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呈现的是一副王权更迭的周期与规律，百姓的命运也随之起伏，从开始的幻想到最终的无奈之间上演了一场场在起义造反到归为顺民之间的历史大循环。
有两个历史人物的言论至今仍让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一个是黄宗羲，另一个是黄炎培。黄宗羲通过对历史上各朝代的税赋研究得出“每进行一次“并税式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增税的高潮，并把把这种无休止的“并税式改革”称为“积累莫返之害”。”从历史上看，并税改革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引发新杂税越来越快，每轮并税改革的周期也越来越短，这就是被秦晖总结成的黄宗羲定律。。
“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以及“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是中国历史税赋演变的特征。因为传统中国官僚太多，开支大，经常出现财政危机，一旦有了财政危机，拿不出这笔钱来雇人，就要设立新的名目了。虽然后来改革为一条鞭法，各种名目没有了，这又恰好为后来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忘了”正税已经包括了从前的杂派。就这样，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这也是专制王朝时代的一个怪圈。
虽然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很容易出现“造费运动”，巧立名目向农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燃油税”、“建设基金”等依旧存在。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精神和制度结构是“黄宗羲定律”产生和长期发挥作用的深层次原因。正是中国皇权体制的专制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造就了财政专制性质的“黄宗羲定律”。这个论述可谓一针见血，专制体制下的财政特征是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是造成税赋不断叠加的根源。秦晖认为“黄宗羲定律”本质上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农民”的问题，它其实是“朝廷”对“臣民”的一个怪圈。
有赋税引发的暴乱必然是朝代更迭，鉴于此，著名人士黄炎培曾去延安与毛泽东讨论过此事，黄担忧的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话被后人总结为“黄炎培历史周期律”。毛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对话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时人称为堪与千古“隆中对”媲美的“延安对”。
如果不能破解前面的“定律”，后面的“历史周期率”必定发挥作用。二黄的定律和周期论无疑成为悬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把利剑，一个诅咒。难道中国人天生就是这种命运吗？
仔细推究这两个规律，我们发现问题都是出现在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夺财之战，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秩序需要征税，但是机构膨胀、税赋不断加码，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才引发社会的震动。难道养一个统治机构就这么难吗?为什么各种税赋总能“自以为名正言顺”的推行下去？
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追究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周易》上面了。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为首，乾为父、坤为母，但是乾排在坤前面。其余六十二卦都是乾坤父母所生之子。周易经过孔子的删改后，含有浓郁的儒家特色，尊天卑地，成功的建立起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要求承认乾的领袖地位，并跟随乾的自强不息精神。因此《周易》又称为《乾坤易》。
在《周易》之前，还有两个易，一个是夏代的《连山易》，一个是商代的《归藏易》。《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孔子注解的《周易》是最晚的一个，它体现的是孔子心中的周道，“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这就造成独尊儒术的历代统治者据此认为征税都是合法的，征税是为了干大事。
有意思的是，与孔子认为的“乾坤”秩序相反的是《归藏》。《归藏》以坤为首，坤为地，把乾排在了坤之后。因而《归藏》又被称为《坤乾易》。
