老国企搬迁升级产品，重焕活力。
2007年，渝富通过国开行贷款，75亿收购重庆钢铁集团7500亩土地，为重点解决整体环保搬迁资金。“渝富收购重钢的土地现在已能卖到几百万一亩，最高的时候卖到六七百万，渝富不仅赚钱，也可以以此为抵押继续融资，而重钢则另外筹集95亿资金后，实现搬迁改造，放弃建筑用钢等低端产品，开始升级为船用、车用等钢材生产商，产量也将翻番。”重庆社科院研究员李勇说。
债务重组和异地搬迁改造升级，让重庆老国企完全轻装上阵，借着国内重工业的蓬勃发展再现生机。
通过债务重组和异地搬迁等办法，借上国内重工业市场迅速发展的契机，重庆国企开始大变身：截至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元，比2002年的1700亿元增加了4倍，这在整个中国“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显得非常扎眼。
自然，没有中央政府老工业基地改造和对直辖市和西部城市重庆的特殊政策，渝富模式就没法实施。2004年，渝富的银行债务处理模式，就经过时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的特批。
但是，国有企业的强势快速发展，让重庆民营资本感到不公。在民营企业之间流传的说法是：“国企把肉都吃了，我们只能喝汤。”
反对八大投模式的人认为他们是政策照顾的结果，八大投不过是占有和利用了国有土地收益而已。而支持者如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则认为国企承担了公共职能，可以增加国家经济建设和再分配的能力，而且可以促进私人经济的增长，他甚至认为，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
崔之元的观点得到数据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经济增长提供的机会，推动了重庆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26.2%，已经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57%。
经济起飞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重庆经济在2005年之后，明显进入高速起飞阶段。”重庆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认为，2005年后的3年，重庆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3%以上，工业增加值三年翻番，比直辖前十年的10.2%明显提速。
实际上，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使重工业基础良好和具有相当资源优势的重庆，抓住了重工业加速和沿海工业梯度转移的双重机遇。
2003年，重庆外商直接投资3.11亿美元，全年实际利用内资仅57.26亿，但5年后的2008年，同一组数字暴增到27亿美元和842亿人民币，增幅之大，让人惊诧。
与内蒙等地不同的是，重庆让所有类型的企业都看到了机会。“浙商来重庆投资的，在2005年以后，随着东退西进的过程特别多。”重庆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说，在以前，浙商来重庆的商贸企业比较多，但2005年之后，工业企业也开始多了起来。
叶定坎介绍，浙商在重庆现在投资最多的是汽摩配、纺织服装和电器产业。在重庆最强势的支柱产业汽摩产业，上亿的汽摩配企业已不下10家，电气也不下10家，还有众多的纺织服装企业纷纷而来。
叶定坎自己从80年代经营眼镜店开始，2008年刚组建了自己的千叶投资集团，资产已有3个多亿。
但是，对重庆市政府来说，这些都来得太慢。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大型央企和跨国公司，是这几年重庆不遗余力招商的最大发展动力。
2008年开工的巴斯夫MDI（二苯基亚甲基二异氰酸酯）就是重庆在外界众多环境疑虑的压力下力挺的项目。该项目累计投资将达到45亿美元，是重庆引进的最大外资项目，投产后，将形成年销售产值500亿元人民币的天然气化工集群，利税超过100亿元，可直接或间接带动库区25万人就业。
而在这个项目所在的长寿化工园区，重庆希望借巴斯夫项目，与中石化的川维厂、BP公司的扬子乙酰公司、长寿化工厂、长风厂等企业，利用重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发展为一个天然气化工产业链。
除了化工，重庆在汽车、电子信息、材料等方面的努力正在开花结果。这不仅包括重庆传统的上百万销售的汽车产业集群，还包括惠普500万-1000万台笔记本和台湾仁宝的笔记本基地，也有中铝旗下的西南铝要建成全球最大的铝材加工基地等。
5年内，重庆在实施的大产业、大投资、大企业、大项目、大基地战略，计划累计完成工业投资将超万亿。
但是，“筑巢引凤”是否可以称之为重庆模式？这个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重庆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并不认同。
杨庆育认为，重庆的发展，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
在重庆直辖10周年前夕，时任重庆交委副主任滕宏伟接受本报采访坦陈，自从黄镇东从交通部长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交通部已经给重庆120亿的补助了——即便是西部，这也不是人人可得的。
对于重庆来说，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路还很长。
易小光透露，2008年投资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65%的高位，消费的贡献达57%以上。如此，净出口-22%以上的重庆，还是外地产品的销售地，远不是辐射周边的地区中心。
震动海外的重庆模式（作者 颜昌海）
据海外媒体报道，在这场金融危机的攻防战中，重庆市的拯救措施，竟赢了意想不到一致的正面评价，震动海外，令薄熙来的名字在近期再度响亮。
《亚洲周刊》资深记者纪硕鸣不久前的一组专题报道，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引起海外的强烈反响；而国内包括中新社、参考消息、新华网等中央媒体以及各主要网络也相继转载，新华社更以“内部清样”形式上报中南海。据悉，中共中央主要常委批示，肯定“重庆模式”；央视新闻联播节目也大篇幅报道。
有北京政界人士表示，《亚洲周刊》总结重庆在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引起中南海重视，不仅是薄熙来的政绩，还极有可能牵动中南海政治板块。
《亚洲周刊》的报道指出，金融危机从美国席卷全球，中国沿海地区受国际市场萎缩影响，外向型企业哀鸿遍野，各地经济增长滞缓，虽然北京推出启动经济的措施，可以一时刺激经济，但难看到未来持续发展的方向。重庆从2003年开始发力，经济连年双位数字增长，2008年GDP增长更以高出全国4个百分点的14.3％的亮丽成绩示人，成为中国经济低迷时期的兴奋剂，极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模式。
报道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的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促进了中国腾飞。那么，今天的重庆，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其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9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中国沿海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令出口受挫、经济下滑，重庆却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国经济要保八，重庆提出了GDP保持12％的增长率，超过全国4个百分点。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
“重庆模式”，令沿海失利的中国经济重新看到了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新模式、新希望。中共主要领导看了新华社转刊《亚洲周刊》报道的内参后批示，认同和肯定“重庆模式”。各媒体亦闻风而动，要求记者关注重庆。
去年年初中国南方特大雪灾后，中国一些经济专家及企业家，对美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并波及中国估计不足。还在强调防过热时，重庆在一次学术讨论活动中，了解到美国金融业的坏帐是上万亿，而非千多亿，作出了将面临世界性、极严重金融危机的判断。去年3月份，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市长王鸿举分别带队到广东、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区取经学习。在考察中，重庆领导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就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回到重庆后，领导层决策，在4月份就推出6条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对流动资金的贴息贷款；对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担保；对出口创汇进行一定的补助；对煤炭、电力市场的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一些要素市场的扶持措施。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强调，“这些措施，对刺激经济有作用，使得经济危机对重庆的负面影响，被这些措施对冲。”后来，为配合中央拯救经济的政策，重庆又出台了12条措施。
《亚洲周刊》的报道影响重大，中央电视台在重要时段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播出“重庆模式”的新闻，背后的涵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
北京曾有传言，从辽宁调任商务部长，薄熙来靠当时仍在世的父亲，所以并不受广泛欢迎。虽然薄熙来地方高官中的知名度很大，又有中央部委工作的经验，却未能留任国务院要职，而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官场有人更认为，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比赛、政府官员辩论会等，都被看作是作秀，即使在处理重庆“的士风潮”获好评，也未受重视。但抵御金融危机的“重庆模式”，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持，在金融危机中，薄熙来将重庆的劣势变为优势，演绎出重庆经济的独好风景，击碎了官场的传言，令薄熙来声名大振。
去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重庆考察，对重庆的发展给予肯定并有指示。这次，《亚洲周刊》总结“重庆模式”得到中央肯定，成为中国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希望，也是对总理温家宝经济工作的实质支持和肯定。
香港《 大公报》报道说，当薄熙来从商务部部长调任重庆市委书记时，重庆人都很期待：这位政坛明星将为重庆带来什么？一年多过去了，《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出台，奠定了已经直辖10年了的重庆，下一个跨越发展新10年的里程碑。“重庆统帅”薄熙来，运筹帷幄，以“五个重庆”即“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和“宜居重庆”的壮丽蓝图，点燃了重庆大发展的引擎。
3月23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资金流向西部》的文章，报道和分析中国西部重镇重庆在中国新形势下，在新的增长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该文章说，重庆是座落在长江边的、有着3200万人口的幅员广大的中央直辖市。作为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工业中心和物流基地，重庆把自己定位为“中国西部的门户”，它70%的人口是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不过从来没有达到象上海或北京这样的较为著名的城市的水平。
然而，在重庆身上，却寄托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
重庆的经济增长不仅已经超越了不景气的沿海，还超过了中国其他地方。重庆市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在2009年将达到了惊人的12%，超出了大多数西方国家最大胆的梦想，甚至也超过了中国2009年增长8%的目标；而连总理温家宝，目前都承认实现“保八”这一目标将是“艰巨的”的。重庆雄心勃勃的铁路和公路扩建项目，例如重庆至兰州的铁路线，将有助于连接长江港口和其他内陆城市，从而进入西部更远的市场和东部的大城市。
今年1月，长江流域各地的港口出现了半年来的首次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重庆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市长王鸿举说。有数据支持这位市长的说法，2009年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类型的建筑金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5％，同时相对来说，由于重庆的劳动力和土地的费用依然较低，沿海的工厂现在正向到重庆转移，例如惠普已经开始在重庆兴建新厂，中国主要的电子产品生产商江苏白雪也在这里建新厂。这是一个由北京批准和推动的转变，在北京新近激活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把重庆作为该战略的核心城市。该发展战略旨在改变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重心从沿海向广大腹地的转移。
美国多维社报道说，现在随着沿海的出口模式碰壁，北京正在全速推进该计划。这项计划的重点是改善中国居住在40多万个村子（大部分是在中国内地）的7.5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使他们转变为市场的消费者。近5年来，中国的农村居民收入每年增加了6％。同时政府的政策也希望促进从沿海工厂失业后返回内地的2000万民工的消费，他们手里是有钱的。据重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蒲勇健教授提出的资料，重庆的民工在沿海打工5年后回家时，平均每户挣了3.2万美元。但是，要让他们花这些钱，却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中国人的平均储蓄率达到2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社会安全保障系统。
几年前基层的紧张局势曾经爆发，此后重庆就在加紧解决市民的这种困扰。现在，85％以上的农民都有了基本医疗保险。最近，重庆9000名出租车司机罢工，堵塞了道路并焚烧车辆以抗议他们缺乏医疗保险，薄熙来采取了一项对中国高层干部来说的大胆的举动：立即亲自会见了出租车司机代表，听取他们的申诉。据参加了会议的出租车司机唐志荣说，这次会见后，她和同事们很快就开始得以按月领取补贴和公司补助的医疗保险。
