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世事万物的认知渴求无穷无尽，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无论是向人学习（如：老师），还是向知识学习（如：书），都离不开自己亲身的 感悟（如：行万里路），人在不断发现、比较、归纳信息的过程中定义自己的生存价值，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信息技术的飞跃，使如今的人在有限的生命时间内， 无需通过自己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发现哪些是真实的信息，去感悟信息中包含的价值。

这个信息工具就是互联网。在此前，人们从未有过如此平均的，如此低成本的获得信息，也从未能如此深刻的体会到信息对自己以及对社会的价值。

我 们生活在地球上，自然事物的信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之高是毋庸置疑。要问对人类来说有什么价值高于国家的价值，高于政治的价值，信息价值无疑是其中的一种。 工业革命前，信息技术的落后使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成为了信息的边界。统治者当然非常清楚真实信息对管治社会的重要性，为了维护包括执政体在内的各种社会组 织的利益，不管是科学技术的信息，还是社会状况的信息，只要是有利于执政地位稳固的，都会成为“机密”，而在每一次的社会资源分配重置的过程中，这些信息 都会是每一个争权者热切想得到的，也是下一个当权者极力想保守的。纵使在互联网以前的信息技术不发达，但历经无数代人的书、口相传，一般的社会大众，慢慢 清楚一个关于信息的重要规律：信息只有掌握在更多人的手里，执政者才会老老实实的行驶权力，利益分配才能更公平，社会才能更容易在稳定中发展。

历 史上每一个执政者都知道，一个人权力再大也做不完社会上所有的事，它需要社会大众来参与完成。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利益需要，执政者要让人们服从管理，不犯上 作乱，管人更要管心，心的认同来自于人们获知信息量的多寡，不让老百姓胡思乱想，最好的办法是“不可使知之”，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执政者们认为，似乎使老 百姓不知道更多的信息，不了解自己的利益何在，权力就可以千秋万代了，所以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之说。但正是权力这种本能的自我膨胀，屡屡将自己埋在自 己挖好的坟墓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某种与社会大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被人获知，执政不公的下场就已经拉开大幕，社会又再沦落到频繁的权力争斗中， 权力对信息的争夺与控制使信息对社会的效用降低，一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管理需要人为地抬高了信息的成本，信息价值在社会中使用的不平衡，自然导致社 会局面的不稳定。

最近，全世界都在热议的“穆斯林怎么了？”，很多人习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去讨论这场席卷伊斯兰世界的革命。美国 人争论到底是国家利益重要还是民主进程重要，到底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影响了这次变革；欧洲人则在高兴之余开始担心地缘上既得利益的损失。但一个共同的认识 是，这次社会经变革无论是突尼斯还是埃及，还是正在动荡的巴林、利比亚等国家，这期间都没有要求过西方国家做些什么，或者，伊斯兰世界的民众已经非常明 白，民主只能靠自己，那些长期以来只考虑自身利益的西方国家是靠不住的。面对这种既非传统的伊斯兰激进派引导，又非西方国家利益从中作梗的社会变革，可能 是在告诫欧洲人和美国人都必须自省，告别百年来那些所谓伊斯兰专家所灌输的错误观念，即穆斯林不能自发地成为民主主义者。虽然向这种错误观念告别并非易 事，因为西方人长久以来就坚信，专制主义是穆斯林与生俱来的东西。对西方人这种傲慢观念产生疑问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与欧美对 此自我反省相似的是，中国何尝不是在民主社会与国家利益之间犹豫不决；但与欧美隔岸观火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成为这种犹豫的试验品。中国人可能 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面临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管理观念以及社会局面上改变，时代变化的节奏从来没为谁喊一声：“准备好了吗？”就條然而至。信息经互联网高 速传播，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能量，面对这种“水到渠成”的变化，包括欧美、中国在内的人都显得有点措手不及。

信息是权力天生的约束者。

古 代雅典城邦的执政者，较早意识到社会稳定不能只靠一个人控制所有信息，元老院的出现让信息掌握在更多的人手中，社会资源使用和社会利益分配有了更多的选 择，这也为后来的代议政制打下了基础，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权力对信息的绝对支配地位，社会权力体系为信息价值最大化的服务之旅由此开启。到后来互联网的出 现，信息技术大幅降低了人们使用信息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使信息价值突然变得更大众化、信息使用更平均化，以往社会管理者人为抬高的信息成本以实现社会 简易管理的作用刹那间消失得无形，社会大众对信息使用价值判断的变化增加了社会管理者“按习惯”执政的难度，这个变化就是——信息透明。

