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在“资源为王”时代，中国既要进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卡扎菲走了，美英法又把目标盯住了处在文明断裂带的伊朗。

　　在西方战略家看来，利比亚其实并非不可取代的高价值目标。或许在若干年之后，世人会发现，利比亚战争背后隐含的战略一点也不单纯。

　　中国无法隔离于这场战争。撤侨只是一种无奈的被动反应。

　　假如针对伊朗的战争打起来，世界格局又将如何洗牌？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西方主要大国看来，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基本要素：经济规模直逼美国，贸易地位不断上升，金融力量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经过这场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西方的金融贸易力量遭到削弱，而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GDP总量比肩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尽管国人知道，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成长并不能掩盖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质差距。事实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对于经济总量超越我国台湾地区、逼近韩国的我国广东省来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普遍的幸福感，才是下一步应当追求的目标。国人更应看到的是：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以及日美在高端产业领域相对中国的巨大优势，都是中国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瓶颈。

　　可以说，今天是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时代之一，同时大概也是外部环境变化情势最敏感或者说外部风险正在累积的微妙时期。在享尽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处的主要发达国家看来，与其并不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近年来在经济上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诉求，尽管是难以阻遏的历史趋势，却总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因此，假如我们把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到目前这段时期作为考察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时间光谱，会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大国正从有求于中国，向赋予中国一定的国际行为空间，到运用综合力量工具来防范中国成为国际政经秩序变革的积极主导力量这个策略演变。

　　换句话说，中国利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时机以显著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时间光谱已成过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从既有国际秩序框架中获取的话语权菜单，我们会发现其实并不很多。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发言权的些许扩大，只是美国在保持自身否决权的情况下，力压欧洲和日本让渡一部分权力的结果。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至于备受期待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大体如此，美国人可以指责小布什的穷兵黩武和在国家经济治理上的不思进取，但一定不会怀疑其在美元最为困难时期为了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付出的相关努力。至于打着变革旗号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一点也不比前任软弱。

　　所有中国金融业者都不容忽视的风险是，早已把转嫁经济风险招术玩得纯熟的美国，是不会放弃利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漏洞来遏制中国经济金融崛起步伐的。中国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经。

　　的确，已经沉寂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再次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力量并非什么奢望。而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中国并不缺少成为顶尖经济强国的基本要件，亦不欠缺要素禀赋结构改善和制度创新的内生性动力。但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很难拥有西方经济强国崛起过程中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也许，在既有秩序主导国看来，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该结束了。因此，在成为世界级强国之前，中国必须高度警惕国际资本及其代言人的经济渗透和战略围堵。

　　其实，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技术与资源争夺的今天，简单意义上的经济规模比较并不能准确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尤其是国际竞争力的大小。譬如英国，尽管其去年的GDP只有2.25万亿美元，但英国在全球金融、战略产业乃至产品定价权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顶尖强国。假如把时空往前挪移171年，则当时中国GDP约占世界总量的33%，差不多是大英帝国的7倍。但是中英两国在技术与资源控制力上的实力对比正好相反。当时两国较量的最终结果是中国遭到了耻辱性的失败。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以简单的历史对比来衬托今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毕竟今天的中国早已在全球政经版图中占据重要一席。被广泛视为将来可以平衡美国影响力的超级经济体。只想强调的是：自从国家诞生以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不外乎对资源与技术的争夺。而今这个趋势日渐明显。因此像中国这样的特殊大国决不能满足于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而应从稀缺性和垄断性的角度正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技术瓶颈与资源供给约束。

　　以被视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依托平台——新能源来说，尽管中国在该领域的投资已经比肩美国，但联合国不久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产业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而在这60多种技术里面有42种是中国目前不掌握的核心技术。而国内专家本来乐观认为，以太阳能电池、多晶硅为代表的低碳产业是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的一次机遇。但正像相关评论所说的，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低碳产业很有可能和此前的制造业一样，沦为世界低碳业的“制造工厂”，成为发达国家污染和能耗的转移地。背负赶超使命的低碳产业如今又是“两头在外”：80%的销售靠出口，90%的原料要靠进口。短期内恐怕很难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

　　新能源产业的技术供给现状只是中国在全球技术分工领域尴尬地位的一个缩影。我们不排除中国在下一代互联网、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可观的研发实力和产业化前景。也认为即使在新能源产业，中国也不是没牌可打。只是应当看到，在既有的全球技术分工和技术贸易框架约束下，中国很难参与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流转的技术分享。也就是说，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也会有彼此的技术防备，但除最顶尖技术之外的先进技术是可以在他们之间低成本转移的。而中国除了掏钱之外，大多时候只能就是看客。至于最尖端的核心技术，中国即使掏钱也买不到。可见，中国面临的技术约束是全球性的。假如我们不针对现有技术现状尽早补课，则中国经济雪球滚的越大，对外技术依赖就越大。要想实现对日美的真正赶超恐怕说易行难。

　　世界工厂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一种路径安排。中国必须突破美欧设在金融领域的壁垒，力争在高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也许，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进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同时，更要密切关注西方主要大国对中国获取外部资源通路的控制。

　　建议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全球范围内的兵力投射能力，才能确保中国获取外部资源的通路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