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2008年开始的海南农垦改革，短短三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过去三十年的缩影，也在昭示着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从“部省共管”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企业制度迈进，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大开大合中又保持了平稳过渡，“机遇胜于能力，节奏优于速度，利益先于分歧”的改革经验引人思索——既要保证经济稳定、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之路决不会平坦，但不改革又绝对没有出路。
走基层，改作风，转文风，只有深入到海南的大山深处，接触到第一线收割橡胶的职工，才会知道民生之艰难，人民之善良；也只有真正了解了农场干部职工的所思所想，才能真正写出农场干部职工的心声……
《海南农垦革新》系列报道之一
八一农场今昔
■本刊记者李蒙
“不经历风雨不知道彩虹的美丽，不经历当初的退场风波，也不知道和谐的珍贵。”海南农垦八一农场党委书记叶小平的这句话，令记者印象深刻。提起“八一农场”，人们总会将它与2005到2007年的“退场风波”联系起来，那场“退场风波”是海南农垦多年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矛盾积累的大爆发，也是2008年中央下决心将海南农垦下放海南省管的直接动因。
退场风波
海南农垦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基地。橡胶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国防战略的重要物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决定创建海南农垦，海南农垦人经过艰难创业，打破了“北纬17度以北不能植胶”的国际神话，在荒山僻壤中开创了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基地。
海南农垦现有土地总面积78.59万公顷，占海南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一；总人口105万人，占海南全省人口的八分之一，农垦企事业单位遍布海南全省18个市县。最初，海南农垦是中央直属，后来是“部省共管”，即农业部管生产，海南省管人事，直到“退场风波”后，才彻底下放到海南省。
所谓“退场”，起因是30年前的“并场”。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海南农垦的橡胶林经常被周围农村生产队的农民盗割，“场队矛盾”愈演愈烈。1980年，为解决“场队土地纠纷”问题，国务院颁发了202号文件，批准将毗邻的811个自然村、14.4万人口就地并入海南农垦所属的38个农场，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并场队和并场农民（以下简称“并民”）。
30年前，农场周边农民是愿意并场的，因为当时农场比农村富裕，在农场能获得生活保障。但随着改革开放，海南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1988年建省之后，农场周边农村的发展明显超过了并场队。海南农垦因为受到“部省共管”体制的束缚，海南管不了，中央管不到，政企不分，社企不分，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橡胶树种植8到10年才能开始割胶，而一场大的台风就可使橡胶林一片狼藉，连续几场台风，就可能被摧毁。体制弊病和自然灾害，使海南农垦占海南省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1988年海南建省时，尚占全省GDP的33%，而到了2005年，已经下降到7%。
在这一大背景下，并民们就业不充分，并场队的橡胶面积（不含职工自营橡胶）只占橡胶总面积的19.2%，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49.7%，多数并民难以就业。而一些退休的并民，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几十元，多不过一两百元，医保、养老等各种国家退休职工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险，他们都享受不到。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2002年后，国家惠农政策相继出台。现在农民种地、子女上学都不用交钱，用的是低价电，烧的是低价油。与此相反，并民还要或多或少地向农场缴纳费用，子女上学还要交学费，每度电也比农村贵1元左右。还有，村村通工程、安居工程、水电沼气等基础设施在农村已全面铺开，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证、养老保障等福利制度也相继出台。而并民的生活却没有得到相应改善，没有通路、通电，住着危旧茅草房，饮用地表水，全是低收入家庭。
