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景致，有实景与梦景之分。实景婀娜，随风飘荡，可探可视可涉足；梦景虚渺，无水浩荡，可念可想可追忆。刘庄显然是后者。
西湖见证，八姨太的刘庄
何鑫业
一座大房子：刘庄和水竹居
水竹居，除了水便是竹。水，可达外湖，到涌金门；竹，能覆荫，宁静致远，抵做人的品行。刘庄几乎被水竹所盖，看不出日常的生死、喜怒和纷争。岁月只在刘庄的格局上体现变迁，人面和桃花却换了一代又一代。
刘庄，位于西湖西南湖畔、丁家山南麓，现为“西湖国宾馆”，它包括“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
无论是烟霭细雨，抑或日朗风爽，站在丁家山上，刘庄都像一处天上景致，令观者遥望锁澜、望山二桥时，突然回头，见到南高峰的风云和烟雨。一百年来，西湖得天下山水之独厚，刘庄占了西湖风光的千般灵秀。
刘庄，早期仅指“水竹居”，为晚清广东香山人刘学询所筑。刘氏，字问刍，又字文楚，号耦耕，香山县（今中山市）下恭村人。传说刘学询12岁的时候，因仰慕汉陈蕃的“大丈夫当扫除天下，岂扫一室乎”之名言，自书“不扫一室”横额悬于厅上，立志要“扫天下”。
“五月荔枝香，千里乡心归未得；六桥杨柳绿，两家春色共平分”（刘学询自题西湖刘庄）。清光绪五年，刘学询中举人。光绪十二年，刘学询上京会试，中“丙戌科第一百五十六名进士”，南归时途经西湖，不由赞叹“故乡无此好湖山”。当时，刘偶涉足杨公堤，见卧龙桥边之宋庄（今名“郭庄”），好生羡慕，遂以“新科举人”名义上门求见，遭婉拒。自此，刘学询便立下动念，发誓要在此筑园，并数倍于宋庄。
光绪十八年，刘学询在广州承办“闱姓”（晚清两广地方利用科举考试进行赌博的一种方式），大鹏展翅，风生水起，从此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声名大噪，被人称为“刘三国”——即“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光绪十九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与刘学询结识。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刘是该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曾与孙中山拉上关系，也即刘学询牵的线。刘学询竭力游说李鸿章和孙中山联合，主张“两广独立”。光绪二十五年，孙中山派遣两名日本浪人作为使者密会李鸿章，李启用安澜号炮舰到香港海面迎接孙的使者，一直接送到刘学询的广州刘园，秘密会谈。
“先生何许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君言不得意，风情张目，霜气横秋”（查良镛题西湖刘庄——这是海宁人金庸先生对刘氏的评价）。刘学询既是孙中山的同乡、同学（刘比孙中山年长11岁，刘的家乡离孙中山故居翠亨村约20里路），出资资助孙中山的反清活动，又是后来联合香港参议局中国议员韦玉，借港督卜力之手，将途经香港的李鸿章扣留、逼他反清的幕后谋划人。
1898年，43岁的刘学询重返杭州，以每亩 2 0 0银元的高价（数倍于市价），购置了丁家山南麓紧傍西湖的大片土地，历时8年、耗资十余万银两 ,于1905年底完成了这一浩繁的工程，取名“水竹居”，也就是后来的“刘庄”。
两个大事件：宪法草案和联合公报
1953年12月27日至次年3月1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抵达杭州，第一次住进刘庄1号楼，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在这里诞生。1972年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刘庄1号楼的八角亭草签。
“水竹居”背山濒水，蛎墙虹栋，错杂水湄，窗际帘波与湖际水波互相萦拂，洵为雅观。“水竹居”竣工后，刘学询旋将广州刘园中的名贵花木、篆隶文字悉数运抵杭州，又搜罗岭南各色精致家具无数，分置于内。因此，“水竹居”的亭园、房舍，乃至当时的起居、饮食，颇带岭南风情。
1912年，刘因资助孙中山，与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发生债务纠纷，“水竹居”被查封拍卖，标价高达两千万两白银。1916年，浙江督军安排康有为到“水竹居”避暑。康在居住期间，因“酷爱此地山水”，索性买下所余丁家山之公地，建造了“一天园”，亦称康庄，别名人天庐。其间，康有为还模仿《醉翁亭记》，撰文《一天园记》，文中谓丁家山（可以）：“楼观万家，烟树点画……”