政府一方面努力鼓励国民消费，另一方面也推动在内地发展制造业，因为内地的人工依然维持较低的工资和较少泡沫的房地产价格。重庆作为汽车，铝业和化工产业的中心，渴望通过像东部制造商这些年来的方式一样做，达到繁荣。“几十年以来，沿海得到了政府更多帮助，”力帆摩托车和汽车制造商、民营企业家尹明善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将得政府更多的支持。”政府正在这个地区启动多种激励措施。力帆制造的轿车60％在国内销售，40％出口到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力帆将很快将推出新车型“力帆320”，配备1.4升发动机，是低收入者的迷你型车。价格低于7500美元，非常适合于第一次购车者，很多无车中国人正渴望购车，同时也满足全球各地市场很多日益崇尚俭朴的消费者。尹明善说：“我比一年多以前更乐观了。”这种乐观主义，很难与从中国沿海主要出口基地不断传来的坏消息相配，但符合中国的希望，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未来。
3月23日，薄熙来会见了港澳媒体赴渝 采访团一行。薄熙來展示对这个年轻直辖市的发展充满信心，重庆跨越式进步的“重要性在于中央、国务院已经给重庆一个重要定位：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城乡统筹的直辖市、而且让我们率先在西部实现全面小康。” 薄熙来认为，中国经济的特点，中央起很大的决定性作用。“中央想做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他笑说，“三十年前的深圳是什麽一个状态？小平同志一看地图，这儿离香港近，就划了一个圈， ‘就在这里干’；后来深圳就起来了。“薄熙來說，这就是“点石成金”。 而国务院近日出台的三号文件亦将成为重庆“点石成金”的法宝之一。
在薄熙来看来，三号文件既有开放的内容，也有改革的内容；有大的定位，也有具体措施。就他自己统计，文件中有十几个关于重庆的“黄金定位”，比如：大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以重庆为中心建设大运量交通枢纽等，而重庆将就此加强铁路、公路建设，以及重庆通往周围省会城市的交通便利。他表示，交通方面的建设仅是一个例子，未来重庆“要把每一项工作都落实”。
“五个重庆建设是民生工程，投资民生工程没有任何问题，”薄熙来说：“同时，这也是拉动消费，政府规划严密，不会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道路，就算遇到金融风暴，我们心 里也很踏实。” “五个重庆”总投资7000亿，预期3年时间完成。届时重庆森林覆盖率将达到40%、基本消除城市堵车现象、城市居民居住面积大幅提高，形成和谐的社会和优良的居住环境。
笔者曾在《温家宝的信心，真实而底气十足》一文中说，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是目前中国的中心问题。环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渗透中国各个层面，总理温家宝的大手笔，充分显示其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的用心。而 薄熙来的民生工程，无论是对中央决策的深刻领会和切实执行，还是他自己从担任大连市长以来形成的其独特执政风格，对中国政治、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都是可赞可佩的。重庆模式，探索了一条中国经济增长、民生康乐的新路。
而薄熙来能够震动海外，说到底，正是其心里将民生放在首位的结果。任何时代和国家，一心一意为民众着想、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员，都是深受尊崇的。
绿色经济的“重庆模式”
作者：夏光 俞海 尚宏博 夏申 陈迪宇 来源：中国环境报
编者按
在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绿色转型之路，我国也处于这一过程之中。但是，如何发展绿色经济，还是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不但要提升对绿色经济的认识，而且要推动绿色经济的具体实践，尤其需要抓住典型案例，解剖麻雀，总结规律。
4月20日~23日，环境保护部政研中心主任夏光率调研组赴重庆市开展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调研，考察了重庆市对绿色经济的理解、实践和计划，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出了建议。
重庆市是我国老工业城市，在原有发展模式下，发展动力和环境承载能力都几乎达到了极限，迫切需要实现绿色转型。因此，重庆市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重庆市近几年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若干高楼拔地而起，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城市经济充满活力，环境质量有较大改善。尤其是各式新建高楼成群耸立、宽阔道路纵横交错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与前些年那种建筑灰暗陈旧、道路狭窄拥挤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有报道称，重庆市的高楼数量仅次于上海。
重庆市的变化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认为，重庆市的巨大变化主要归功于近几年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功能重构和环境保护措施强化，这实际上是应用绿色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共赢的一个典型案例。
重庆：从“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
阅读提示
■历史原因造成重庆市工业布局不合理，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比重偏高
■重庆直辖市成立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仍体现出粗放型特征
■2007年以后，着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
■重庆市“十二五”规划提出要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三个转变”
重庆市一直是西部地区重工业和制造业基地，历史原因造成了工业布局不合理，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比重偏高。同时，重庆市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直辖市，需要加快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矛盾非常突出。
自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以后，重庆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在1997年~2008年的12年间，仅有4年GDP年增长率低于10％，有8年高于10％。2009年，尽管受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影响，重庆市的GDP年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4.9％。同时，GDP总量增长迅速，2003年突破2000亿元，2009年突破6000亿元。但是从重庆市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增长来看，其经济增长仍体现出粗放型特征。自1985年以来，重庆市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变化，包括资本(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劳动力(就业人口)、技术(科技经费支出)和资源利用(能源消耗总量)等的增长率均大大超过了相应年度重庆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体现出经济增长的高投入和高能耗特征。同时，重庆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投入增长情况远超过其他要素的增长。但是自1996年后，重庆市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劳动力投入则增长缓慢，这体现了重庆市经济发展开始由劳动或资本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
2007年，重庆市的发展目标是努力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成为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的城市。自此，重庆市开始着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2010年，在“十二五”规划中，重庆市提出要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以传统重化工为主要支柱向新兴战略性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共同支撑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三次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可以看出，重庆市正在谋划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以重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棕色经济”向以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为基础的绿色经济转型。
重庆发展绿色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阅读提示
■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绿色转型最根本的途径
■严格的环境管理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助推器
■企业绿色投资与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基本保障
■法规政策和标准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2009年1月26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着力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作为重要指导思想，提出“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产业新格局和竞争新优势”。在这一国家宏观战略的指导和支持下，绿色经济在重庆市的发展有了坚实的宏观战略和政策基础。从过去几年重庆市在实现绿色转型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绿色转型最根本的途径
“十一五”以来，重庆市三次产业年均分别增长3.91％、18.24％、13.12％，产业结构由15.1∶41.0∶43.9转变为9.3∶52.8∶37.9。第一产业份额下降幅度较大，工业或者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份额大幅提高，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份额有所弱化。总体来说，农业基础薄弱、工业既不大又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突出矛盾仍未改变。同时，在当前资源环境硬约束的内生要求、国家以转型为主线的宏观政策外部驱动以及对产业发展方式转型提出紧迫要求的外部因素推动下，重庆市谋划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转型。
根据重庆市“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重庆市将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新兴信息产业等战略性产业，加大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力度，提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稳步发展现代农业，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断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初步思路是通过改造老工业基地，培育新型产业和发展未来产业，形成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天然气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能源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6＋1”工业支柱产业。其中化学工业要形成以长寿化工园区、涪陵化工基地、万州化工基地三大板块为主、相对集中的产业格局。计划到2012年全市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到2015年达到1.4万亿元以上，其中产业优先发展是重点任务。到2015年，基本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和西部服务之都，产业实力和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产业结构优化提升，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95％左右，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15％，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提高到45％。“十二五”全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完成4万亿元以上，其中产业投资1.42万亿元。
可以看出，重庆市意图通过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通过改造传统制造业和培育新兴高技术产业，促进重庆市的经济增长与转型，推动产业的合理布局，提高经济的竞争力，优化城乡结构，逐步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扩大绿色就业。
严格的环境管理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助推器