退出农场，重新当农民，意味着可以得到原来并场前的农村土地，还可以分到一定数量的橡胶园，实现“耕者有其田”，有业可就、有钱可赚，农民的福利待遇可以享受。当初并场的时候，协议里也有将来如果想退出农场可以自愿退出的约定，所以对并民来说，他们想退场的要求并不算过分。
但对海南农垦来说，当初并场是你们农民自愿的，并场后的20多年，农场职工将一块块农田改造成了橡胶林，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付出了多年的劳动，怎么现在你们想退出就退出？还想连橡胶树带土地都拿回去？当然不会轻易同意。
2000年后，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上涨，从每吨六七千元猛升至两三万元，并民们退场的意愿更加强烈，矛盾终于爆发了。
2005年3月，西培农场的几位并民在场长办公室与场长激烈冲突，点燃了退场风波的导火索。到七八月，在西培、八一农场都出现了有组织的集体上访现象，要求退场的并民成为普遍现象，占并场队的90%以上。12月，西培农场的鸵马队首次公开私分橡胶园，冲突再次升级，逐步恶化为盗割、私卖、私分国有橡胶园的动辄上万人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八一农场的退场风波，到2006年夏进入高潮，由于八一农场是海南农垦当时90多个农场中首屈一指的大场，包含的并场队上百个，冲突也就在所有农场中最为激烈。上百个并场队每队都选出代表，在代表中又产生一批“总代表”，这些总代表可以组织上万人的集体行动。
之后，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八一农场总部曾被上万名并民包围，并民们与前来护卫农场的武警战士发生冲突，一位并民在冲突中丧生。冲突激烈的那些天，农场的职工群众“白天不敢耕作，夜晚不敢出门”，惶惶不可终日。农垦总局非常重视八一农场的这场风波，提出了“八一稳，农垦稳，农垦稳，海南稳”的口号。
改革嬗变
“退场风波”震动了海南，也震动了中央。海南省专门下发文件，本着在自愿的原则基础上允许并场队退场，风波逐渐平息下来。八一农场上百个并场队退出农场，并场队带进农场的土地及橡胶林等附属物全部退还。2010年，根据中央精神，每个村民的平均承包土地必须达到4.14亩，农场因此又多退了两万多亩土地，到2010年底，共划出12万多亩土地给退场队，妥善解决了“退场风波”，并民们的退场要求得到了满足，重新成为农民。
“退场风波”使海南农垦内部隐藏的各种矛盾充分暴露，“部省共管”的体制机制严重落后，经济萧条使得民生欠账日益沉重，原来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政企不分”“企业办社会”等弊病，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2007年3月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到海南代表团参加讨论时，当场表态把海南农垦下放给海南省全面管理。7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海南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2008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海南，指出：“要加快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富有效率的农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海南农垦成为海南经济增长的新亮点。”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由海南省全面管理海南农垦。
国务院要求，海南农垦用五年过渡期，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实改革开放30年间，海南农垦并非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也在改革，只是总在原地踏步或进一步退两步，始终没有走出旧体制。2005年组建了海南天然橡胶集团总公司（简称“海胶公司”），将国有橡胶林从各农场剥离出去，本来就是为了要政企分开，但各分公司的经理都是由各农场场长兼任，其实没分开。到了2007年初，又曾出台文件让分公司与农场“合署办公”，改革又有回潮之势。
2007年5月，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王一新调到海南农垦总局任局长。他的到来，加快了海南农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到2008年春，农场场长已经不再兼任各分公司经理，必须在场长和分公司经理两个职位中选择一个。分公司与农场，资产完全分离，财务分灶吃饭。
在八一农场，与海胶八一分公司财务分账后，原农场留下来的资金很少。2009年春节，八一农场与红岭、龙山农场完成合并重组，当时账面资金不到70万元，而拖欠银行贷款1287万元，还有下岗富余人员833名。过春节，给上万名退休、退职人员每人发100元春节补贴，对农场来说就是一百万，把剩余的钱全拿出来都不够，只好筹借了250万元才度过“年关”。