丁家山，为南高峰的支脉，上有冈阜，俯瞰全湖，水天一碧。因与白堤上的孤山隔湖相对，烟雨蒙蒙，故又称“小孤山”。丁家山东北麓，有一石壁，高约三米，壁前有一条石，状若蕉叶屏风，故称为“蕉屏”，屏后有石床、石几。相传清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经常在这里弹琴奏乐，琴声清越，余韵绕石，故名“蕉石鸣琴”。
政敌康有为入住“水竹居”，大大刺伤了刘学询，1922年，刘学询变卖所有值钱的不动产（包括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沧州饭店，愚园路的愚谷村住宅和广州的刘园），终于赎回了“水竹居”，并自此隐居终老。这时，“水竹居”被“槛押”已达十年之久。
1953年，“水竹居”的最后一位主人、刘学询的八姨太范媛英将刘庄献给国家，刘庄遂被定为浙江省第一招待所。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三大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抵达杭州，第一次住进刘庄1号楼。毛泽东在此期间，调集了国内的各种专家，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1954年3月14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在这里诞生。
此后，刘庄经著名园林设计师戴念慈重新设计，大规模重建。当时，重建被冠以神秘的“5901”代号，工程从195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届时，“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一并揽于其内，面积达36万平方米。
此后，毛泽东每到刘庄，卧室即安排在刘学询的书房。据当时刘庄工作人员介绍，毛泽东曾邀请国学大师章士钊至刘庄叙旧，当时，章士钊陪毛泽东上丁家山后说：“是处风景极佳、宜于商议社稷大事”。
章老先生所言极是，1972年2月26日，由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携尼克松总统、国务卿基辛格一行，在刘庄（西湖国宾馆）就《中美联合公报》的文本作举世瞩目的最后商定。
这一夜，刘庄和北京开通了热线。这一夜，中美双方会议地点被安排在今日西湖国宾馆的八角亭——这个以旧刘庄“湖山春晓”水榭为原型、建在宾馆一号楼里的八角亭，面积很小，仅约15平方米，只能容下6张单人沙发，却有数面大玻璃窗君临西里湖。湖水泱泱，玻璃铮铮，飞鸟瑟瑟，刘庄，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史上扮演这样一个不二角色，这是它的故主刘学询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1972年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在刘庄1号楼的八角亭草签；1972年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联合发表公报，旋即震惊世界；公报的发表，同时亦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历史性的崭新阶段。
刘庄，当之无愧见证并旁观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商定，并在继1954年3月14日草签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后，第二次成为新中国的伟大光荣之地，这是刘庄的荣耀，也是杭州的荣耀。
一个小女人：八姨太和范媛英
历史就像块布，可以披挂，也可以剪裁，更可以染色，甚至可以付之一炬。在历朝历代的中国社会中，女子除要承受生物学的生儿育女重任外，还要兼顾社会学的伦理纲常。即使这样，女子被政治和历史披挂上阵时，遭剪裁、染色、甚至付之一炬的事例，仍然比比皆是。
1905年，刘学询在“水竹居”建有“刘氏家祠”，祠后有墓地10穴，各呈扇形。墓地居中两座高约2米，一实一空，实者为其妻马氏墓室，空者为刘学询的空穴（称生圹）。墓前有一月牙形池塘——月华池，池前为祭坛，设石桌供祭。刘有八个姨太太，故左右各有四个空穴，均为白条石筑成。