重庆市依托国家支持和宏观政策参与地区发展的综合决策，不断创新环保法规和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保护机制、工作体系和手段，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充分利用环评、监测、审批、执法等抓手，对调整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优化产业结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以长效机制推进环境保护与发展共赢。一是建立了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纳入了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定重大决策(政策)必须经过充分的环境影响论证，招商引资项目环保部门要提前介入，建立了总量控制和污染减排工作体系等新的环保工作机制。环境保护规划逐步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一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二是建立了齐抓共管的环保工作机制。逐步建立了“党委政府领导、人大政协监督、环保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履职、社会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齐抓共管机制，形成了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全市齐抓共管环境与发展工作的局面。三是建立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及总量减排联席会议等保障制度。2000年起，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重庆市市委、市政府将年度环保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区县、部门、大型企业，并将其作为党政“一把手”环保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了“职责分工明确、目标任务量化、项目措施落实、监督考核逗硬、奖励惩处兑现”的目标责任机制。
严格环境标准，提高企业准入门槛，从上游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重庆市将严格环境标准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举措，特别是根据主城大气污染较重、渝西地区水资源缺乏和三峡库区水环境敏感等情况，制定了《重庆市产业环境准入标准》、《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重庆市电镀行业准入条件》等地方准入标准，以环境容量为资源，以污染物排放效率限值为准入条件，从产业政策、工艺规模、清洁生产、选址布局、污染防治、总量控制和风险防范等方面入手，制定了各地方工业项目的环境准入政策，禁止在城市上游和三峡库区建设威胁水环境安全的项目，禁止在主城区建设使用燃煤等大气污染严重的项目。
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减排，从末端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重庆市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关停小火电35.86万千瓦，关停400余万吨的小水泥生产能力，淘汰了钢铁、造纸、化工等落后产能，共计年减少能源消耗83.6万吨标煤；年减排二氧化硫2.9万吨、烟(粉)尘2.5万吨，节能减排效果十分显著。截至目前，重庆市已关停并转企业2294家，水泥行业已累计淘汰48条生产线638.6万吨产能，火电行业已累计淘汰30台机组25.86万千瓦装机。关停小化工、小钢铁等污染企业53户；关停高耗能、污染企业261家(其中关停涉及水污染排放的企业131家)，淘汰建材、化工、冶金行业落后生产线194项，关闭了28家不能稳定达标的造纸企业、14家碳酸锶企业。重庆市对境内的火电厂和大蒸吨锅炉窑炉实施烟气脱硫，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加快了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收集率。通过轻化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由重向轻转变。
加快主城污染企业退出和搬迁，促进企业产业升级。自2001年起，重庆开始进行重污染企业退出机制的探索。通过制定税费征收、土地出让补偿、职工养老和医疗、财税返还、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促进污染企业环保搬迁。按照“退城进园、搬大搬强、消除污染”的原则，企业通过积极采用国内外具有先进水平的设备、技术和工艺，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淘汰资源和能源消耗高、市场竞争力弱、污染物排放量大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对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扩大规模，使企业产品结构得到调整和优化。同时，搬迁优化了企业的资产结构，降低了企业负债率，使企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部分企业还通过搬迁，引入外资或内资，改变企业资产组成结构，转变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机制更灵活，更具市场竞争能力。截至2009年10月，已完成火电、化工、制药等行业98户污染企业的环保搬迁。据不完全统计，仅川染厂关停，长风化工厂、西南合成制药厂、重庆电池总厂技改、搬迁，就削减废水硝基苯排放量99.49吨/年，削减苯1.82吨/年，削减氯苯11.12吨/年，削减挥发酚59.88吨/年，削减废水汞排放0.025吨/年。2011年底前全市将完成重点污染企业搬迁任务138户，关停高耗能、高污染企业261家(其中关停涉及水污染排放的企业131家)，淘汰建材、化工、冶金行业落后生产线194项(长寿地区纳入“十一五”规划关停企业22家)。2012年全面完成环保搬迁后，主城预计每年约减排二氧化硫6.5万吨、烟粉尘3万吨。通过实施环保搬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优势产业的培育，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实现环境保护目标。
企业绿色投资与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基本保障
调研组先后考察了华能珞璜电厂、海装风电设备公司、远达环保工程公司等企业及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它们分别是传统能源产业改造、新兴高技术产业、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模式的代表。从这些企业和园区的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启示:
国家政策引导是传统企业“绿化”以及新兴和环保产业发展的前提。国家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政策是华能珞璜电厂进行“绿化”的驱动因素。电厂从建厂开始就确定了发展和环保并重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在环保设施建设、电厂运行和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全过程中注重节能减排的组织管理、投资和技术升级改造，降低了资源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成本和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环境政策和环保市场需求是远达环保工程公司实现增长的前提。环保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策驱动型产业，有了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企业降低排放的要求，企业才会对环保技术和服务产生需求。正是由于国家针对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企业水污染治理等方面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环境法律和政策，排污企业才对脱硫、水处理等设施、技术和服务产生了长期稳定的需求，远达环保工程公司这样的企业才有市场，才能实现发展。
国家绿色能源政策为海装风电设备公司提供了发展机遇。自2005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多项扶持政策。虽然风电的建设成本相对于火电来说非常高，但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近几年我国的风电产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到2008年底，全国累计装机1.18万台，装机容量约1221万千瓦，新增装机容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位。风力发电的迅猛扩张给风电设备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的风电设备制造业出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快速发展。海装风电设备公司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政策环境下，抓住机遇实现了发展。
绿色投资是“绿化”传统企业、培育新兴产业的必要条件。无论是“绿化”传统污染产业，还是培育新兴产业和发展环保产业，绿色投资都是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华能珞璜电厂在建设初期就投入相应的环保资金，用于燃煤脱硫等，同时在逐步扩建的每一期工程中都投入资金保障环保设施建设。在实现电力企业发展的同时，保证了较少的污染物排放和较低的资源能源消耗。
由于华能珞璜电厂所用燃煤为重庆当地的高硫煤，脱硫设施的运行成本相对于低硫煤来说比较高，但电厂仍然投入资金保证脱硫设施正常运行，使全厂脱硫装置的投运率从投产初期的60％上升到目前的98％以上，脱硫率也从初期的8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95％以上。根据电厂提供的数据，随着物价上涨及电厂机组规模扩大，电厂脱硫的年运行成本从1992年的约1亿元逐渐上升到了2009年的约3.5亿元。1992年以来，珞璜电厂直接投入污染治理的资金达到28亿元以上。另外，在电厂开展节能降耗，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电厂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和运行的环保设施，是进行节能减排，打造绿色电力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远达环保工程公司的发展过程来看，充分的资金投入也是其不断增长和扩张的基础。引进国外的脱硫技术、开展科研项目、建立实验平台、承接脱硫项目等，都需要较大的前期资金投入。远达环保工程公司拥有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庆九龙电力股份公司和重庆钢铁设计研究总院等具备雄厚资金实力的股东公司作为依靠，在资金投入方面有了稳定保障，也为公司实力的壮大提供了强大基础。
绿色技术创新是确保企业实现绿色增长的有力支撑。拥有先进的核心绿色技术并不断提升技术实力是企业实现长期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远达环保工程公司通过引进和研发，拥有当前比较先进的脱硫、水处理等技术。同时，公司还在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情况和市场情况等不断研发新的环保技术，以超前的思路为未来的环保市场做准备。
正是这种对环保技术的掌握和不断的技术创新，保证了环保企业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更好地满足环保市场的需求，从而也使其能够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
循环经济模式是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的有效方式。重庆(长寿)化工园区是2001年12月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工业园区。园区首期规划面积31.3平方公里，分为天然气化工片区、石油化工片区、精细化工片区及化工材料片区，是重庆市集天然气化工、石油化工、生物质化工、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化工园区，是资源加工业的重要平台。园区计划工业产值2012年达1000亿元，2015年达1500亿元，2020年达2000亿元。园区的建设目标是成为一个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可持续发展的长江上游一流的综合性化工基地、国家新材料基地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从2003年年底投入建设以来，园区已基本形成了石油化工、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生物质化工、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综合性产业布局。
重庆(长寿)化工园区主要通过园区企业的产业链结构、水电热气供应的集成管理以及废弃物和污水的集中处理，实现物质资源和能源在园区企业间尽可能多的循环利用，从而实现园区企业资源、能源节约和污染物减排。2008年，园区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要求编制了《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实施方案》，确定了10个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其中包括两个园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8个企业物质循环利用项目。园区通过打造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群，在园区企业间建立废物和副产品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集成的公共基础设施，促进高效循环利用。
从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的经验来看，以循环经济模式建设工业园区，通过搭建产业链，集成公共基础设施，在上下游企业间建立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合作关系，便于建立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机制，从而不但可以减少废弃物、废水和废气的排放，还可以降低企业成本、产生新的经济价值。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又增加了经济效益，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通过循环经济机制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的模式。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有助于促进工业园区的绿色发展，包括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废物处置指标等。