当时八一农场还剩下的企业，有八一糖厂、八一水泥厂和金岭水泥厂。糖厂因原料连年紧缺，每年实际榨蔗不足两个月，另外10个月停产。两个水泥厂都是立窑生产工艺，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标准，被省政府限令在2010年8月1日前必须关停，1500名工厂职工面临着失业，天天吵着要工作，闹着要上访。
1600名职工和5万多居民要吃饭，农场却一没有钱，二没有像样的企业，三没有了橡胶，怎么办？场领导从来没有面临这么大的压力，甚至超过了“退场风波”时。农场还有什么呢？一是土地，二是资源，再就是要发挥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企业改制找出路。农场的土地和资源，外面的企业家都垂涎欲滴，农场其实是“捧着金饭碗，踩着金土地”在要饭。只有转变体制机制，农场才有出路。
利用2009年海南农垦资源推介会的有利时机，八一农场与浙江恒昌集团合作，改建、扩建了两个立窑水泥厂，投资9亿元，分期建成了年产400万吨的旋窑生产线，每年可创产值8亿元，900多名职工也得到了妥善安置。八一糖厂也被以4800万元转让给南华集团，400多名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还按照所持股份比例，人均领到近8万元。2009年短短一年时间，解决了三个厂近1500名职工和上万人口的生计问题和企业稳定问题，八一农场重新焕发了生机。
失去了橡胶主业后，八一农场开始搞多种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与海南金路公司合作投资建设年产1.2亿块环保页岩砖的砖厂，和年产40万吨活性石灰的石灰厂，以及年产20万吨的石粉厂。另外还筹组了“六大产业板块公司”，这些公司的承包人，拒绝论资排辈，不分干部职工，以招投标的方式，让能者揭榜。其中曾因电网改造后下岗的电工肖文，当选为后勤保障服务公司的经理。
2010年，八一农场以“公司+职工”的股份形式，成立明湖投资有限公司，一天内筹集了900多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投资房地产和旅游业。这是一个福利性企业，所有社区职工全部入股，没有钱入股的困难职工，人人都配有股权，股金可以等到分红的时候再折算；另外还将36万股的分红每年直接拨入帮扶中心，让弱势群体也能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
除了工业，八一农场的农业多种经营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香蕉种植户拿到了补贴，又使用上了节水工程。在养殖业方面，从日本引进的和牛胚胎移植技术已经取得了实验成功，即将开始大规模养殖。日本和牛里脊肉在欧洲的价格是每200克100多美元，农场的和牛即使卖不到这么高的价格，其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并可以在整个海南农垦系统推广。
三年多的实践证明，将橡胶主业从农场剥离出去，反而激发了农场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用市场化的眼光去认识资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运作资源，用宽广的胸怀去接纳外来投资，八一农场很快得到了振兴。
公车改革和民生还账
为降低行政成本，八一农场进行了公车拍卖转让、私车公用补贴的公务车管理改革。将原有的公车公开拍卖，原有的司机充实到其他岗位，128名干部购买新车后拿到了车改补贴，每年能节约近200万元的行政成本。
近三年，八一农场还清了历年拖欠的银行不良贷款860万元，为原红岭、龙山农场还了历年拖欠的职工医药费、社保费和工程款427万元，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目标。
在国家和农垦总局的支持下，八一农场建设改造了职工住房8437套，已经交付使用6363套，其中为退场队盖保障性住房1000多套；修建场内公路25.8公里，为退场队建设道路36.518公里；为3657户群众解决了吃水难问题；完成188公里的电网改造，还了历年积累的民生欠账。
退场队已经退场了，农场为什么还要为他们盖房、修路、通自来水、改造电网呢？这是因为退场队中仍然居住生活着大量农场的退休、退职人员和家属，应该为他们改善住房条件；退场队和没有退场的并场队盘根错节，通水、通路、通电不可能绕开他们。所以农场提出的口号是，“留下来的是一家人，退了场的也是亲兄弟”，依然要为退场队解决民生问题。
《海南农垦革新》系列报道之二
职工自营胶PK干部合作胶
■本刊记者 李蒙
