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6年内森·罗斯柴尔德出人意料的去世是当时欧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自己对待死亡的平静和由此引发的外部世界的喧嚣恰成对比。当他的家人按照犹太教的习俗为这位欧洲最有权势的金融家，一个 “掌握了一切权力”的人祈祷时，内森说：“没有必要为我祈祷这么多，因为，相信我，以我的良知来说，我没有罪。”接着，他非常绅士地说：“永远晚安了。”

　　“整个19世纪，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去世带来的经济影响能够赶得上内森·罗斯柴尔德去世所带来的冲击”，尼尔·弗格森说。《泰晤士报》称他的死是 “伦敦甚至全欧洲最重大的事件”；他的老对手，巴林银行的亚历山大·巴林说：“所有股票的异动以及它们价格的剧烈波动似乎大多由内森的死引起。最终，货币市场的解放是一件好事，但是一种专横法则的突然消失很容易造成这些动荡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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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内森·罗斯柴尔德对欧洲金融的统治是否“专横”，自从1812年他们的父亲老罗斯柴尔德逝世之后，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首领确实是当时金融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人们称他为“金融界的拿破仑”，他的四个兄弟则是分布在欧洲四个重要国家和地区的陆军元帅。这种从他们的父亲老罗斯柴尔德开始的布局，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内领先欧洲金融业的关键之一。

　　这就是“罗斯柴尔德机制”。5个兄弟在欧洲5个关键的国家建立起自己的银行，然后由5家分行之间进行合作。每个国家的罗斯柴尔德银行都是这个国家最显赫的金融机构，或者至少是最显赫的之一；而这5个罗斯柴尔德加在一起，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也很容易通过这5个分支机构扩散到整个欧洲。同时不要忘记，那是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5个分支机构相互支持的“罗斯柴尔德机制”已经在1830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当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遇到麻烦时，是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源源不断输送来金钱弹药；这种例子可以扩展每一次单个国家的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和巴黎的巨大融资能力，又让罗斯柴尔德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分支机构能够在同本地区金融机构的竞争中领先。

　　也正因为如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并不害怕某一个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动，他们还可能会从这种变动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们却对一场能够将整个欧洲卷入的战争非常恐惧。因为这意味着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全面的打击，而不是某个支行的打击。“如果伦敦、法兰克福、维也纳和那不勒斯的经济保持稳定，那么在巴黎发生的国内危机，罗斯柴尔德或许能够经受得住。但是，一场欧洲战争影响的将是5家分行。”

　　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变成了和平的爱好者。他们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有动机和能力来维持欧洲的和平，尽管这种能力可能没有人们传说中的那样大。它并不是具备能够操纵战争与和平的能力，而是通过金融手段和外交途径来向可能的战争施加压力。这是一种黄金锁链。一位当时的政治家描述说：“拿破仑悄无声息地出生在阿雅克肖，却震撼了地球上所有的国王……而罗斯柴尔德，尽管他的父亲是卖绸缎的，但今天的欧洲如果没有他，任何国家都无力发动战争。”内森兄弟们的母亲居特林·罗斯柴尔德也说：“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我的儿子们不会提供金钱。”他们可以拒绝向那些意图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他们也能够向一个有和平倾向的政府提供资金支持。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曾经对法国政治家的主战言论表示不屑一顾：“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储备。他们拿什么发动战争？”

　　从这种巨大的影响能力来说，毫无疑问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领袖内森·罗斯柴尔德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商人。而他逝世时，也毫无争议的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葬礼上站满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政治家，也有仰慕他的犹太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媒体上都刊登了内森·罗斯柴尔德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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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三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中的佼佼者包括内森的儿子列昂内尔和纳迪--他们将继承自己的父亲，主导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事业；在法国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儿子安塞尔姆，后来继承了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支行的梅耶·卡尔。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自己命定的职业，经历了辛苦的学徒生涯。

　　但是领导权仍然在第二代人之手。火炬从内森·罗斯柴尔德传到了他最小的弟弟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手中。在罗斯柴尔德兄弟中，詹姆斯在金融业的雄心和才华都不逊于哥哥内森，而且他继承过来罗斯柴尔德家族领导者的地位之后，毫无疑问也成为欧洲金融界的权势人物。

　　不过詹姆斯的领导却并不像内森的领导那样让所有人折服。一个原因是内森当时执掌的伦敦罗斯柴尔德分行是五家分行中最赚钱的一家；而到詹姆斯时代，伦敦、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资产已经几乎相当，“任何一个都无法像内森当年一样‘一家独大’”。当时，每当几个罗斯柴尔德兄弟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都会写信给在伦敦的内森，向他倾诉自己的不快和不满。