谁 也没有料到阿拉伯世界这次的社会变革来得如此突然，如此迅猛，如此高效，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社交网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整个信息发掘——传播 ——聚合，到信息价值判断的过程中，权力从未显得如此的弱不禁风，社会共识的达成在互联网的作用下高效的，动态的聚合着。传统上的社会管理体系，无论是分 权的还是集权的，都未能适应这种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其实在全世界各国的互联网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类似维基解密的信息曝光行为。对比之下，面对这种变 化，欧美分权模式的社会管理结构相对要好过一点，集权的简直就不堪一击，原因也许正是因为分权管理的社会早已让更多的人获知更多的信息，社会大众已经一定 程度上能够自我调节观念，来适应这种信息价值的动态变化。

信息价值最大化将形成人类社会最终的社会管理体系。

放眼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能不开放市场而实现经济繁荣的，物质价值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上个世纪人们生活的主要活动核心。在我们都看到和享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 果——物质价值平均化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对经济全球化作出更大贡献的是信息技术对国界的突破，互联网尤其在对全 人类价值观的整合，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没人能估计得到“温和”的穆斯林们会给全世界的人如此震撼的一击一样，经济无边界只是为信息无边界 打开了一道口子。人类对自然认知，对信息的渴求正在推倒一道又一道的围墙，如技术，如权力。

信息边界在一点点的超越国界，其实自古以来它 一直以我们不太察觉的方式在拓展它的疆土，直至互联网的出现，令这种变化更形象生动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也可以说，人类在满足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对精神上 的需求，对人的生存价值，反过来影响社会集体的价值观，对社会资源分配和使用，对社会管理的要求更进一步提高。信息高速传播使以往那种着重物质需求的社会 管理方式略显过时，也显露出权力对信息的管理过于呆板，甚至过于粗暴。一旦大众对信息价值的判断出现变化，而社会管理体系本身没有适应这种价值观变化的调 节机制，重建社会管理体系当然是人们唯一的变革诉求了。

中国以至世界的许多社会管理者，常常习惯使用传统的经验分析眼前的变化，如政治， 社会，经济等前人对社会的认知。而事实上是，事情一直在变化着，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当年没有料到后来的资本主义也会向社会主义靠拢，而今天的社会主义也 在向资本主义学习。人类之所能够发展，是因为善于从更多的信息中理解自然规律，从原始时候的只重视自己到后来的重视其他人，从只重视人到重视一切生物。社 会管理也是一样，从唯心到唯物，从唯权力至上到唯民意至上，所有变化都离不开人对自然认知的更深更广，对信息变化理解的更客观更理性。

假 如每一位社会管理者都能够像人类跳脱自身看待自然一样，就不会将权力本身看得过于重要了，也不会将政治的价值凌驾于信息的价值之上。正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 有生物也要服从自然规律一样，权力如果不能跟上信息价值最大化的进程，社会管理体系就到了必须变革的地步；哪种社会管理体系不能满足社会大众对信息价值判 断的共识，政权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正在发生的穆斯林革命说明，信息技术让社会形态跟随信息价值而变化的形式更透明，效率更高，越是不思进取的社会管理者， 越是变化迟钝的社会管理模式，将越早在这一场大众意识觉醒的变革中淘汰。这场变革当中，如果有物质形式的社会需求也许会显得更“顺理成章”一些，但其实那 只是人们行动上形式的需要，“为未来找到一个过去的借口”最大的作用是帮助“一些未转得过弯的人”把事情弄得容易明白些。

一切都在变化， 没有哪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是绝对好的。但我们可以为适应这种变化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社会管理观念，创新一种能够不断适应这种变化的社会管理体系。自我变革对 任何一个社会管理者来说都是有风险的，只要确信，冒这种风险的价值大于僵化不变的价值，又或者说，这种管理者自我变革的代价低于社会自我变革的代价，这种 风险就值得去尝试，这是每一个现代执政者必须承担的社会发展责任。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边界，不同语言的民族正向着越来越一 致的价值观聚合，相信用不了多久，语言，这种曾经极大的帮助过人类交流信息的工具，这种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横陈在信息面前的阻碍，将很快在信息技术的突破 中被代替，这是人类面对要分析理解更海量信息的唯一选择。

更高效的信息时代，必然要求信息价值最大化的社会形态和管理模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选择未来，当然，也可以等未来选择我们，或者等别人帮我们做主。但不管怎样，未来，总是要来的，这由不得谁来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