这个纪念日，与两个人有关，一是海南农垦总局局长王一新，一是原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海南省委党校校长李克。李克已经八十高龄，2000年曾受省委委托参与和主持了对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存在问题的调研。讲述海南农垦的历史，他如数家珍，而海南农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2008年海南农垦结束“部省共管”下放海南省后，中央提出的农垦改革方针就是“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李克看来，海南农垦之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搞改革，改了30年，“政企分开、社企分离”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是改不掉，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想改，不想走出旧体制。表面看，海南农垦的问题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深入分析，则是农场内部的产权制度问题和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职工自营胶与干部合作胶长期博弈的问题。
职工自营胶被如何“统、卡、压”
1984年，各农场动员职工家庭自筹资金并依托世界银行贷款，承包农场还没有开发为橡胶林的“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地，承诺开发出来后归个人获利，并签订了承包合同，这就是“自营胶”。
当时农场开了不少大会小会，反复动员，才有一些职工愿意尝试。没过两年，世界银行的贷款中断了，职工只好倾全家所有去开发，一位胶工回忆：“雇不起人，只好全靠自己，头天焖好一大锅准备吃两天的饭，带一天的饭上山，在山上吃。干到累得受不了了，倒在地上就睡，睡醒了接着干。第二天下山，发现头天的饭已经馊了，但也只有含泪吃下去，时间浪费不起。”
橡胶从种植到可以产胶，一般需8到10年，这当中只有投资、付出，没有任何回报。1992年，胶工们满以为8年的心血汗水终于要有回报了，没想到农场对自营胶的“统、卡、压”随即开始了。
原来，在1984年的合同和1996年签订的“补充合同书”中，均存在明显不公正、不公平、不平等的条款和侵权内容。如规定还清贷款前橡胶林归农场所有，农场收取“三成”胶水作为职工的承包费用，而国家的政策是“谁开发，谁使用，谁获益”，胶水名义上农场只收“三成”，但职工的“七成”里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投资成本，所得反而比农场少得多。2007年1公斤干胶售价16元，农场按三成提取4.8元，职工扣除成本，实际收入反而只有1.36元，不到农场收入的三分之一。
农场当初将世界银行贷款转贷给职工，自行规定职工还款付息采取国家明令禁止的“复利计息”方式，使得职工越还越多，即使卖了老婆孩子也还不起。如东坪农场老职工卢杰信，1984年贷款4.4万元，从1992年开始还贷，还了10年，到2002年底反欠农场本息总计34万多元。
不仅如此，农场收购胶水时，使用未经国家计量监督部门检定、核准、审批的“微波测含仪”，来检测胶水中的干胶含量，然后按照干胶的多少算钱。而这个仪器可以人为调节胶含基数，其误差在10个百分度单位以上。调低10度误差，可以多收30%的干胶，也就暗中拿走了职工收入的三成。
职工自己生产的自营胶，本来应该有经营自主权，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但农垦总局规定，自营胶必须“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即职工只能将胶水卖给农场，胶水中含多少干胶，干胶的价格，都由农场说了算，实际上掌握了职工自营胶的全部经济命脉。职工将胶水全部卖给农场后，农场扣除各种税费，然后将支付给职工的工资作为新的贷款计算。如此一来，职工辛苦耕作自营胶二三十年，既投资又劳作，不仅没有任何收入，还在不断地向农场高息借贷。
如果职工偷偷将自己生产的胶水拿到农场外面去卖，农场就冠以“私割”“偷卖”之名，派公安、保安、保卫设卡围堵阻截，一旦堵到，就强行罚没。有的农场规定，罚没一吨干胶，给公安、保安队员10元奖励。如此一来，职工与公安、保安、保卫的冲突不断，有的职工被殴打、拘留、劳教、判刑、解除承包合同，矛盾越来越严重，到2007年5月王一新担任总局局长时，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程度。
干部合作胶与既得利益群体
同职工自营胶相比，1996年后发展起来的干部合作胶，则形成了海南农垦的既得利益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海南农垦并非没有改革，而是一直在改，但总是半途而废。1980年，中央对海南农垦实行财务包干，批准生产管理责任承包制。1984年推行家庭农场承包制。1987年推行农场场（厂）长负责制和场（厂）任期目标责任制。1985年合资兴办联营农场。1993年农场基层单位生产队实行股份合作制试验……
而到了1996年，海南农垦开始出现全系统的亏损，当时的农垦总局领导出于好心，为改善农场干部的生活，又为让干部给职工家庭承包制起带头作用，允许农场场长、书记们可以承包经营不超过10亩的国有橡胶林地。开始的第一年，干部们还心有余悸，害怕政策将来会变，害怕承包后丢了干部身份，害怕获利后将来说不清楚……总局反复动员有时甚至命令，他们才开始承包。