　　另一个原因是新一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成长。从古到今，对所有长辈的永恒挑战正来自于他们的孩子。年轻的罗斯柴尔德们对来自 “詹姆斯叔叔”的话早已听厌。尤其是伦敦的内森·罗斯柴尔德已经自立门户的儿子们。曾经跟随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学习金融业的纳迪有一次说道：“如果我们没有给它们(指巴黎罗斯柴尔德分行)提供支持的话，法国的股票会是何等的垃圾？我想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些自信，做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伟人。”但是另一方却有不同的感受：“无论什么时候我写信给你们，别人都会更留心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会去做更多的生意，但你们却立刻认为我们是要和你们吵架。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亲爱的侄子们，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想法，但是我看到每个人都在竭力把我们挤出所有的交易时，我的心都碎了。”1845年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一封信中说。

　　更大的反叛仍然来自内森的孩子。1839年时，内森的第二个女儿汉娜·迈耶决定放弃犹太教信仰，嫁给一个基督徒。对于家族的领袖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而言，这可不是什么时代的进步，也同爱情无关，而是对家族利益的损害和莫大的罪行。《泰晤士报》说：“这是第一次看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成员放弃他们祖先的信仰……(他们)一直以自己坚守犹太教义而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

　　詹姆斯暴跳如雷。在写给伦敦侄子们的信中，“族长”再次提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坚守的信仰和婚姻习俗：“我和我们家族其余的人……从孩提时代便教导他们，他们的爱只能局限于家族内部的成员……这样一来财富将留在家族内部。”如果从更长的历史来看，人们将会发现，汉娜·迈耶对家族信仰的背弃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且还是个不怎么美妙的开始。但是对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家族来说，这个开始已经足以让家族内的人士感到愤怒。

　　更加致命的分裂的危险，来自于家族的5个分支机构渐渐不再拥有共同的利益，尽管团结是每一个家族领导者逝世前最后的忠告。“即使没有态度上的差异，五个分行之间的摩擦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是成功不可避免要付出的代价。”尼尔·弗格森写道。对于在五个国家都成为了金融领域绝对的领导者的罗斯柴尔德五支行，必然不可避免地逐渐和所在国的利益发生更多的互动，而不是和其他的罗斯柴尔德支行，“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欧洲列强没有踏足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列强们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协调一致”，因此，要想总是保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集体利益，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这个家族没有团结的传统，他们早就会发生分裂，让他们赖以成功的“罗斯柴尔德机制”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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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进行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这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族公司而言，来自内部的挑战仅仅是他们想要维系自己地位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的一个。尽管人们通常说，堡垒都是最先从内部开始崩溃的，但是如果没有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崩溃将会是一个异常缓慢的过程。来自内部的和外部挑战并存，这是所有想要继续成长的组织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罗斯柴尔德家族渴望和平。因为一场战争将会损害这个家族一个或几个分支机构的利益。但是矛盾之处在于，处在和平之中的国家，对于金钱的需求也会降低。国王和总理们不再像他们在缺钱时那样，谦卑地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去祈求帮助。这就需要一贯长于获得国家借款和债券发行业务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去开拓新的业务。具体来说，首先是在欧洲这些传统的国家之外寻找新的国家和政府客户；其次，是寻求政府之外的金融业务，比如工业金融业务。

　　仅以当时的眼光来看，不能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这种转变努力是不成功的。当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在1834年访问英国北部时，对铁路大加赞美：“围绕铁路发生的事情让人十分吃惊，如果我早一点来的话，这条铁路最有可能由我们来修建。它必定带来巨额利润。”当然，早他很久去了英国的哥哥内森抱有不同看法。当时内森赚国家的钱都忙不过来，还顾不上考虑铁路，“伦敦大银行占绝对优势的商业及海外定位，使得它们不愿意参与铁路建设”。这又是一个领先者错失了大机遇的例子。但是在1830年之后的和平年代里，因为政府生意的缺乏，罗斯柴尔德家族却兴趣盎然地将眼光投注到这种新的交通工具上，不是因为它对工业和人们生活的巨大改变，而仅仅是从金融和利润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度将铁路股份看作是政府债券的替代品，”尼尔·弗格森说。