法规政策和标准创新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法规政策与标准等指导经济运行的规则对发展绿色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006年，重庆市发布了《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实行环境准入制度、严格污染物排放控制管理、建立污染物排放公报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从政策层面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
新修订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中很多条款在上位法规定及重庆原有的法规规章基础上有重大突破，比如在政府环境保护责任规定、环境监督管理制度规定、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等方面有很多创设性的规定，特别是“加倍征收排污费”、“按日累加处罚”和“对环境违法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处罚”等规定，是环境立法的重大突破，为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全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另外，“惩罚企业法人代表”这一规定是重庆在全国的首创，虽然实际上惩罚不多，但对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有着显著成效，相关的污染下降明显。
在环境经济政策方面，重庆市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重庆市政府印发了《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方案》，批准成立了排污交易管理中心，并于2009年12月25日成功举行了首批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交易采取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经电子竞价后5家需求企业共竞得1189吨SO2和87吨COD的排放权，当日成交总额为805.5万元。排污权交易的实施，对于探索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企业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步伐、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绿色金融和信贷方面，针对重庆市重工业发达，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尚有信贷资金投入的实际情况，重庆银行业有效防范和控制“两高”(高污染、高耗能)行业风险，保持信贷政策与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保持信贷投放与行业发展速度的适配性。各银行紧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制定切合本地、本行实际的授信政策，大力推行绿色信贷。重庆银行业加大了对环保产业信贷产品的研发力度，多层次开展绿色信贷创新，推出能源效率项目贷款产品。
重庆环保和金融部门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以增强绿色信贷政策的可操作性:一是完善环境信息各项内容。将金融部门信贷管理需要、群众关心的重点环境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二是建立信息交换工作机制。从2009年9月1日起，每月10日前由市环保局负责将全市的相关环境信息汇总提供给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三是建立信息更新和异议处理机制。环保部门负责将环境违法企业的整改信息和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信息在信息变化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并报送更改信息。四是实行金融机构信贷环保分类管理制度。各金融机构对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企业或项目业主的环环境信息实行分类管理，对违法企业严格控制贷款或者停止授信支持；对环境友好企业、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五是建立环保、金融部门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金融机构信贷环境管理工作的相关问题，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六是明确环境行政管理部门、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监局以及市内各大金融机构的职责。
对发展我国绿色经济的政策建议
阅读提示
■进一步提高对绿色经济的认识，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
■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将绿色经济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制定完善的环境法规和政策，加强环境管理的能力建设
重庆绿色转型的案例在全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可供其他地区借鉴。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绿色经济的认识。发展绿色经济，首先需要不断提高政府、企业和公众对绿色经济的理解和认识，其中提高各级决策者的绿色经济意识尤为重要。在当前体制框架下，要从中央层次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改变以经济总量和速度指标为中心的考核方法，从对GDP的简单考核转变为对促进经济增长、保护生态环境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绿色就业等综合指标的考核，促进地方和各部门朝着有利于发展绿色经济的方向制定政策和行动计划。
二是构建绿色经济产业体系。绿色经济是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经济模式，因此绿色经济产业是发展绿色经济的核心。它既包括传统产业的绿色化，又包括发展、培育新兴环保产业和绿色产业。从门类上看，绿色经济产业涵盖了从传统工业、信息技术到农业、服务业等诸多产业。一个适宜地方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绿色经济产业体系是地方发展绿色经济的支撑，也是绿色经济效益大小的最直观体现。
三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技术是支撑。许多发达国家都利用这次全球经济秩序调整的机遇，大力发展包括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在内的绿色技术，意图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从而确保国家技术竞争力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世界经济分工和全球产品链的高端。我国应当对绿色科技创新与研发应用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加强绿色科技研发应用试点示范，进一步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包括传统产业的改造技术、新兴产业技术以及环保产业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四是将绿色经济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及执行中，要融入绿色经济的理念、措施和行动，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要利用我国正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有利时机，加快制订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将绿色经济理念融入各部门、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全面“绿色化”。
五是制定完善的环境法规和政策，严格执法。建立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法律体系及有效的环境监督执法体系，通过严格有效执法，提高违法成本，降低守法成本，促使环境行为主体自觉遵守环境法规与标准。从生产、消费、投资、贸易等经济各环节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推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促进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如环境税、绿色信贷和保险、生态补偿制度等，通过市场与价格引导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友好行为。
六是加强环境管理的能力建设。一是加强监测体系和技术能力建设，为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和决策提供基础性支持；二是加强环境执法体系和技术能力建设，促进各项环境法规和标准的实施和执行；三是加强环境科学基础研究能力，重点攻克当前及未来中国环境保护面临的重大基础性环境问题和难题；四是加强战略和政策研究能力，为准确定位当前及未来中国环境保护的战略方向和政策制定提供智力支持；五是加强环境管理人员能力建设，通过再学习和再培训，提高环境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最终把环境保护作为推动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绿色转型的重要推手。
重庆模式
■西蒙周
薄熙来正在重庆主持一场西部大跃进。按他的话说，重庆要在2015年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于位居一隅的重庆而言，不可谓不宏伟远大，这意味着重庆要在5年内超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并赶上东部发达地区。薄熙来的底气在于，通过打黑荡涤了重庆的污秽，通过“唱读讲传”树立了社会正气；而重庆3年来大举投资基础建设，使得硬件设施上了档次，特别是南下西进的铁路建设即将全面展开，这将为重庆提供距离更近、用时更短的出海口；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提出要加快城镇化建设，重庆正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攻坚，这为当地发展提供了广阔和相对低廉的土地空间。
按薄熙来的思路，重庆要建设一个全能的强势政府，通过户籍改革，把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收归国有，把生产要素之二的劳动力从农民转移到城市。另方面，重庆通过政府承诺保底、提供廉价土地和工人宿舍等支持，把投资者吸引到重庆。最后，政府通过融资平台，把大笔资金借到重庆，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以及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供配套完整产业链等。概括描述重庆大跃进的模式，大致就是“旨在工业化，手段城市化，速度刘翔化”。
政府全能主导一切
重庆这场试验，有逆市场经济潮流而动的意思。重庆试验的核心在于，强调政府的全能作用，通过政府主导，将重庆整体变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大工厂。这个工厂，由政府出人出地出钱，跨国公司出品牌(也相应出一部分钱)，双方合资，通过加工贸易，为重庆创造GDP和解决社会就业。但是，试验的风险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任何经济活动都具有不可预测性，即使跨国公司，也面临产品是否适销对路和资金链运转能否正常等问题；另方面，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进了城没了地的农民一旦失业，他们就再无任何退路。
这个全能政府主导一切的经济模式，具有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根本特点。公屋、户籍、土地、工厂、金融等等组成的庞大系统工程，其中内含着政府主导这根红线，虽然此红线并不为企业提供具体的产销计划，但在产业规划和布局上，红线却起着决定作用。这与全国普遍流行的政府引导模式有着迥然不同。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重庆，强调的却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如果发生全局性的产业调整，重庆面临的局面，就是一环卡壳全局危殆。
5件衣服令人质疑
在习近平走后的第一天，12月9日，37岁的农民徐树平拿到了红褐色的户口本，他是重庆户籍改革近4个月来第100万名原籍在农村，而今获得城市户口的居民。按照官方计划，重庆要在10年内推动1000万农民进城。重庆市长黄奇帆代表政府曾允诺，要给进城的农民穿上“5件衣服”，即要为他们提供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
10年1000万人，就意味着每年100万农民要洗脚上田，重庆有多少财力保证他们进城后能穿上“5件衣服”，而且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穿下去，这是个巨大的疑问。重庆现在把宝押在了新开工的各类企业上，希望通过企业雇佣这些农民解决“5件衣服”问题。如此情况下，企业景气，一好百好；但企业若经营不善，或者再遇上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市场萧条，企业无法继续经营，失地的农民势必再失业。到那时，政府还能保证他们有“5件衣服”穿吗？
重庆模式好比是在下一局中国象棋，农民是棋子，政府是弈手。政府让农民进城，就好比令小卒过河。于小卒而言，回头路断然没有了，只能继续向前冲杀；于政府而言，必须为小卒提供保护，否则小卒很容易被吃掉。但现在令人担心的，恰恰是政府的保护能力到底有多强。
重庆当地较为低调
所以，重庆模式在尽显效率的同时，风险也非比寻常。也因此，在国内争议颇大，重庆当地有意见认为，重庆模式不可复制，其一，重庆有着薄熙来这样的强势书记，和黄奇帆这样的“经济沙皇”，而且两人配合相得益彰；其二，重庆是直辖市，负有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使命，农民进城是它必须尽快完成的任务。这种意见相当低调，但国内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担心，重庆模式早晚会推及全国。于是，反对、批评，甚至彻底否定重庆模式的声浪越来越大。他们的基本理由是，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都是自发和随机的，但从整体宏观上看，这种自发随机的行为却恰恰体现了市场的配置，因而也是有序和合理的。全能政府逆市场而动包办一切，恰恰违反了这样的经济规律。历史上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以及前苏联模式，无一例外全部失败。同时，全能政府手握丰厚资源，又无充分的制衡监督，即使有清官把门，也很难不导致腐败。
就在此时，当选军委副主席后的习近平，将第一个考察地点选择了重庆。在重庆的3天，习近平详细考察了重庆模式的方方面面，他最终给出的结论是“充分肯定”。习近平以他的行为语言及四字断语强力支持了薄熙来的试验，这是否代表重庆模式有复制价值仍尚待观察。不过，结合高层此前相继肯定重庆创举看，被誉为“中国经济反击金融海啸、寻找共同富裕模式的新路径”的重庆模式，至少已具备了推广的可能性。
