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家”PeterDrucker这一跨世纪伟大的管理先驱,因为其罕见的洞察力和预测(尽管他不愿承认)受到超出商业和企业界的敬仰和钦佩.
我们将要步入或者正在步入的未来,将以实现”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为愿景。“自由”是“负责的选择”。意味着要面对决策，而且要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内在责任）；群体成员要对群体的决策和行为负责（外在责任）。“有功能”是有一个社会信念为基础，赋予个体成员社会地位和功能，具备合法性的决策性权利。这个社会信念是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实现”。实现自由而有功能的社会取决于有效的管理：一，以绩效为中心的整体观，二，以自由为组织的原则。符合Drucher的 “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也意味着个人尊严与机会平等。
新的世纪是个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时期，创新对于管理而言是从旧时代响新时代的跨越。创新包括商品创新、社会创新和管理创新，它依赖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对待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同时需要知道的是，创新并不完全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风险。更重要的是责任。
创新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有效领导，如何管理知识性组织是一个艰难而充满机会的所在。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就是进行组织的能力。他与专业人员相互依赖，否则无法整合从而浪费知识资源。组织中的最高领导之所以被赋予最高权威，就是因为他拥有最终的决策权，承担决策后的成败责任。
知识型社会的到来可以看到，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专业人士依赖于自身所能具备和驾驭的知识。而知识是会折旧的。因此，终身学习和教育投入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Drucker在1995年的时候就曾经描述：在中国12亿的人口中，有400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不到中国人口1/5的美国，有1250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不及中国1/10的日本，有500万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缺乏教育又欠缺管理，再好的资源也无法转化为生产力。
知识分子的数量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远远不够。还需要重视“质量”和“均衡”的概念。这样才能使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稳健和有效地茁壮成长，追赶那些有竞争力的国家。教育投资越多，越有生产力，回报率也越高。在drucker看来教育正在成为可控制的投资方式，教育正在由消费向投资转变。不过，既然是投资也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如果不能取得投资的回报—知识型的员工没能成为更重要、更杰出、更具有奉献、更有创造性的人，没有将其能力转化为贡献，也将意味着投资失败。
实际上，教育最终的重要目的不是培养名师，而是让学生学到什么和如何探索学习。不是去发现受教育者的短处，不能做什么，而是要认真思考他的长处，发现他究竟能做什么，甚至是对其长处给予激发，令其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也是检验教育投资的标准。
700年前哲学家圣伯纳文都拉说“每一种知识和每一种学问都来自对终极真理的认知和热爱，并最终回到终极真理。”理解这一点，传统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争议就是去意义啦。教育是一个整体，需要人文科学、自然科学、艺术、音乐、体育、家政、生活伦理，也需要有效的通识教育，理解整体与技术的专业教育。
尽管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教育万万不能的，因此教育也必然要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也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将教育视为一项责任而非权利，更非是特权。而衡量一个人往往都不通过所享有的特权而必须由其所作出贡献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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