一年后，承包者收获颇丰，尝到了甜头，没承包的人当然眼红，于是从消极变为积极。等到第三年，干部承包的合作胶林就非常普遍了，然后呈逐年扩大趋势。多年发展下来，有的承包了几十亩，有的承包了上百亩，有的承包了几百亩，有的承包了上千亩。从场长、书记发展到所有干部，甚至包括派出所警察和中小学教师，有的派出所所长、医院院长比场长、书记承包得还多。说是“承包”，有的根本不交承包费，有的象征性地交一点，其实是无偿占有了橡胶林的土地使用权和地面的所有产权。原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曾估计，场长、书记承包的土地估计有5万亩。而据李克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干部合作胶的面积，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亩。
干部占有大片胶林后，已经在农场搞起来的职工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向“干部家庭承包制”转移，到1998年，创办成功的100多个股份合作制公司就逐渐消失了。最多在1987年曾发展到17.55万个的家庭农场，到1990年只剩下两万多个，基本上是干部承包。干部承包胶林，也导致不少职工下岗失业，有的出外打工，有的被干部私人雇佣，在干部承包的农场干活。
与干部合作胶蓬勃兴起相对应的，是海南农垦从1996年起连续四年全系统亏损，1998年亏损额达5.29亿元，亏损的农场占70%，许多农场负债率达70%多，甚至资不抵债。职工收入也直线下降，有的月收入仅二三百元，更有许多农场长年拖欠职工工资和各种福利，甚至不报销医药费。
海南农垦亏损，国家财政每年就会给予大笔资金救济补贴，不少农场干部将国家救济当作自己的一项收入来源，从中截流。如各农场自行规定合理、正常亏损面为总产量的2%以内，没有亏损或亏损不到2%的可以报到2%，亏损部分由场长处理。各场长就每年都报2%亏损，这样就能截流下100万归自己支配，同时，又将这2%的亏损摊派克扣到职工头上，又可多拿100万。上报得100万，下扣得100万，如果没有亏损，这200万就拿不到了。
干部承包农场土地后，一方面继续在农场机关领工资，一方面又通过土地、胶林和农作物获利；一方面在农场行使公权力，一方面又利用土地搞个人家庭的生产经营——官商结合，通常官是官商是商，如雌雄交配一样结合，而在海南农垦，则官商一人，雌雄同体，产生的弊端就可想而知了。所谓“既得利益群体”，在海南农垦体现得淋漓尽致。
干部承包土地和胶林后，许多土地被改变了用途，胶林被“提前”更新，可以产胶30年的橡胶树，才刚刚产胶10年，正处在产胶高峰期，也会被全部砍倒，改种上水果、南药，大发其财，一年获利从几万、几十万一直到几百万上千万。有的承包完土地，又承包别的，什么能赚钱就承包什么，包括养奶牛。有的甚至将原来的农用地未经任何变性手续，就建成了酒楼、饭庄和娱乐场所，大发其财，还将大型挖土机等农场的机械车辆出租出去，获利归个人所得。
海南农垦总局原党委书记张力夫2008年3月在《海南日报》的报道中说，改革的阻力非常大，有三方面原因，而第三方面就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已形成群体，他们不愿意改变现状”。李克认为，干部承包的土地必须收回，对于作恶较多的农场干部，必须惩处，否则海南农垦的改革阻力将很大。
王一新新政
王一新曾是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的老部下，是卫留成从中海油调任海南省省长后从中海油挖过来的人才。2007年5月空降海南农垦总局，他的使命无疑就是推动“海南农垦改革”这个海南省委确定的“一号工程”。
因为来自中海油，王一新心目中最初的海南农垦，应该像中海油一样，是个大型国有企业，“在大型国有企业里面，非公有制经济能管好吗？”对于职工自营胶，王一新开始有着这样的疑问。起初他设想，职工自营胶应该逐步收回，职工的生活水平通过增加收入和福利待遇逐步解决。他到农场去调研，听一些场长说，自营胶没有国有胶管得好，可是自营胶一株收四五公斤胶水，国有胶一株只收一两公斤胶水，国有胶水哪里去了？言下之意，自营胶的职工偷割了国有胶的胶水。
2008年2月，农垦总局出台了《合作胶暂行管理办法》，仍然坚持对自营胶“三统一”，延续了以前的做法。此后，自营胶职工与农场管理层的冲突日趋激烈，引起了李克的担忧，他给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写了7封长信反映农垦问题，还给十多位海南省人大常委写信，忧虑地表示：“对自营胶的政策不改变，农垦要出大问题。”卫留成将他的信批转给省长罗保铭阅，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张力夫、局长王一新阅研。
随着王一新广泛接触干部职工，包括职工维权代表和李克等人，他对自营胶的看法很快有了重大转变，包括前述提到的“偷割”问题。自营胶职工偷割国有胶的现象确实存在，但相比于农场管理层、护林保胶人员的贪污自肥和监守自盗，则是“小巫见大巫”。那个微波测含仪，收购自营胶时“大斗进小斗出”，到了向总局上交国有胶时，则有可能“小斗进大斗出”，从中贪污下来的干胶，李克经过调研曾估计每年在20%左右，各个农场都在几百万元以上。有的公安派出所和护林保胶队对干胶的监守自盗，有的农场的场长、书记、政法委书记充当这些人的保护伞，所造成的损失，比职工偷割要严重得多。