苏伟：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
2010年06月09日 凤凰网财经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
非常高兴到中国政法大学来和咱们老师一起来探讨重庆模式问题(我本来不同意“模式”这个提法，但现在流行，只好借用一下)。讲三个大问题，第一简单介绍一下重庆直辖的背景，第二讲讲薄熙来重庆新政的要点，第三谈谈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其实薄熙来的新政就是重庆模式的主要内容。
第一， 简单介绍一下重庆的历史发展与历史使命。
我们都知道，1997年重庆直辖，直辖当天，国务院命令我国驻联合国使团在联合国大厅的地图上标明中国第四个城市，就是重庆。
所以直辖的效应是立即波及全世界。虽然重庆是一个直辖市的体制，但是它的幅员面积是82000平方公里。我们其他三个直辖市面积加起来还只是它的一半，它其实和一个省差不多了。我们东部沿海的江苏和福建就是十来万平方公里，和重庆差不多。宁夏自治区大约6万平方公里。所以重庆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直辖市。直辖当年，有一个说法
说是北京是首都直辖市，上海市经济直辖市，天津是一个工业直辖市，那重庆是一个农民直辖市。重庆的市树，叫黄葛树，有人说是老农民的形象，重庆的市花，叫川茶花，有人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姑的形象。所以重庆给人的感觉是，一直辖就与农民联系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重庆目前3200万人口，有户籍的城镇人口只有1000来万，所以可以说是农民直辖市。但是重庆有一点名气，是与美丽相联系，有三美：美景、美食、美女。重庆的景色尤其是夜景确实很美丽，因为它有山有水有城，而且是两条大江绕城。重庆的美食当中，最有名就是火锅。当然还有重庆的美女，重庆的美女很有名。有一个说法，到了北京知道你的官小，到了深圳知道你的钱少，到了重庆，你就知道你结婚太早。
为什么重庆要直辖？当时它的经济总量一点不大嘛。当然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水利工程。他的资金、技术难度都比较大，但都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难度大的就是它有100多万的移民：这100多万的移民能不能移出来、能不能稳得住。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移民的事做好。确实，亚洲第幅员六大国蒙古，就100多万人，世界上少于100万人的国家多了是。三峡水库移民，相当一个国家的整体的迁移。所以被称为“世界级难题”。这个是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为什么重庆直辖与此有直接的关系？最初方案与重庆无关，是准备成立三峡省的，由湖北省的宜昌和四川省的万县、涪陵三个地区组成。已经都成立了一个筹备组，后来又放弃了。为什么放弃了，就是成立一个三峡省把库头库尾都管住，对移民来讲可能是更好一点。但是移民不但是要搬家出来，而且100多万人搬出来之后要致富才能稳定啊，而要致富就得有一个大工业基地给他们以带动，那当然就只有重庆了，所以决定就让重庆直辖。移民工作，重庆做得很好，十几年来移民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三峡大坝蓄水已经两次到了175米，累计移民120万。移民其实农民为少部分，多数还是城镇居民，包括有几座县城，好几百个乡和镇。这张照片是张飞庙。张飞庙这一类的古迹很多，我们都是把每一匹砖，每一匹瓦，每一块木料都编上号码，然后到一个新的地址，重新给它装上去。整个移民搬迁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重庆做得很成功。
国内很多人、国外很多政府怀疑三峡工程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你三峡水库修好以后，你库尾有一座特大型的重工业城市，不把这个世界最大的水库污染了才怪。确实，重庆到前的支柱产业都是傻大黑粗的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等，它是我们国家常规兵器的基地，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当年为了抗战就把兵工主要摆在重庆，有几座重要的兵工厂还是蒋介石这个还是比较务实人亲自乘车乘船来选定的厂址。这些兵工厂现在或将来还会是我们中华民族患难时生存的底线基础——极而言之，万一最坏的局面出现就是，沿海包括北京被打成一片焦土之后，我们中华民族还可以依托于此，至少人人能手握一支钢枪吧，然后绝地反击。所以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了配套，在没有相应资源的情况下，也要有配套的工业产业。譬如说冶金，重庆没有一点铁矿石，但是有一个在我们国家也相当厉害的重钢，它是叫花子企业，吃千家饭(铁矿石)，全国全世界，到处去讨口，运那么远，但是该保它。它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它可以炼出特种钢。所以重庆的产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是能够配套支撑战争的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它不污染你的三峡水库，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国外有人讲：三峡是上帝赐给我们全人类的，虽然在中国，也不是你中国自己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那么美丽，不能你中国人把它污染了，所以反对我们修三峡。当然重庆生态保护工作也做很很不错。大家知道重庆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这幅照片是重庆的一个湖，叫做长寿湖，是一个水库，它的自然景色比千岛湖还要好得多，只是没有钱来打造。现在千岛湖全国人民都游腻了，忽然发现重庆有个长寿湖。你看这个寿字，天然形成的，国家旅游局准备投资，据说是好几百亿，将来可能是比千岛湖还要好。这是重庆保护生态的结果之一。重庆的工业，包括重化工业，在大发展的同时，它一方面也还在污染，但是治污的速度现在还是超过了排污的速度，所以这个长寿湖以前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一个湖，是当年苏联援建我们国家150几个重点项目之一，几十年的污染。直辖以后，才治理，治理很见成效，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经验之一，重化工城市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没有恶化，还略有改善。
当然问题还是有，有的是水库建成后突出出来的。三峡水库它现在成库以后，每年到了秋冬天，它就开始蓄水，蓄到175米，大量发电。到了雨季要来临之前，它就要将水位降下来，降到135米，那么两岸就有30几米冬天春天是水淹没的地方，到了夏天最热的时候，反而要露出来，烂泥、水草等等，太阳一暴晒，那个污染问题可想而知。这个三峡又是一个江河型的水库，从大坝一直到重庆的朝天门有600公里，1200里，两岸都有水平下降部分夏天太阳暴晒问题。还有地质灾害等等问题。它也不是工业污染，而是巨型水库本身要带来的问题。当然，重庆毕竟是一个重化工城市，你就是引进再先进的技术，譬如说这长寿湖不远这个地方有一个化工园区，是一个世界级的，它的园区有20平方公里。著名的巴斯夫化工企业进来了，它有6道工序，6道防护墙来防止它的污染。但是本身防护再好，其他环节也可能出事。不久前有一艘在三峡水库沉没，几个集装箱里面装的是什么呢？高锰酸钾这个剧毒。所以有很多潜在的危险。
重庆设直辖市，为什么没有设一个重庆省，或者三峡省呢？据说最初也有设一个省的考虑。邓小平早就讲过，四川太大，要解决它太大不便管理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么大一个中国，行政管理怎么弄才好的问题远没有解决。大家都知道，80年代出了一套华夏丛书，其中就提出中国大概50个到100个省级行政单位比较合适。这样免得诸侯势力太大。回到重庆，如果搞一个省，重庆还是一个省辖市，省辖市和省的矛盾将会非常非常大。所以为了避免那个矛盾，所以中央很高明的就让重庆直辖。这样可发挥中国西部最大一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探讨一个为将来50个到100个这么大省级行政区的怎么管理创造经验。所以这个也是重庆直辖的又一个原因。这样振兴老工业基地这个目的也容易达到了。
能不能移好100多万移民，能不能保持三峡水质的安全，这个实际上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重庆这个直辖市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任务，而且应该是我们现在考察重庆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多模式，它不单是领导人想出来的，更是这现实的问题它提出来的。既然重庆是一个“农村直辖市”，那么现在重庆模式的很重要内容，就是从这个特殊调情发展演变而来。大家知道三峡地区本来就是号称“天险”的大巴山区，又经几十年“不上不下”(三峡工程曾搁置几十年，然而又不能库区投资)、“不三不四”(中央决定修三峡水库后，动议中三峡省不可能投资，四川省也不愿投资)，故穷上加穷。重庆在直辖之前，一点不穷，只有一个贫困县叫潼南，其实是个鱼米之乡，因是一位前国家元首的故乡，据说因此得了一顶帽子，好给点支援。但是一直辖，重庆真穷惨了——40个区县，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货真价实的国家级贫困县！直辖时的绝对贫困人口有360万。什么是绝对贫困，大家知道就是一年有那么几天，十几天甚至是几十天，肚子还吃不饱。一个是三峡库区，在一个就是武陵山区，出土匪的地方，武陵山区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根据地。凡是红军的根据地，大家都知道都是比较贫困的。尽管经过十几年我们大力的扶贫，但是目前仍然有30来万人就是绝对贫困。他们那些地方就是人无法生存。90年代我曾经到一个贫困县去调查过，汽车到了公路的最高处，然后翻山，翻了2个多小时到了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来欢迎我们，喊的口号居然还是毛主席万岁。因为青壮年早就出来打工了，它那地方又没有报纸，甚至于不如文革了，因为文革的时候还有高音喇叭，有手摇的电话，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那么手机老百姓用不起，所以还停留在毛主席万岁的那个时期，这都是实情。
一个是经济要发展，再一个就是三峡水库要保证安全，更重要一个就是你一个“农村直辖市”的农民还得脱贫致富，这些就成为重庆模式的一个背景和要解决的难题。
第二，介绍一下重庆新政的要点。
薄熙来是我们党内和我们政府内很少的“个性官员”之一。由于儒家思想长期熏陶，历史上中国人受儒家长期毒化。儒家要求所有的官都要遵礼教、守礼制，而礼教、礼制又是“吃人”的，包括官僚自己都要被吃掉，人性个性都被吃得干干净净，这个是历史基础，也影响我们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讲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共性。这个本来也是党性的要求，但是这个共性与人的个性形成一对矛盾，而绝大多数官员的个性都被共性淹没。薄熙来是把和共性和个性结合得比较好，并统一到较高度党性的高官之一。个性突出，不管在哪里，都自然会有争议。但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充分发展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方向，一个本质，一个追求。这是个题外话。薄熙来来到重庆时间也不长，他有哪些新政要点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可能不全面的简介。
首先，薄熙来对自己要求很高，对重庆发展的要求很高。他来重庆先调研，不久就在我们市委党校，把全市的区县部门的一把手都找来，作了一个可以叫做施政纲要的讲话。我听了后觉得价值目标定得好，体现在他的两句话中，就是“成后来居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也就是要求重庆要后来居上。这就定了重庆的志向，包括市委市府也包括3200万重庆人的志向。这个志向是要决定方向、决定目标、决定成败的啊，非常非常重要。“后来居上”，而且公开宣示，这是我们重庆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啊。现在给重庆立了这样一个志向：要居先于我们直辖的京津沪之上。当然不说你的发展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它们，那是不可能的，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可能的，将来也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薄熙来要求是必须的，就是重庆的工作、重庆的发展速度要赶超京津沪。这是薄熙来后来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干部大培训、大“输血”，大轮岗，包括唱红打黑，包括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具体内容下面要讲)等等出台的着眼点。对干部的要求、工作、责任要超出京津沪，对此我觉得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品格。毛主席的名言就是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呢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这对重庆意义特别重要。因为重庆它的直辖是升格，本地干部职务不变而行政级别均升一级。升成与其他直辖市一样，区与部门正职均为正厅级，县的正职是正儿八经的副厅级，区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正处级，县下面街道乡镇正职为副处级。尽管引进了不少外地干部，但重庆本地大批的干部，有他的好处，就是直接从基层实践中来，但是毕竟阶梯环节要少一些，比如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很低的乡镇不多不久就到厅局级，你的工作水平啊，工作程序啊，工作规范啊等等，就不够，甚至比起四川省等邻近省区，由于别人从乡镇上来，经过县、市等环节，你没有，所以很多方面还差。所以薄熙来首先要求重庆干部队伍的工作要比肩京津沪，整个发展目标要后来居上，发展路径要非同寻常，这，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内在的一个精、气、神。如果没有赶超先进水平的明确目标和要求，可以说就出不来任何好的“模式”。像毛主席邓小平他们那样，首先要求我们中国不管怎么发展，但目标一定非常远大，尽管毛主席后来他急了些，想找条近路结果欲速不达，但是后来邓小平看到他的路子不行，找了条新路，然而目标还是要赶超，这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模式。薄熙来对重庆有这个要求，可以说是重庆创造的一切“模式”的主观基础。
那么具体讲呢，可能也不一定对啊，我概括几点薄熙来新政。