据《羊城晚报》文：“……70岁以后的刘学询，身体依然健壮，步履稳健，胃口很好，能跑崎岖不平的山路，吃大块的肥肉。当时的杭州人只知道他是个大胖子，喜欢诗词古董，游山玩水，栽花种竹，却不知此人过去曾在广州做过一番大事业。……1935年1月3日，刘学询去世，素车白马‘杨公堤’，丧事办得很隆重。但刘学询最终却不能下葬于原来为自己准备好的墓穴里，因为当时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为整治西湖风景，将西湖景区列为禁葬区。刘学询之墓今何在？据说在西湖西边的一个山坳里，据说，也正因为刘墓在深山坳里，鲜为人知，因祸得福才避过了‘文革’的劫难”。
刘庄的最后一位女主人是八姨太范媛英，她生于1907年10月，是广东惠州人，原是刘学询女儿的丫鬟。刘70岁时将范媛英收房为第八妾，当时范19岁，青涩梅果，身姿如菊，兼有善相。
1935年，刘学询去世，时范媛英28岁，儿子启言（又启信，下同）只有5岁。刘学询的子女中，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英年早逝，此是后话），所以小儿子启言的出生，提高了范媛英在刘家的地位。加上范又善解人意，不兴师动众，亦非气指颐使，颇得众家人拥戴，故，范媛英一度跃为言之有信、度日有节的当家姨太太。
1949年，范媛英虽已经四十二岁，却依然风姿绰约，雍容华贵。据见过她的人言，范“皮肤白皙，身材苗条，……讲一口广东话，为人热情，乐善好施。每烧一点广东风味的小菜，都要分与邻居品尝。……解放初期，人们还常看到这位刘庄八姨太乘一叶小舟从杨公堤到湖滨上岸，进城购买日用品，……见熟人很是客气。”
杭州解放后，范媛英变卖所有金银珠宝，缴纳刘庄的税款，入不敷出。1953年，范媛英将刘庄上交国家，自己迁至南山路广福里1号，靠佣工为生，月入仅16元（雇主李仲强，广东人，是一位工程师）。1956年，范媛英再度搬家至直骨牌弄24号的大慈庵，这里原是刘家的家庙，盛时有尼姑十余人，均来自广东。大慈庵，是一栋有围墙环绕的两层楼房，范媛英住楼上面南的一个大房间。
早在数年前，范媛英的儿子启言就学于市内私立蕙兰中学（现杭二中）时，遇有急事或因校事耽搁，亦即常常于庵内借宿，并深得住持慧清师太的呵护（1958年，大慈庵由房管部门接收，搬进了20多户人家，成了大杂院，此也是后话）。
刘学询妻妾成群，儿女纷陈，其中却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抗战胜利后不久亡故，幼子启言是他75岁时所生，属晚年得子，大幸。启言长大以后，适逢解放，他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誓死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作最彻底的决裂。他甚至终生不认自己的生母，一心一意要成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援朝回国后，他挑选的妻子竟也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名叫国英，国家的国，落英缤纷的英。
据《羊城晚报》文：“……范媛英有一本既大又厚的相簿，里面全是水竹居当年的风光、摆设和人物，但后来不知所终。……据说1957年，刘启言被打成右派，他脱下军装，回到中山县老家。刘启言‘硬颈’（执着）一生，或颇似其父”。
《西湖》2004年第八期，曾载刘启言《刘庄旧事》文，刘谓：“……杭州甫解放数月,我就离开故园去投笔从戎。我五岁丧父,幼失庚训。即早失‘趋庭鲤对’之机缘,又无‘谢家之宝树’的才情。……我当初作此抉择,乃是接受了前苏联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深刻影响,乃至《牛虻》一书主人公亚瑟那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凡此种种,使我在杭州解放伊始,第一次呼吸到了一股与自己原来闭塞生活大相径庭的清新自由空气……”
“忆昔居止望山楼，少年白马衣轻裘。秋山一抹如淡黛，春堤十里足俊眸。傍湖时感波影动，凭轩坐爱月色幽。最记一湖烟雨暝，倜傥王孙也解愁”（刘启言自题水竹居之望山楼旧居）。启言，少时居望山楼，浸淫颇深，晚年请人镌刻了一枚闲章，闲章云：“昔日望山楼上客”。
“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刘学询自题西湖刘庄）。1969年，贫病交困的范媛英去世，走完她始于保姆终于八姨太的悲壮人生。也终于她被披挂、被剪裁、被染色的社会学女子之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