王一新了解到，当时海南农垦的自营胶面积，达34万亩以上，已经成为海南上百万人口中三分之二左右人口的生活来源。没有自营胶的职工非常贫困，生活非常困难。2006年底，农垦的穷困人口达29万，占总人口的29%；而海南老区的贫困人口只有12.8万，只占老区300万人口的4%。当时一个胶工的年工资普遍只有一两千元，低的仅五六百元，难以维持生活。李克曾在不少农场调研，目睹了许多胶工的贫困生活。如中瑞农场南斗作业区有一位叫赵美英的女胶工，50来岁，割胶近30年，因无自营胶收入，靠工资养家糊口。小孩过年买不起新衣，平时吃穿靠亲友接济，连子女上学每天买早点的1元钱都拿不出。她长年需要过河割胶，因无钱买长筒靴，患风湿性关节炎引发心脏病。2006年11月全身浮肿不能起床，生产队不安排她病休入院治疗，反而安排别人去割她的胶林，工资被别人领取。她没有了收入，每月还得交186元三项保险费和其他费用给生产队以保留工龄。半年后，赵可以下床但不能割胶，生产队多次劝她写下岗申请。2006年冬管时，生产队让她拿钱请人挖肥坑，每月须支付300元……因没有自营胶，赵美英的生活已到绝境，而像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自营胶的命运其实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农垦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要想推动海南农垦改革取得成功，首先必须给改革创造稳定的群众基础和经济环境，广大职工能否拥护改革、支持改革，至关重要。王一新转变了思想，坚定了信心。
入夜，农场响起了鞭炮声，时断时续，彻夜不息。
《海南农垦革新》系列报道之三
海南农垦改革路线图
■本刊记者李蒙
沉疴需治
2011年7月底记者采访海南农垦总局时，总局原党委书记张力夫升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局长王一新转任党委书记，新的局长也刚刚走马上任。从2007年5月上任局长到调任书记，四年多时间，王一新领导了海南农垦一场非常重大的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刘斌、教授杨杜评价说，这场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缩影，可以说是大开大合，但又比较平稳，没有引起大的波动。
当初上任时，许多人劝王一新不要去，说海南农垦是个烂摊子，去了风险太大。王一新说，即便它是个烂摊子，也已经触底了，还能烂到哪里去呢？上任后列席国务院为海南农垦改革召开的专门会议，回良玉副总理对他说，你们下点决心，长点志气，争取用两年左右的时间，收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务院对海南农垦改革的目标要求，是海南农垦用五年过渡期，实现“政企分开，社企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制融入社会，管理融入地方，经济融入市场”，把海南农垦建设成为一个以天然橡胶产业为核心，产业多样化发展的现代企业集团。
2008年前，海南农垦是“部省共管”体制，农业部管生产，海南管人事，造成了海南农垦“海南管不了，中央管不到”，成为“独立王国”。农场遍布海南各市县，农场场长、党委书记与各县县长、县委书记一样大，互不隶属，谁也管不了谁，还曾发生过农场党委书记不愿意到地方当县委书记的事情。
政企不分，被称为“四不像”，“像企业还要办社会，像政府还要纳税，像军队又没有经费，像农民又有工会。”因为农垦的前身是军垦，所以现在还有些军事化色彩，农场至今仍习惯称下面的作业队为“连队”。
社企不分，医院、学校等社会职能一应俱全，除了没有财政税收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在农场一应俱全。1981年，原来农场的保卫部被升格为公安分局，接受各农场的领导，就差设立检察院、法院了。过去的一个场长，早上开生产布置会，下午可能要处理邻里纠纷，晚上要组织看护橡胶防贼防盗，什么都得管。国务院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曾说：“政府办企业，是为企业戴上手铐。企业办社会，又为企业戴上脚镣。”
提高效率，政企分离，社企分离
王一新有在中海油长期工作的背景，熟悉国有大企业管理运作，一到海南农垦，他就发现农垦当时的管理很粗放，基础能力不强。总局请各农场填报一些基础数据，比如员工数量、工资总额、收入和利润、土地面积等，过了好几天都拿不出来，一问才知道各农场正在加班加点调查，以前没有资料。一连做了三次普查，每次数据出入都不小，职工人数居然相差一两万人，在资金、土地、投资、房产等各方面都是如此。从2009年初开始，农垦上下开展“三清一控”，清理土地，清理资产、清理人员，控制费用开支。
不清不知道，一清吓一跳。到2009年7月底，清理收回土地8000公顷，收回地租3400万元，清理无岗、挂岗等各类人员4800多人，闲置资产近4700万元。
王一新刚上任，总局财务处长约他请农行领导吃饭，农垦向农行贷了20多个亿，说如果不搞好关系发不出工资来。王一新很奇怪，从来都是银行围着大企业转，农垦这么大的企业，居然要去求银行，看来资金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总局从资金集中管理入手，对各企业、海胶集团各分公司的银行存款实行最高限额管理，超额部分存储在农垦总公司账户，总公司向分公司支付银行活期存款的双倍利率，分公司如需用钱只要申请，很方便就可以来总公司账户转账用钱。资金集中管理后，马上归还农行8亿贷款，听说还要还4亿，农行领导坐不住了，赶紧来请王一新吃饭。这项改革仅仅实行了3个月，就节约财务费用近2000万元。