薄熙来新政的第一个内容，是以胡锦涛对重庆的“314”战略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抓纲治国，这是毛主席的高明的领导方法。当然毛主席后来讲的“纲”是阶级斗争，错了，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抓纲治国本身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是非常对的。薄熙来到重庆来后一直强调这个总纲。而这个总纲的核心，就是“314”部署中的“3”——对重庆的三大定位，即要求重庆成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要理解这三大定位的意义，必须了解“胡温新政”这个大背景。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啊目前面临五大矛盾，“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要解决这五大矛盾。
五大矛盾一是城乡矛盾，“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地区矛盾，邓小平讲东部先发展起来，到世纪末再帮助中西部发展是对的，但政策执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使得大家可能都没想到这个城乡地区的差距会这么大，再下去要危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了；三是经济与社会的矛盾，即一手硬一手软的新发展导致的，包括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民生问题等等，都很严重，整个民族道德大滑坡，危险得很；四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未能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五就是内需与外需的矛盾，不愿意为还较穷的中国人服务而更愿意为较富裕的外国人服务，导致辛辛苦苦为人作嫁，甚至别人打喷嚏我们发烧。
而五大矛盾的大病根之一，就在于我们地方把本来是一个很对的思想和正确的战略，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后来在贯彻执行中严重异化，就是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异化转换为以GDP为中心。而中国这些年呢又是市场经济，同时又是政府经济，是政府内化为市场机制核心的市场经济，所以政府的行为比市场的行为更大地在推动、在左右经济的发展。其好处是全党动手搞经济，但由于以GDP为中心、GDP挂帅，就要出问题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座的都是县长市长省长，手里面都有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的资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这个好，但是又异化为以GDP为中心，上峰又以GDP的增速来考核我的乌纱帽，那么我这一个亿十个亿一百个亿，是投入城市还是投入农村GDP增长快呢，是投入东部或者发达地区还是投入落后地区GDP增长快呢？是投入经济领域还是投入民生等等社会领域GDP增长快呢？还是投入建设领域还是投入环保领域GDP增长快呢？是扩大出口还是供应内需GDP增长快呢？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个惯性发展，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着的五大矛盾，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荣农村凋敝、沿海富裕内地贫穷、经济发展社会落后、建设飞快污染严重、抑制内需拼命出这位这样的发展方式再也不能够再继续了。如果再不觉悟，或者再任由这种发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团继续推动这种发展方式继续惯性运动，那么有可能到某一个节点，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崩溃性的灾难。这个情况是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党中央看得就更清楚了，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
而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范本。它的背景，它的着眼点都出自于这五大矛盾。而这五大矛盾呢，除了第五个，在我们重庆可以说是特别集中，特别突出。所以这个“重庆模式”，所以薄熙来讲重庆工作的“总纲”和解决这几大矛盾，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你比如说这第一大矛盾，我们知道，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不公平、公不公正的一个重要指标，2.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4.0一样，是黄线了；3.4比1，就和基尼系数的5.0一样，是红线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现在大约是3.3比1，重庆一度达到了4比1！以这个标准看，重庆就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地方。当然不能简单地搬西方的数据，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历史上毛主席在的时候城乡差距就很大，但现在大得过分了。现在全世界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就是2点几比1，发达国家接近1比1。这是人类文明潮流啊。即便不从道德上讲，就从发展上讲，城乡差距太大，也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产品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中国占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买不起多少工业品，例如即便科学发展观提出几年以来，从03年到07年这五年，大家都知道这期间中央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什么减免农业税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啊等等等等，惠农支农政策很多，但是即便如此，全国商品零售总额，乡即乡以下所占的比重，仍然从大约25%降到了约20%。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这几年也都一直在讲的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太穷，他就买不起多少工业品，工业品生产就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就困难，失业问题就严重。再加上出口受阻，那么这个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所以科学发展观提出五统筹啊，把统筹城乡放在第一位，确实有道理。而重庆模式突出了城乡统筹，确实符合科学发展观。而且这个“新政”不仅是薄熙来的，汪洋在的时候就强调统筹城乡。薄熙来继续，并且做的更好。
再比如第二大矛盾，地区矛盾。全国是东中西部，重庆自身还有一个较发达的“老重庆”地区与直辖后新进来的三峡库区(大巴山区)和武陵山区(五个县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问题。前面讲了，重庆主城区，作为我们国家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就凭它单独就可以支撑中华民族绝地反击这样一个工业基地，它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厉害啊，东部做做玩具啊、衣服啊，和做飞机大炮的不能比啊。这样一个主城区，和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那是红四方面军重要根据地，穷才革命嘛)，发展差距比全国东中西部大得多。直辖的时候，三峡库区还有十几万住山洞的农民，这个地区差距可想而知。我们知道，这个地区均衡发展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差距太大了很危险啊。你别说是内地人到沿海一看心里面有气，就是我们三峡库区、武陵山区的人到我们主城区来看他们都有气。干部待遇因此也极不公平公平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公务员收入都“阳光”了：基本工资总理给，全国一样，但地区津贴由各省长、市长、县长给，富的多得很，穷的少得很。重庆主城区与三峡库区干部相比，地区津贴相差有好几倍。但库区干部十几年累死累活移民多难啊(三峡移民真我们民族的一部史诗，但现在宣传很不够)，但收入就是比我们比起来舒服得多的主城干部少得可怜！我们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最低的贵州差距上了10倍，也是世界之最。除我们之外差距厉害的印度最富与最穷的邦这个差距不过4倍，发达国家国内普遍不到1倍。所以这个地区差距啊，它的政治意义甚至大过它的经济意义。
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就不用多讲了，老百姓的“新三座大山”说，足矣。不过这三座大山，由于重庆模式的作用，在重庆反而要轻很多。人与自然的矛盾，前面讲过，重庆要保证三峡库水的安全，也解决得不错。
那么针对这些矛盾，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之下，胡锦涛给重庆有一个发展战略定位叫做三大定位，就是薄熙来要求作为重庆工作总纲的三大定位。
第一大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设成西部重要的增长基地。把这个定位放到统筹区域发展观背景之下就非常清楚了：西部这么大，不可能平铺推进，要选几个点，跨越式发展带动，整个西部缩小东西部的差距。这是中华民族团结、我们国家统一巩固的重要根基。这是第一个定位。重庆模式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二个定位就是要加快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有的专家讲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弓箭战略，中央没有明提，但实际上有这个事。正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年一步：79年四个特区，80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这个弓背很快就发展起来了；90年国务院出台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以浦东为龙头，包括重庆九江芜湖武汉南京五大城市对外开放，所以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呢很快就打造出来了；又过十年，99年江泽民在西安宣布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西部大开发重点区域呢，正好就是这根的弦。西部大开发实施8年，胡锦涛又要求重庆加快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所以我们体会，至少有两个任务吧，第一是帮助把这根弦打造好啊，就是前面讲过的带动西部加速发展；第二要把这个长江经济带这支箭的箭尾打造好。这样中央才能张弓搭箭，在二十一世纪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将长江经济带这支箭(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箭，珠江经济带啊、陇海大陆桥经济带、黄河经济带等等)射出去。这个是第二个定位。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第三个定位就是要加快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中央对京津沪已各有定位，那么重庆这个新直辖市的特点呢，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这里有张图，是我们在巫山考古挖出来一个青铜鸟叫太阳鸟，又叫火凤凰。重庆一个艺术家慧眼独具，把鸟形做成一个通透图，正好与重庆的版图重合，40个区县，一个不拉全覆盖，它的心脏就是重庆的主城区，它的血液系统就是重庆长江乌江嘉陵江的水系，而且它的头不偏不倚正好伸到重庆唯一出过前国家元首的县叫潼南县。这真是有点神啊！而我以它来说明：重庆主城不过是一颗心而已，单独去跳，扑腾不了几下，所以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即只能作为一只神鸟整体腾飞。中央后来定了重庆和成都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天意，天遂人意，这是中国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重庆模式也符合中央这个指导精神。
总之，胡锦涛314战略部署是“胡温新政”即科学发展这个总战略在重庆的具体体现，薄熙来反复讲以这个战略部署作为重庆各项工作的总纲，我觉得这是薄熙来新政的根本性内容。
薄熙来新政的第二个具体内容，当然就是轰动海内外的打黑除恶了。这个黑社会啊，中外都古已有之，我们重庆、四川尤其厉害。因为它自古就有哥老会(成员叫袍哥)这样的民间组织。哥老会等组织它本身是个中性的，就是由于封建政府它的行政力度不够，很多事情它解决不了，民间豪强只有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是第二政府。它变黑之前为什么说是中性的呢？哥老会等不少民间组织包括一直到现在的一些帮派，共同的信条，第一呢是忠于首领，第二呢就是不扰民，不欺负老百姓，第三呢就是不能背叛朋友，江湖道德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被好人掌握，在特殊条件下还可以变成做好事的力量，包括清末我们的四川、重庆的保路运动，主力之一就是哥老会，发挥了爱国主义作用，还牺牲了不少的人。如果这些组织被坏人或恶势力掌握，就会变成黑社会。为什么重庆的黑社会很多？原因之一就是搞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变化很快，政府职能转换不可能一步到位，很多事啊政府一时也管不了、管不到，需要民间自己来搞。譬如说现在小偷那么猖獗，一般小偷小盗进了小商店小饭馆，现在这个公安局人力财力物力不够来追他，没办法，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有民间力量自己组织起来，发挥一些治保作用。重庆有个黑社会自称是“第二公安局”嘛。重庆以前多年也打黑，但为什么越打越多呢？一是没有打保护伞，二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各行业的民间联系也多了，政府的行业一时管理到不了位，就容易产生与历史古已有之的哥老会相类似的民间组织，也容易被黑社会掌握。所以重庆黑社会确实厉害。重庆公安局搞了一个打黑展览，那个收缴的大刀的砍刀是堆积如山，很多血腥场面的照片，薄熙来看了都说不得了，砍人跟砍牲口似的。不打，重庆能是个青天白日的和谐社会吗？所以这个打黑是深得人心的。