　　维也纳的萨洛蒙·罗斯柴尔德将自己变成了奥地利的铁路之王。他凭借着自己强大的金融实力和同梅特涅的亲密关系，推动着奥地利境内的铁路建设。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也参与了德国境内的铁路建设，尽管并没有像他在奥地利的兄弟那样全身心的投入。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则宣称：“我爱上了铁路”；而且，他看到了“利润在微笑”。在“詹姆斯叔叔”的催促下，不情愿的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加入了修建铁路的浪潮中。伦敦家族的参与是必要的，因为詹姆斯在法国谋划的铁路线路，除了获得必要的政府支持和补贴之外，来自伦敦资本市场的巨大资金也是必需的。按照尼尔·弗格森的统计，“截至1847年，法国铁路一半的资本来自英国，而且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火车头是自己制造的。”对铁路的投入也让詹姆斯本人达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在法国北方铁路的开通庆典上，他被宣告成为“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地方的国王，当然首先是犹太人之王”。

　　从这个宣告我们就可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势力在地理上的扩张在当时也是引人瞩目的。他们进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他们也进入了一系列的其他小国家，为他们发行债券。他们在比利时建立的近乎垄断的金融地位。让基督徒和反犹主义者尴尬和愤怒的是，连教皇政权都求助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实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都遇到了一些麻烦。针对葡萄牙，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愤怒地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脱离这些麻烦，因为这里与我们交易的所有人都品行不端，还有一个投机自己国家灭亡的手相。”而西班牙甚至引起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内部的矛盾。列昂内尔抱怨说，詹姆斯“前一分钟支持生意，后一分钟又表示反对”；他还调侃着说：“能读到萨洛蒙叔叔的信真是太好了。第一封信表示支持西班牙业务，第二封表示反对，第三封又表示支持”。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和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表现出这种犹豫不决，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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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挫折都实在是太微小不过了，如果他们能够把握住另外一个巨大的机遇的话——美国的崛起。尼尔·弗格森说：“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30年代试图扩张他们在地域上的版图时，他们遇到了困难。历史学家能够发现，这个时期最大的疏漏就是未能在美国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罗斯柴尔德基地。”这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大的疏漏。其道理显而易见。为何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家族，除了他们自身的机制、信仰、内部通婚和领导人的勤奋与才华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设立分行的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则逐渐在向美国转移。不过，这在当时却是政治家和银行家们无从知晓的。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欧洲大陆上最重要的国家仍然是德意志、法国和奥地利。俄罗斯则正在慢慢显示出自己不容小觑的实力。我们接下来能够看到的还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同样错过了在日本崛起过程中的机会。不过，错过美国才是真正重要的。

　　错过美国的一个原因在于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的竞争着巴林银行已经先行进入美国；另外一个原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通常将公共财政作为首要业务，他们在一个国家进行商务活动时，几乎都会借钱给当地政府，但是这一做法在美国很难行得通”，因为美国各个州的政府都拥有巨大的财政权利，相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第三个原因是美国人一贯地对大机构和大银行的敌视。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自身也难辞其咎。一个最简单的表现是，甚至没有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后代被派往美国，去负责当地的生意，正像当年内森在20出头、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前往英国一样。如果有这样一位具备同样才干和开拓精神的家族成员，那么毫无疑问他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新领袖，正像当年的内森·罗斯柴尔德一样。他所在的国家会帮助他达到事业和权力的峰巅。可是没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所有这一系列新的挑战，从家族内部的不和到错过了美国的崛起，正是典型的所谓 “对成功者的诅咒”，带来这些挫折和挑战的，恰恰是他们太过成功。这也正是为什么成功总是难以持续。

　　在一系列新的变动和挑战中罗斯柴尔德家族赢来了1848年的大革命。对于欧洲的国王们而言，这是一次“集体沉沦”；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这是他们一直以来所担心的，能够将所有罗斯柴尔德家族都卷入其中的最坏的革命——或许除了伦敦罗斯柴尔德家族。梅特涅愤怒地对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说：“我尽了我的职责。政治上风平平静。可汇率却不是这样。”这说明了罗斯柴尔德和政治家的密切程度；也说明了罗斯柴尔德也会被列在打倒的名单中。这场革命危及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三家分行：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他们的财产可能会被没收，即使不是没收也是变相的重税；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在不断贬值。

　　但是革命在击倒这个家族之前自己先放弃了。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时间来进行自救。“罗斯柴尔德机制”和家族的团结再一次发挥了作用。伦敦分行向巴黎、维也纳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分行输送血液一样输送金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中有很多是他们在美国的代理人贝尔蒙特送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在此时认识到美国的重要性。而罗斯柴尔德本身也已经到了“太大而不能倒”的地步。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让法国财政部认识到，如果巴黎罗斯柴尔德被迫关门，那么这将会威胁到整个法国财政体系。

　　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最早也最强大的跨国公司——重新康复起来。不过，这些家族银行家们尚且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跨入一个更加动荡和多变的年代；而他们在其中的重要性也将相应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