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春节过后都出现民工荒。今年更甚，全国各地干脆来一场农民工的激烈争夺战。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在许多中小老板招不回民工而着急之时，在各地争相恐后提高最低工资之时，也就是中国经济为下一轮增长而艰难爬坡的开始。

　　

　　过去32年，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奇迹。人均GDP从不到300美元，上升至2010年的4600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邓小平提出的在上一世纪末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目标被远远的超过了。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为40万亿人民币，或6.1万亿美元，比日本的GDP高出15%以上。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国内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出口导向为主导战略的结果，是加入WTO和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的结果。但是，不管是那一项改革，都离不开农民、农村和农民工。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全国的改革围绕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主线，激发了亿万农民和广大农村的巨大生产潜力。不仅为解决中国13亿人的温饱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为国有企业和城市的改革垫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宝贵的改革经验。

　　

　　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主要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外国投资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强劲出口，成为推动第二轮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改革的第三个十年是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以后，周其仁称这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丰收季节。中国的GDP连续超越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7大强国（G7）的所有国家。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充分发挥其劳动力多、成本低、存款率高及投资率高、广大人民的苦干精神等种种竞争优势，让中国制造的、井喷式的价廉物美的代工商品充斥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回顾三十年发展之路，大家应该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民的伟大和他们为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如果没有农民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和价格超低的农产品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中国就不可能有如此迅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如果没有用之不尽、取之不完的数亿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建设和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就不可能如此之迅速和完善。

　　

　　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的每一个都有最少300万的外来农民工，而当地的劳动力最多也是几百万人。如果没有这些外来工的流血流汗，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繁荣和高楼林立的北京和上海吗？如果没有农民工，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和铁路网能够如此迅速的建立起来吗？如果没有农民工，广州人能够说他们的人均GDP超万美元，总量逼近新加坡吗? 如果没有农民工，中国富豪的财富能如此迅速膨胀和数量如此之庞大吗？

　　

　　可是，在这些辉煌的经济数据面前，多达两亿的农民工得到了什么呢？

　　

　　在北上广深的房价超越纽约和伦敦的房价面前，广大农民工住的和吃的是什么呢？

　　

　　当成千上万的有钱人把小孩送到海外留学的同时，这些农民工的小孩有学校上了吗？

　　

　　当富人挥金如土、出国旅游人均花费7000美元而超越美、日、欧消费者之时，这些农民工的工资却少的可怜。而且，劳保、工伤和病痛根本没有人管。当大家过年开开心心的时候，数亿农民工却一票难求。回家探亲等同于煎熬和痛苦，有位女青年为了一票宁可卖身，有位男青年光了两天膀子也求不到一票。

　　

　　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为了外出打工而背井离乡、抛妻弃子？

　　

　　到底有多少落后的乡村，年轻的女子往外逃，剩下的男人却找不到老婆？

　　

　　农民工的‘性福’在哪？

　　

　　凤凰卫视杨锦麟采访了一位农民工，他两兄弟拼命工作却在本地讨不到老婆。他哥哥几年前用1万元到外地买了个婆子，不久跟人跑了。他本人现在也想去买个婆子，价格涨到7万元，结果还是很难寻觅。穷人生活的辛苦和没有尊严，连人类最基本的性福和传宗接代的权利都没有，这是很不正常的经济社会模式。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生产要素。农民工数量之大，地区间移民人数之多是世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是，再多的农民工也有稀缺的时候。当前，农民工的短缺还是结构性和地区性的，还没有达到全面短缺的阶段。因为，中国还有大约一亿的农民工没有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转移出来，也就是说，为了维持目前的农业生产规模，中国还有一亿的农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

　　

　　由于农业内部的体制问题，例如，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改革不彻底，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面对一种困局。由于农业生产缺乏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村劳力进一步转移受到严重阻碍。这是当前农民工结构性短缺的主要特征。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除了深化农村土地改革迫在眉睫之外，还必须迅速消除工农和城乡的长期分隔局面，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落户城市而不需要占用当地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让留下来的农民能够有足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而不用到外地打工。

　　

　　农民工的区域性短缺主要是十多年来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和西部大开发的必然结果。本次世界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开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开始注重扩大内需，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从而，迫使经济的增长重心逐步从以出口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近年来，许多中西部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本市和本省的农民工。对农民工来讲，虽然本地的工资比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低一些，他们更希望能在当地就业。因为，当地就业不仅离家近，而且，生活环境和质量也比沿海地区高。中西部城市的房价低，交通拥堵情况也比沿海城市好。

　　

　　十年前，我和张宗益就在英文的《比较经济学》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俱乐部’的文章。从发表到现在，该文已被SSCI杂志发表过的文章引用了128次，这是引用率很高的论文。我们用1949-98年中国三十个省的版面资料，用不同的实证方法证明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按东、中、西划分的三大经济地理区域，1978-98期间的20年，区内各个省的人均GDP逐渐收敛，区间的人均GDP却逐渐扩散，从而形成三个经济俱乐部，这是解释地区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理由。（2）经济俱乐部的形成违背了同一国家、同一种政治经济机制必须让全国各个省收敛的理论期望。而出现这种理论期望和实际结果相违背的现象，主要是中国的大多数经济增长中心城市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中心城市的增长优势对外的扩张和带动其它地区发展的传播力，只有在一定的距离内呈现直线的传播。当距离过大时，传播不是直线，而是倒抛物线的形式。所以，如果距离太大，东部中心城市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传播到中部或西部。该文章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政策建议就是：只有在中西部发展同样的中心城市，并把它们建设成为能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极，中国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区经济和收入的差异问题。

　　

　　十几年来，西部大开发，重庆市被划为直辖市。还有，成都，西安，昆明，南宁，内蒙古若干城市，乌鲁木齐，武汉，济南，长沙，等等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崛起和迅速发展，开创了我们上面文章所提到的以点带面、推动中西部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

　　

　　而中西部的发展，对东部更高一层的发展却造成了强烈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就是争夺便宜的农民工。当然，农民工的短缺，还有别的因素。例如，人口老化、多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新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工资的要求差别，等等，也造成了农民工供应的逐渐短缺。

　　

　　吸引农民工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和各种非工资待遇，包括住房、儿童教育和工伤医疗保险，等等。但是，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物价不断上涨，房价更是吓死人。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劳动成本和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许多小老板，本来利润就薄，要大量提高劳动成本是很困难的。如果民工荒越演越烈，将有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倒闭，只有那些资本雄厚、转型快、技术提升力度大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而这个时候，也就是中国企业攀升技术高峰的时候，是中国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变的时候，是中国经济从中低收入型转向中高收入型艰难爬坡的开始。中国能否成功，将由未来20年的发展情况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