其实，薄熙来的打黑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黑。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打黑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共。黑社会厉害了，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都要打。它们确实也打过，意大利打了几十年的黑手党。所以一般性的打黑既没有社会属性，也么有意识形态属性。但薄熙来的打黑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性影响？因为重庆打黑引向深层次的肃贪反腐。这个意义就大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民主滞后，党员不能监督党委、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导致腐败盛行。但民主又不能一蹴而就，当前肃贪就只能主要靠“青天”，反腐斗争就只能表现为“青天”与保护伞的斗争。腐败分子是盘根错节，尤其是要突破保护伞，很难，是不是啊。一般的贪污、收贿，保护伞有办法大事化小，但是薄熙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这一招确实重庆的真招，厉害。他是黑社会，他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即便他还有保护伞，怎么保他？第一他就没有这个胆量，第二他有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把打黑和肃贪联系起来，反腐就相当有效。我觉得这重庆模式一个亮点。
重庆打黑引起关注，还涉及到一个争论问题。就是包括我们学校的扬帆老师在内的一些同志，曾经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需要清算。反对者很多，这个争论非常激烈。确实，中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但有原罪，还要现在继续残酷剥削压榨工人，有“现罪”。重庆狠狠打击黑社会头目，多为民营企业家。有些人就把它联系起来，认为薄熙来在重庆要“清算原罪”，打击民营经济。有人特为此叫好。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误传。薄熙来打的黑色民营企业家，是极少数；他扶持的是多数。在打黑的过程中，重庆的民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09年内资投资增长近80%。所以重庆打黑绝对不是“清算原罪”。薄熙来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支持的。他在重要会议上讲，重庆将来的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第一个当然是公有制经济(我认为这是驾辕的)，第二个就是民营经济，第三个就是外资经济。对他这个说法，个别人还有点不高兴，说那你这个公有制只占到三分之一，还不是主体啊。薄熙来很重视基本理论问题，来时间并不长，已经点了两批课题要重庆学者研究。第一批中有一个课题就交给了我们市委党校，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及其表现”。什么叫公有制为主体，当然是其中重要内容。这个问题现在争论激烈，包括北京有很多专家认为现在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主体地位了，其主要理由就是非公经济占了GDP的大头。我们课题组的意见，还是按照中央在十五大就确定的说法，即用两个标准，第一个在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个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中央还是很高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说GDP你要占优势，没有说税收你要占优势，没有说从业人员你要占优势。那么从资产来讲，无论在全国在重庆，国有资产的增长确实快得多，工商业资本是如此，金融资产尤其如此，那非公的不可望其项背。所以薄熙来的三驾马车说，与公有制为主体是可以统一的。
重庆打黑，尤其是其方式方法，还受到极少数人争议，认为是“搞运动”，认为没有依法办事。邓小平讲“再也不能搞运动了”，这是对的。但重庆打黑与这个“再也不搞”的“运动”根本就是两回事。重庆打黑是首先发动群众，动员全市的老百姓参与。结果老百姓非常踊跃，也非常勇敢，80%的黑社会分子和涉黑的贪官污吏是群众实名举报。这成了“人民战争”啊。有那么多群众拥护，那么多群众参与，不好吗？从这个意义上，要说是“群众运动”，也是啊，但绝不是文革那种群众运动。重庆打黑确实动员了群众。不动员群众怎么打黑？尤其是在黑社会长期以来在公检法中找了不少保护伞，例如文强这个大贪底下有一批中贪，中贪底下不少干警吃黑钱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公检法系统，这个打黑根本打不了。所以说“依法办事”得有前提。其实重庆打黑“依法办事”也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在执法的人中有严重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办的呢？掺沙子。例如把文强调开，明升暗降以后，把王立军从抚顺调过来作公安局长，并再来个惊人之举，就是让他兼任武警重庆支队的政委，把武警和公安的力量结合起来来打黑。我讲是用非常的手段来解决非常的问题。很多事政治和学术距离大得很。学术上讲问题要把其他条件排开，在纯粹的条件下做实验或者推理，然后得出一套结论。例如依法治国这套理论同样如此，把其他条件排开，依法治国似乎太容易了。但是实际上把现实许多条件掺进来以后，就远远不是学术上讲的理论和程序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列宁讲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重庆那棵树确实是长青的，我们去看重庆模式，尤其是打黑，应该用我们的眼睛直接去看那棵树，不应该通过我们的“学者”，也包括，用灰色的理论做镜子再去照着看那棵树，那长青的颜色可能让这灰色的镜子给变了颜色了。所以对理论我们应该尊重，但更应该尊重的是实践。对实践检验、群众评价那么好的打黑，还指责为“搞运动”、“不依法办事”的人，要么可能是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要么可能就是“黑人”了。
薄熙来新政的第三个具体内容，是比打黑意义还大得多的“唱红”。重庆把打黑与唱红合称“唱红打黑”。唱红轰动效应不如打黑，但我认为意义要比打黑大很多很多，至少一百倍吧。邓小平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思想非常非常伟大，但做起来又最难最难。邓小平讲十年最大教训是一手硬一手软，其实三十年最大教训又何尝不是它！更严重的是，后二十年来我们不是不重视，而是这样抓那样抓，搞了无数的招数，但效果都不如人意。这历史背景是搞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搞，但古今中外，搞市场经济初期，都经济上坡，道德滑坡。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牵涉到对“斯密之谜”的破解问题。斯密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写“国富论”之前，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尤其是控制他自私的感情或行为，从而在自利的个人基础上建立一个较和谐社会的道理。人本性自私，又要控制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西方人有宗教，最终在上帝那个终极价值面前解决。而我们呢，我们的终极价值观在哪里呢？建国后讲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后来走了弯路，出现信仰危机，大家不怎么信了。改革开放后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了，但两极分化，道德滑坡，于是信仰危机继续发展。现在的情况是既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又没有西方那种现代化了的宗教，于是中国人的终极价值观出现真空。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完整统一的中共信仰、中共理论呢？就是我们呢，把党的理论分为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而事实是，毛泽东思想的道德感召力、政治感召力要强得多，但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性理论要弱得多。我们抛弃它的建设路线，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又没有继承得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建设是强项，讲效率讲得好些，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感召力，但是他不可能把这个东西说得比毛主席更好了，后来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等，就更是一般性的号召了。所以，我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应该搞市场经济，但又和西方人一样，得解决一个大难题，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个人利益驱动，与维系人们团结统一的社会道德提升，怎么能够得到统一这个难题。西方靠新教伦理，我们靠什么呢？所依靠的东西不多，就会任由市场经济的个人利益驱动这种原始冲动，去支配社会道德，那人人都会成为经济“动物”，人性泯灭。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实，不正在向这方面发展吗？
怎样把毛泽东思想的强项——道德和政治感召力，即其“价值理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强项——建设方式，即其“工具理性”，统一起来，形成我们党和国家统一的终极价值观，来使我们党既能发展市场经济，又能驾驭市场经济呢？这可能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所以去年国庆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可能是想弥补一些东西吧。而在那之前和之后，薄熙来都在实践中让毛泽东思想“万岁”。例如他讲话，确实喜欢引毛主席语录，但我不同意有的评论说他在“打毛泽东旗号”的说法。其实，薄熙来同时也在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落实”，他打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旗号。共产党，我刚才讲了，就是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这方面，是毛泽东强，但是，经济建设的操作性、有效性，是邓小平强。所以，我觉得薄熙来是将其“强强联合”，哪个强就用哪个。当然由于习惯等原因，他讲话引毛的比引邓的多。我听过几次，比方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共和国建国六十年等，大概印象是如果是引五句毛主席语录的话，大概引三句邓小平的话，然后胡温的话各讲一条。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因为他讲问题都喜欢从历史上讲起，从党史上讲起，高屋建瓴，顺理成章，这样当然讲毛泽东的话多一点。而且，毛主席涵盖各方的名言，确实要多些。但是薄熙来讲的都是毛泽东好的观点，是党肯定的东西，毛主席有争议的东西他都没讲过，原则性非常强。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可能是想把我们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3200万重庆人民的终极价值观。薄熙来提倡的唱红，主要是唱这些东西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一手怎么硬起来，确实是30年的难题。薄熙来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可能是使“这一手”硬起来的破题之举。因为以前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离群众的生活有距离，而唱读讲传就是一场重庆人民的“新生活运动”，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四川、重庆那些地方的人喜欢打麻将、斗地主，把唱歌跳舞、读书学习等人的真正天性都压坏了。现在载歌载舞地唱红歌，聚精会神地读经典、讲故事，这就把人的天性激发出来了，真正形成了自觉的群众运动。
我们党，我们国家再不唱红，危险大啊。重庆为什么会出文强这一类坏透顶了的干部，多少年来还一直受重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文强指挥确实破了不少大案，他破案的案例早就进了我国甚至国外一些警校、政法学院的教参，所以他很早在做公安局副局长时，就已经是正厅级的侦察员了，是专家型领导干部的典型，他手下的四大金刚也都是破案高手。但由于长期不唱红只唱能，很多地方的官场上都庸俗甚至糜烂了，大家比的都是排场、坐骑有的甚至是赌资、情妇。对一些糜烂现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说社会上是笑贫不笑娼的话，官场上不少人就是笑贫不笑腐。有一次，我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地方搞调研，几位基层官员酒后居然把我们引到红灯区，我们进去一看不对就出来了，几位说要陪好“上面来的同志”，于是请我们喝夜啤酒，然后互相打招呼，说是把“屋里的”带出来陪酒。后来我们知道，“屋里的”不是“家里的”(夫人)。其中一位干部读过党校，悄悄给我讲，他和他“家里的”感情很好，没有“屋里的”，但遇到这种场合不带“屋里的”就“活不出来”，于是届时就“租”或“借”一个假的来。在那个局部，官场生态已经坏到那种程度，一个清官、好官还呆不下去。当然这是前些年的事情了，后来他那个地方的主官被清查打下去了，风气转好。但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文强现象”的官场环境之一斑。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打黑肯定不行。如果有那个官场环境在，打一茬长一茬。只有又打黑更唱红，才能治本，改变官场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总之，对于唱红，我的解读就是把毛泽东的和邓小平的很多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实质性地解决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所以意义更大。