那时总局发一个文件，过几天后王一新问办公室下面落实得怎么样了，办公室居然回答，还没寄出去。原来还是在装信封通过邮局寄文件，仍是鸡毛信时代。每周也没有日程安排，什么人在做什么事都搞不清楚。新官上任，王一新建立了三个制度：设置总局领导工作活动日程安排表、办公室每天出《每日要情》、建立农场主要领导向对口总局领导工作月报制度，把工作全面抓起来。
王一新刚到总局时，海胶集团各分公司与各农场已经决定合署办公，他到任后，扭转潮头，先与各农场场长谈话，让他们在海胶分公司经理和农场场长两个职位中选一个，今后只能担任一个。结果大部分场长都选择到海胶分公司当经理。在总局，他要求大家在公务员和农垦总公司的企业岗位上选择一个，今后只能担任一个。结果多数人选择了公务员岗位。
在这三年里，90多个农场进行了几次合并，最后合并为四十多个。海胶分公司经过几次合并，合并为二十多个。通过合并节约了行政资源和管理成本，也节省了开支。全系统重组一年后，节约管理费用至少2亿元。
经过几年的大开大合，原来的场长基本都不在农场担任场长了，职务变动非常频繁，最多的三年换了十多个岗位。有时一次会议就任免了十几个场长，但都没有发生大的风波。对于个别经纪检部门调查问题较多民愤较大的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对于这些人的职务变动，一位总局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农垦以前是军垦，我们这些第二代农垦人，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听话，一般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强，服从大局的意识强。既得利益者是有，但很难说是一个集团，顶多是个松散的群体，而且还是在党政系统内，个人的小九九，没办法拿到桌面上来。
经过政企分离和合并重组，整个农垦系统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前农场基本上是独立王国，场长、党委书记几个人掌握了农场的大权，与总局的关系很松散。而现在，海胶各分公司没有独立的人事权、财权和生产权，只相当于分支办事机构。农场的财权也被上收到了总局，场长以前关起门来当皇帝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政企分开的同时，社企也在分离。从2008年12月开始，移交了农垦19万退休职工的社保，65万居民的医保。493所中小学，包括15万学生和两万教师都移交地方。还移交了27个气象站。但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至今没有移交，农垦有点舍不得。
海南橡胶的上市也是农垦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想将这么一个行政色彩极浓、计划经济痕迹很重的老企业打造成上市公司，新老农垦人付出了太多的心血。所有的土地没有一本土地所有权证，所有的橡胶林和其他林木没有一本林权证，全部都要重新丈量、评估、登记。现代企业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争取上市的过程为海南农垦进行打造。2010年4月，海胶集团上市首发受挫，王一新承受的压力最大，又经过半年努力，2010年12月10日，海胶集团终于上市。
海胶上市，对海南农垦改革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保证了海南农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改革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任何人再也不可能把海南农垦拉回到旧体制中。
民生工程与胶园承包
要想保证这场改革的顺利进行，首先就要在解决民生上做好文章，2008年国务院海南农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时，决定5年内拿出4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海南农垦解决历史遗留的包括退休职工社保、医保等民生问题。
海南农垦职工的住房，多年来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一排排兵营式的茅草平房，现在在许多贫困地区都很难看到这么破的房子。这5年来，采取国家专项资金补助7500元，总局下拨7500元，职工个人出三四万、四五万元的办法，帮助职工建设保障性住房，并发放产权证，共建成14万多套。近几年中央领导人每到海南都提出要参观保障性住房，省里安排参观的多是农垦的保障性住房，说明在整个海南省，农垦的保障性住房已经走在了前列。
这几年，大范围改造了农场电网，31万人用电从每度1.2元降到0.6元。实施饮水安全工程，解决了40万人的饮水问题。修建农场硬板化道路3962公里，基本解决了交通问题。
但海南农垦幅员辽阔，仍存在许多民生死角。记者在中坤农场第21队（正园村）看到，这个当年的并场队，没有保障房，饮地表水，用临时电，道路泥泞，7位80多岁的老职工还没享受退休待遇，近几年来与农场的冲突依然很激烈，退场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类似这样想退场的并场队，农垦还有不少。