对待天地之间的主次关系上，《归藏》与《周易》截然不同。学者认为这可能反映农业定居民族的核心思想，着重于对土地的认识。
那么，天地之间的主次那个更合理呢？一般人倾向于天尊地从，认同孔子的《周易》。不过，学者李树菁认为：老子《道德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归藏易的“易传”。也就是说，老子认同的是尊地和殷道，《老子》五千言的思想更接近《坤乾》而非《乾坤》。
《归藏易》体现的就是“殷道亲亲”精神。与周道相比，殷道亲亲是以母统为重，周道尊尊是以父统为重。两部易书，一个重父统，一个重母统，孰优孰劣呢？通过古代的君位继承制度可见一斑，“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从父亲的统系看，应当父死子继，从母亲方面看，应当兄终弟继。”笔者是倾向于殷道的，在把君位传给弟弟还是儿子这个问题上，周道显得太自私，不如殷道宽厚，因而殷道更具说服力。
以孔子为代表的《周易》强调争先，以老子为代表的《归藏》强调居后。老子崇尚“人皆取先，己独取后”的贵母守雌精神。高怀民先生《先秦易学史》说：“孔子的一生表现了乾之健，老子的一生表现了坤之顺。”
选择乾健还是坤顺，似乎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乾健主动，坤顺主静，似乎乾健比坤顺更适合发展，但从历史视角看，正是乾健误导了众生。人们被乾健洗脑，认为自己天生卑贱，就该被统治、就该纳税、一切都是天经地义，错把乾健误认为“统治者健”了。把乾误作为统治者的始作俑者是孔子，当统治者自认为代表乾健之后，也就催生出一大批革命职业者。此后所有的动机、行为都被天然地当作无可置疑的正确，赋税的征收也被下面的官吏认为是理所当然，实施起来雷厉风行。
乾健最大的危害是让一个国家冲动不断，折腾不已。总想争先的虚荣不断加深了人们的苦难。独立学者王东岳在《人类的没落》一书中论述了“正是这少数“天才”或“伟人”构成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灾星。”乾健精神导致“科学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使这种破坏变本加厉，呈现出层层推进的加速度恶化态势。”森林覆盖面积急剧缩小、荒漠化逐渐扩大、物种不断消失、核武器日益扩散。“近现代的全球化运动，至多不过是把最病态的文明形态和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染给全人类。”因为追求所谓的上进心，“人类”这个罪魁祸首极有可能成为生物史上规模最大、最悲惨的自残对象——他们是唯一自取灭亡的物种。
因为崇尚乾健精神，才有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共识，这种冲动把人们险入虚幻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地方官吏欲纷纷彰显乾道之健，面子工程应运而生。殊不知，“人生的社会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追求到超额的幸福。”“国有制”变成了最极端的复古版私有制，或是最粗暴的资源垄断肥私体制。真正的“公有制”应是“自然所有制”，即把人和物都归还给自然界，这正是老子倡导的坤道精神。
返归老子倡导的坤道，人类就必须节制欲望，王东岳先生认为，中外真正的思想家都和老子一样属于“反动者”，都由主张倒退的倾向，《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为了拯救没落的人类，王东岳总结出四个观点，其中一点是政治上首先取缔国家，则战争自然消失，武器自然禁绝，人类进行集团竞争的制高点被抹平，整个社会的结构紧张度下降；其次是经济上必须消灭私有制：经济竞争自然消解，生产积极性自然下降，能耗、资源等问题自然缓解。至于产出减少，正好纠正了当前的消费主义恶潮，何况人均产出未必一定减少。
从王东岳的观点看，挽救人类没落之道应该是以坤道取代乾道。没有了国家的鼓动，人们自然消停下来，不再丧心病狂的从自然中攫取资源，从而更贴近自然、建立“闲适唯美，甘于淡泊”的生活方式尽享天伦之乐。
倡导坤道必然要求人们消灭贪欲和私有制，王东岳自己也感叹这种要求“违反人性的近端，恢复到人性的远端这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何其难哉！”但是若继续遵从所谓的乾道之健，就得忍受下面的人类社会经济分配的演化路径：按需分配→按人分配→按劳分配→按权分配→按资分配这个序列里，愈晚近、愈高级的社会历史阶段，其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的程度愈发严峻，1人富敌6国，社会结构的稳定度又愈来愈低，动荡度愈来愈高，且人们很难依靠它来达成自保。
乾道导致的后果仍旧是一个周期和定律，虽然重点已不同于黄宗羲的赋税论，但是与天斗与地斗的精神却让人持续发癫，特权不断发酵，大量税收被用之于体现乾道精神的大工程上面，一切都要为人类的发展让路，而被人忽视的贫富分化之物演法则正悄悄成为再一次启动“黄炎培历史周期率”的点火器。
或许，唯有颠倒乾坤，弃健贵弱，才能打破循环怪圈，拯救没落的人类。
文献参考：
1.徐道一 《从《归藏》发展到《周易》的启示》
2.吕绍纲 《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
3. 王东岳 《人类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