薄熙来新政的第四个具体内容，就是内陆大开放。薄熙来到重庆来的第一把火，就是在重庆开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大讨论活动。薄熙来高度赞赏我们国家加入WTO，认为这大大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他要求全重庆都思考一个问题：地处内陆的重庆怎么最大幅度地开放。这个人确实很有本事，胸襟、眼界都非常开阔。例如他不断给重庆社科界出课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国家石油运输的安全问题。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了，进口的油从中东要经过马六甲海峡，要经过南海，到我们沿海发达地区，一旦有事，马六甲海峡被人封锁住，我们毫无办法，南海也是和几国有领土争议的地区，隐患大。那怎么办呢，他就设想能不能绕过马六甲海峡，从印度洋边的缅甸上岸，然后我们的管道啊，铁路公路啊，从云南一直到重庆，重庆作为一个重要的中转站，然后再到沿海，既解决我们的能源安全问题，又能借中转站之利大规模发展我们重庆的石油化工。因为重庆的天然气很多，天然气化工发达，借此基础，就可以使石油化工也大发展起来。薄熙来来了以后，重庆市委市府真是弘扬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铁人精神，而且，创造的开放条件之充分、之必要，简直使人拍案叫绝。我只举一个重庆市委市府“三洋战略”为例。第一洋，即太平洋战略，大家都会想到，当然是以修了三峡水库后万吨级舰队可直航渝沪这条长江黄金水道，让重庆乃至西南、西北地区更好地通达沿海地区、通达太平洋。然而这只是重庆太平洋战略目的的一半，甚至是一小半。因为重庆的太平洋战略是个双向战略——还有一半姑且可叫“反太平洋战略”，即将来沿海地区出口至欧洲、非洲、中东、印度等地的大量商品可能变向向西——不是由沿海海港向东绕去，而是直接向西，由长江至重庆，再经过由重庆的“第二洋战略”——印度洋战略——开辟的重庆至昆明再至缅甸海边的印度洋通道，抵达目的地。如此将大大缩短这些线路的运输时间，大大缩小运输成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如果以输油管道、高速铁路与公路等构成的重庆至印度洋通道建成，则我国的石油运输安全水平将大大提高。这“第三洋战略”，即修建渝兰高速铁路，接上亚欧大陆桥，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通达大西洋，使重庆及西南地区的大量产品可以更方便地出口至中亚、俄罗斯和整个欧洲。这“三洋战略”，尽管还在起步，但业已收到奇效——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美国的惠普，已投入巨资，将其在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其基础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重庆的生产要素质优价廉，而决定性因素之一，则是兰渝高速铁路的修建。因为惠普笔记本2/3要销往欧洲，惠普总裁曾说，在高油价时代，空运电脑“是一种奢侈”。而有了三大洋战略，则重庆既能廉价地生产，又能廉价地运输，故其开放进程将会疾步如飞。比如说，三五年后，以出口为主的笔记本产业就会“再造一个重庆工业”。
薄熙来新政的第五个具体内容，就是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五个重庆”呢，就是薄熙来提的“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他来了不是着眼于扩大开放吗，那么如何把开放的软硬环境打造好，就是他考虑的大问题。正好，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央有四万亿投资安排。薄熙来也结合进来考虑，目的性针对性都很强。第一个呢宜居重庆。直接的起因之一是要搞好开放硬环境——其一端是要引进的大到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小到中小型企业的老板、高管、科技精英们怎么“居”；另一端是大量进城给这些500强、“500小”打工的农民工怎么“居”。所以宜重庆是抓两头带中间——首先解决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在重庆宜居的问题，带动解决全重庆人的宜居问题。同时也好争取中央的支持嘛——温总理四万亿投资第一项用途，有十分之一即4000亿，就是要搞廉租房廉价房，重庆就正好到温总理的口袋去掏钱嘛。“口号”与政策，与钱，大家都知道，是紧密相连的。
第二个呢畅通重庆。直接的原因，也是为扩大开放。如果你交通不畅，怎么开放？所以就有前边讲过的三大洋战略，这个只是畅通重庆的一部分。薄熙来还宣布了一个“12345678”计划，就是高速铁路连接，1小时到成都、2小时到贵阳、3小时到西安、4小时到武汉、5小时到兰州、6小时到广州、7小时到北京、8小时到上海，届时重庆在我们国的地位就会进一步提升。当然畅通重庆还包括空港、江河、公路等。也都是对接四万亿计划的，四万亿大头就是铁公基，他这个畅通重庆也好受支持。
第三呢平安重庆。这个针对性强，打黑确实已经使重庆顿时平安多了。但平安重庆还有超前性，预料到随着城镇化、市场化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积累，就要把消除矛盾，确保平安的问题放到突出位置。所以，平安重庆，既是改善投资环境的妙招，更是“抛接”好发展、改革、稳定这三个“球”，从而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魔术”的绝招。
第四呢森林重庆。薄熙来大连种花种出名了，到重庆种树更不知要厉害多少倍。须知重庆是前面讲过的一个省的幅员哪。重庆去年一年就种了大概重庆直辖12年所种的树。现在全国的树苗很多都在往重庆运。其实种树只是森林重庆的一部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政策目的，你比如说，林权制度改革，重庆因此就试点，先行。再比如，西部大开发起动的时候，中央有一个政策，就是坡度25度以上农田退耕，一亩要补贴一些钱，还有粮食。那个政策搞了十年以后就停了，但是为了支持森林重庆建设，就特批了重庆继续的执行。所以每个“重庆”里面都有许多特殊的政策。
第五呢就是健康重庆。薄熙来对健康重庆的阐发，可以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最好的注脚。2003年以来全国都在解读以人为本，不光是理论界。我是编理论杂志的，这些年来，所看、所发“以人为本”的文章不知有多少，但我觉得诠释的最好的，还是薄熙来这个“健康重庆”。他透彻地讲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人的健康。而他讲的人的健康，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人要有专业，不然的话，没有专业，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次品；第二，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康的体魄，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是一个废品，比次品还不如；第三，最重要的是精神、心理要健康，精神、心理不健康，人就成了危险品。社会要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这些健康。他这段论述很有名，我看转载很多，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讲透了，比那些空谈人的“自由”、“发展”、“尊严”等等的好得多。而且他还有“唱红”这一手，切实让重庆人心理、精神健康。
五个重庆，我觉得是所谓“重庆模式”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建设五个重庆，目的是要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因为国家已经定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重庆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就可以让城市建设面积到10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可以到一千万。而重庆主城到目前为止建设面积还不到5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就主城区也不到500万。由于基数比其他四个国家中心小得多，所以重庆的发展加速度会比它们大得多，重庆人民的实惠会比它们大得多。
以上介绍了重庆的薄熙来新政的五方面内容，不一定妥当。这些新政已经为重庆带来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成果，所以重庆从干部到老百姓，当然是非常拥护他了，他的威望、人气确实高。
第三，简评一下“重庆模式”的特点与意义。
这两年，由于薄熙来在重庆搞得轰轰烈烈，于是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重庆。去年，香港《亚洲周刊》整版发表一组专题报导，提出金融危机下“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新观点，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新社、《参考消息》、新华网等重量级媒体以及各主要网站相继转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大篇幅报导“重庆模式”。
《亚洲周刊》那次概括“重庆模式”的特点包括：城乡统筹，加快城镇化，实施农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顾民生，继续实施低税率政策，首创购房退个人所得税政策等；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内需促经济增长，内销市场占工业产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区的经验，又回避了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随后，内地的《瞭望新东方》、《南方周末》乃至美国的《新闻周刊》等，也都已大规模的篇幅介绍“重庆模式”，将重庆模式概括为“内需为主”的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和民营资本共同发展”的模式，概括为“国有经济一股独大”的模式，有的网络媒体甚至将重庆模式概括为“打黑行动”。
但是时隔一年，香港《亚洲周刊》在它2010年的第12期，它又大篇幅地讲“重庆模式”，并有一个新的概括：就是重庆干部“三进三同”，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就是重提为人民服务等等。它认为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和个性。我比较认同它的这一评价，认为它抓住了重庆模式的实质性内容。
什么叫“三进三同”，就是薄熙来要求重庆干部要进贫困区县，进农村，进农户，然后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还要“大下访”，还要同贫困户“结穷亲”。这类似于毛泽东当年的做法。对于干部“大下访”，我记得的数据是，自去年开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大下访”活动以来，重庆各级领导干部共走访群众近千万户次，帮助群众解决了数百万件所反映的问题，有的是积存多年的老问题。而“三进三同”，即党员干部特别是机关的党员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我更了解了。一是因为毛主席老早就要求过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二是因为这项活动是从我们市委党校开始的。
那是去年，我们在中青班学员中开展“让我来做支部书记”活动，让100名已是市管干部的中青班学员深入边远贫困区县的农村，当一周的“村官”。学员反映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市委决定在全市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进三同”，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每年都至少“同”一个星期。不少干部刚进农家时，“吃不饱”、“不敢睡”、“不会干(农活)”。但几天下来，灵魂确实受到常常震撼，不少干部对三同的群众有了真情实感。“结穷亲”，则是让党员干部，尤其是市里的干部与贫困区县的城乡贫困户结成“亲戚”，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更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重庆要求(主渠道)科级干部至少结一户、处级干部至少两户、地厅级干部至少三户，省级干部就结的更多。我在一个会上听重庆市委秘书长讲，他去年三进三同结穷亲，大概花了1万多。重庆目前已有20万干部和80万穷人结成了穷亲。从“大下访”到“三进三同”再到“结穷亲”，层层递进之后，会自动层层回推：结好“穷亲”后，不用组织统一安排，不少党员干部就会经常主动地“走亲戚”，也就是去“下访”，去“三进三同”。尽管时间还不长，但重庆不少干部气象开始完全不同了：开始走出舒舒服服甚至豪华气派的办公室，告别灯红酒绿、山珍海味，告别“傍大款”，走进穷街陋巷、穷山僻壤，与“穷亲”们同食粗茶淡饭，共斗穷山恶水。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薄熙来搞了这些以后啊，老百姓对共产党的评价有惊人转变，以前我们那儿骂共产党的不少，现在呢，重庆的老百姓的说法是共产党回来了，这比较普遍。
有极个别人讲，重庆搞干部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是“做秀”，可见这些人确实是忘了共产党的本了，是享着市场经济的福乐不思蜀了。所以我觉得重庆这个做法的政治导向意义确实大。说老实话，我们的官员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了，从他的社会地位到他的生活方式，确实离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很远了。很多的官员整天被“轮子”、“盘子”“裙子”转得晕头转向，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服务对象等等，在眼前都是一团模糊。三进三同、结穷亲，让他到老百姓家里住一住，吃一吃，劳动劳动，这个触动确实挺大的，环境决定情感嘛。更重要的是，这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党的干部主要联系穷人还是富人，或者富人、穷人你都得联系？薄熙来现在是都联系，因为也要招商引资嘛，但反对傍大款，提倡结穷亲。这个做法，才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越往将来看越重要的举措。
是傍大款还是结穷亲，不管什么模式，最终都要归到这里，归结到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薄熙来继承了这个思想。所以，如果说重庆模式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影响到了中国怎么走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经济发展为什么人。我觉得这是重庆模式的实质性意义。
那么，“重庆模式”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统筹城乡发展，以“三洋战略”为重要支撑的内陆开放，以国有经济带动包括民营、外资经济在内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等等，都是重庆模式的重要内容，但都还不是其最重要的实质性内容、核心内容。我认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形成的“重庆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其做法，主要就是已引起全国反响的“唱红打黑”，和尚未引起外界关注，但实际意义比“唱红打黑”还要重大、深远得多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等三项活动。
总起来说，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这就是我理解的“重庆模式”(科学说法应叫“重庆经验”)。这一模式，就是具有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续的片面发展模式，就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不是经济上坡、道德滑坡的发展模式，就是越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稳固、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和尊严指数越高而不是越发展党和国家“为人作嫁”的危险性越高、人民群众的痛苦指数和卑贱指数越高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