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上任不到三年的河南交通厅长董永安被双规。这是河南交通厅继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连续三任厅长落马后的第四任被双规的厅长。“落马厅长”均有“廉政名言”：曾锦城写血书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保证，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张昆桐称“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石发亮称“一个‘廉’字值千金”。（1月6日《楚天都市报》）
要论反腐口才与反腐面子秀的演技，这几任“落马厅长”均系顶瓜瓜。据说石发亮每每站在全厅反腐宣讲会的台面上，总是激情飞越，有时自己还感到了自己，眼眶湿润。听者中的性情中人，在石发亮给力反腐秀之下，有的瞬间忘记这是“神马”地方，也会跟着感动得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个不停。然而再有文采，再有创意的廉政言论一旦虚假，便难以遮挡得住内心的贪婪本性。而今看来，这些曾一度见诸媒体，让听者动容的廉政誓言咋看咋觉滑稽，反衬贪官内心的“假、恶、丑”的一面。
不少贪官位高权重，浸淫权力场多年，实际上早已成“人精”，对制度上的漏洞实际上早已是洞若观火。只要他们上台，就对眼前巨大的失去动态制约与监督的权力便醉心不已。而我们的制度性防范道路工程百分之百的不贪的体系却一直疲沓。比如推行大胆的交通工程公开招标体系，让阳光照进每一项工程的立项、决策、实施的每一个环节，接受公众全程监督，建立有奖举报制度等行之有效地措施，却一直未能布防于“厅长”的官椅旁边。而确保公权不“私奔”，往往靠的仅是他们自身的操守与良心，这岂能有效？
当前，伴随着一个个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道路建设工程的完成，不少介入工程的干部却随之倒了下去，这方面的经典案例的确不少。不管是牌桌上“卖标”道路工程项目的北京市交通巨贪毕玉玺，还是涉嫌受贿1900万的石发亮，均是将重大道路工程的“最终发言权”牢牢攥于自己的掌心。他们要么道路建设工程大权一手在握，要么佯装集体决策，用招标做幌子干着“内定”的权钱交易勾当。这种“一支笔”式的道路工程管理模式，实际上已严重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极易异化为有权部门的“一把手”独断专行，酿成极权和腐败。
可以这样说，在石发亮、曾锦城、董永安一类落马道路工程的交通巨贪中，几乎无一能逃脱“黑手伸向工程招标”的干系。如何攥住这一双双伸向道路工程这块“肥肉”的黑手，是摆在当今重点区域实施廉政建设者案头上的亟待求解的命题。权利之所以对权力要保持警惕，是因为权力有一种天然扩张秉性。有权机构的“厅官”前腐后继，这些令人忧虑的案例一再提醒我们，惟有从制度上严密制约权力，才是当前防腐的根本方向。人治式的提醒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严密的防腐体系。所以，我们别再等着下一个交通厅长轰然落马后，才想到去制衡与削权，去布控防腐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