在王一新看来，提高职工收入是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根本措施。农垦多年拖欠职工的退休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甚至还有多年没报的医药费，实在是说不过去。经过努力，到2009年底前，共还清拖欠工资、养老金及社保缴费3亿多元。东和农场2009年年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扭亏为盈，好不容易赚了两千多万元，场里首先想到的是要还拖欠职工工资，共还了2000多人的1800万元拖欠工资。许多老职工已经分散在全国各地，农场通过各种方式汇寄。不少老职工攒着领到的拖欠工资说，没想到有生之年场里还能补上工资。
而要想提高在职职工工资，王一新想到的是真正落实职工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30年，海南农垦并非没有改革，而是一直在改，尤其是在承包方面。1980年实行财务包干，1984年推行家庭农场承包制，1985年兴办联营农场，1993年生产队实行股份合作制试验……但这些改革有的半途而废，有的不了了之，始终没有成效。
李克认为1996年干部承包合作胶的泛滥，既得利益群体的出现，是之前农垦改革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承包责任制在海南农垦搞不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仅仅是既得利益群体阻挠那么简单。
橡胶毕竟是国家战略资源，海南每年20万吨左右的干胶产量，同国家每年200多万吨的需求量相比，只有十分之一，如果再日渐减少，我国对橡胶的进口依赖就更重了。这不同于农村种植水稻、小麦的农田，可以完全给农民以经营自主权，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如果要确保胶林面积，职工的经营自主权就必然受限制，不能完全放开。
橡胶树需种植8到10年后才能开始割胶，前期全是投资，而全面家庭承包，需要更新胶林的区域，职工是否能承受投资8到10年才开始收获的结果？而几场大的台风，橡胶林就可能被毁掉。搞产权独立的家庭承包，职工能否承受这样大的风险？一旦破产了，职工还是需要吃救济，将风险转嫁给农场……
王一新目前在海南农垦推行的职工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是产权制度改革，而是家庭劳务承包。他认为，海南农垦现在主要以橡胶种植为主，如果进行产权改革，国有经济将受沉重打击，只有等橡胶生产的下游产业比如贸易、深加工、分销、品牌运作等都发展起来，不再单纯依靠橡胶种植和粗加工获得利润，才能进行产权改革。目前的承包，是“承包经营，定产上缴，超产分成，市场结算”。
这种承包制推行后，职工收入有明显增加，平均从过去的一个月几百元，增加到一个月两三千元至五六千元，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总局给出的增长数字，2007年人均9468元，2010年人均17293元。但包含了从职工工资中扣除的部分，职工实际领到的可能没有这么多。记者调查了解，收入增加是比较普遍的，但也存在问题，尤其是为了增产增收，许多农场采取的“超强割”手段令人担忧。以前割胶讲究“六不割”，下雨天不割，树身不干不割，病虫害不割，天冷不割，天热不割，胶含量低不割。而现在，三天一刀改为一天一刀，甚至夜里割完上午又去割，下着小雨都去割……如此竭泽而渔，焚林而猎，如果成为普遍现象，就很堪忧虑了。
而这种“定产计酬超产分成”的承包，定产权掌握在分公司手里，可以随时提高，定产多少，上缴多少，职工分多少，全由公司说了算，职工的权利依然难以得到保障。有的定产过高，或者当月天太热不出胶，职工累死累活不挣钱，甚至倒欠公司的钱。如东太分公司第28生产队2011年6月的工资表上，职工黄秋燕在扣除了各项费用后，倒欠公司1904.14元。他丈夫林觉端这个月的收入，在扣除了十多项各种费用后，仅有274.46元，这家人这个月可怎么过啊？当月领到不足千元工资的，还有4人，最高的一位，也只领了不到1700元工资。说明在有些地方，有的月份职工工资收入还是非常低的，生活依然艰辛。
改革进入深水区
王一新上任之初，曾说：“改革之路就像大海航行，表面有风有浪，下面有涌有流。”形容改革是“在刀尖上跳舞”。几年下来，改革能平稳进行，基本实现初衷，他也总结了三句话：“机遇胜于能力，节奏优于速度，利益先于分歧”。海南农垦从来不缺少能人志士，也不缺少改革的思路和勇气，曾经的那么多次改革没有取得成功，而王一新能够有所作为，他谦虚地认为只是赶上了机遇而已。改革的运行，需要合适的节奏，不能忽快忽慢，不能一味抢速度，轮子转得再快，车身都必须稳，乘客才不会颠簸，改革才能前行。改革不能从问题下手，那将率先引发矛盾而不断产生阻力，应找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的共同利益，从共同利益出发，让大家都体会到改革的好处，才会在改革的过程中愿意放弃部分个人利益。
几年改革可谓天翻地覆，让海南农垦驶入快车道，也意味着风险越来越大，再想改下去面临的困难将越来越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制度改革何时破冰？许多自营胶职工希望明确土地使用权，以便放手扩大再生产。所有人都相信，海南农垦改革的步伐不会停止，道路可能曲折，前途依然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