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朋友发来的一封邮件，是解密的日军侵华时期暴行的图片资料。用“令人发指”来形容并不为过，几乎每一个正常人看到的第一反应都会是：“他们怎么会如此灭绝人性？”撇去民族仇恨，不禁想起一个朋友最近在读的一本书，三联出版社翻译的《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作者是美国一位社会心理学专家，对邪恶心理学有多年研究。
书中，他通过当下的许多案例，试图寻找人性中的“恶”究竟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会被激发出来。卢旺达种族仇杀、日军侵华、纳粹集中营、美军虐囚事件等等——我们生活在一个屠杀的世纪，这是作者对今日地球村的总结——在这些真实的案例之外，书中最有价值的是他十多年前设计的一个实验：模拟监狱环境。从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中，寻找一些符合正常标准的孩子，随机分成两组，分别扮演狱卒和囚徒，他想要看到，当“正常”的人被突然放入陌生的环境，性情会不会大变。结果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甚至于，当他重新动笔，写下那些实验细节的时候，语气中似乎流露出更多的是后怕。
“去人性化”的暴虐，从古到今比比皆是。这个现象是普世的，而不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性——那是人性。而且它真实地存在，它的诱因也真实地存在。
好人变恶魔的过程，简单描述出来是这样的：最起始的，只是“他们”和“我们”的分别，一个看似非常单纯、自然的分别，然而，当环境和体系变化到某一个程度，“他们”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会被妖魔化，威胁“我们”的安全，这是恐惧；另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我们”遇到的问题的根绝，所以，消灭了“他们”，“我们”的问题也就得到了解决，“他们”是替罪羊，这是仇恨。
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去人性化”暴虐，都充斥着恐惧与仇恨——暴徒看上去是强大的，但恰恰是极度的恐惧，令他们生发出暴虐，换言之，是内心的软弱，给了暴虐释放的空间。
这位心理学家的实验记录和案例分析，很好地诠释了个体—环境—系统之间的互动：在什么程度下，人是可以自控的，什么情况下，则会彻底失控？健康正常的大学生，在明知是实验的情况下，还是会因着进入了“监狱”的情境而在心理上接收到某种压迫，而逐渐变为暴徒。
当我们指责某个群体的暴行时，或许更多也应该扪心自问：我呢？我们呢？
就像艺术家Escher这幅著名的画中所描述的，天使与恶魔，根本就分不开。你我都有可能变成恶魔，这是一个最绝望的信息；但同时，不要忘了另一面，恶魔也可以变为天使。
这个作者将最后一章用来谈论希望，他的观点和人类历史上许多先贤及人文学者的结论出奇地一致。他用大量篇幅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我们通常教导中的“英雄”，看似站在聚光灯下，那样与众不同，其实恰恰是平庸的，因为它的根基是自我中心，以掠夺、牺牲他人来存留自己，这一切行为的激发，则是在内心的软弱抵制不了外在环境的压迫（诱惑也是压迫）的时候——他对恶与善的定义，和我之前读的那本科学家关于天堂地狱的描述完全相同。
而真正的英雄，是能够不受恶劣的环境影响，固守人性的人，他们是少数，且十分平凡，他们会愿意为别人牺牲自己，他们会愿意给出去，他们不会为自己积聚声望，满足那份自大和虚荣。我认识的心理学朋友都反复强调，骄傲的人，必定是自卑的人。一个人越狂妄，恰恰是因为他的内心越软弱。
平凡英雄，这是本书作者提出的希望，而且他认为，这些人有其存在的普遍性。毕竟，无论环境再怎么恶劣，总会有一些人不沦为恶魔，总会有一些人洁身自好依然保持着纯良的心。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作者引用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权力对世界说：“你是我的！”
世界将它囚禁于她的宝座之旁。
爱对世界说：“我是你的。”
世界给予爱出入她家居的自由。
施暴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成为暴虐本身，并不能带来安全，而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惧怕，这是历史上一个个案例一次次证明了的。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与“他”的分别，相反，是这个分别和人为制造的差异性，催动了内心的受威胁感。破除这种分别，走出自己对自己的封闭，才是得医治的开始，也是人性、良善得以保存的基础。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社会契约论》开头所提的这个“枷锁”，不存在于外界，而存在于我们的意念之中。是我们捆绑了自己，是我们自己给了“恶”释放的空间。
还是回到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当环境突然改变，我呢？我如何能做到？我做得到吗？——这个良心的内在拷问，或许在我们面对历史上已经发生的暴行时，会比仇恨更重要，且重要得多，因为它意味着“未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参与其中。我们会是那个施暴者？还是那个平凡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