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一家祖孙对中国的深刻影响

――大哲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在鸦片战争中作用的考证

 

作者丁子江

 

引言  对中国充满感情的大哲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现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可被誉为古希腊亚里斯多德以来西方最博学的哲学大师。他为发展人类知识和世界正义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认为求知、爱情以及对苦难的同情是自己毕生的三大动力。作为学者的罗素孜孜不倦地吸取人类知识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创见。尽管在各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对其社会观和政治观的评价还有争论，但多数人都认同作为社会活动家，罗素对人类的苦难始终怀着不可抑制的同情。他强烈反对压迫和独裁，反对非正义战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并立志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罗素的求知与同情感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包括怀特海夫妇都成了好战分子。使他最难过的是，近百分之九十的人竟享受残酷的屠杀感，这使自己修正了从前对人性的正面评判。过去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热爱真理的，但眼下发现这样的人不到百分之十。他叹道：“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都让我恶心；作为一个热爱文明的人，向野蛮主义回归令我惊恐；作为一个受过父母情感挫折的人，对年轻人的血腥屠杀撕扯我的心房。”(Russell 1968:7)罗素参加了反战运动，某次，他遭到一群男女暴徒的围打，而警察则袖手旁观，一位夫人让他们出面保护，而他们不置可否；她说道：“他是有名的哲学家呀！”，他们毫无反应；她接着说道：“他是举世闻名的大学问家呀！”他们还是无动于衷；她继续说道：“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呀！”他们这才过来帮助，但动作太晚了，他是被一个年轻女子所救。

    战争期间，在剑桥三一学院任教的罗素征集同事的签名反对英国参战。一些和平主义分子形成反征兵的组织，呼吁青年拒当炮灰；在当局逮捕了不少领头人士后，罗素却接任主席。他亲自编写传单为拒服兵役的鄂内斯特•艾弗利特一案辩护，并当六名会员在散发传单被捕时，他马上出面承担作者的责任。在法庭上，罗素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出于“良知”而拒绝征兵，结果判以反战宣传罪，罚款100英镑；他不接受这个审判，也拒付罚款，故受到牢狱之灾，并且部分财产遭没收，图书馆的私人藏书也被变卖。坚信自己无罪的罗素，拒绝照当局的指令流亡美国。在这以后，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其教职也被三一学院解除。罗素始终坚持全球范围的反战活动，并与泰戈尔等国际知名人士合作，而为和平到处奔走。1916年威尔逊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罗素立即在致他的公开信中，呼吁美国出面调停来解决国际争端。罗素身为工党党员，为了反对那些不愿到前线作战的年轻人去送死，他亲手撕碎了自己的党员证。

    1918年1月11日，罗素在一篇反战文章中冷嘲热讽地写道：若非和平即将实现，不然，在英国的那些美国雇佣兵应立刻占领英法两国。此文被当作“教唆”军人“哗变”，而受到当局起诉，再一次判处徒刑六个月。在狱中，他撰写了《数学哲学导论》一书。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同牢的犯人大都是因战争受牵连的德国侨民，其中竟有一些才智之人同罗素大谈起康德。另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由于因兵源吃紧，征兵年龄提高，44岁的罗素也成了应征对象，但政府怎么也找不到他，因为忘了已将他关入大牢了，否则就因他拒绝当兵而罪上加罪；在此之前就有37个青年因拒绝参军竟被判了死刑，而罗素也参加过营救，终于使他们免于一死。战争期间，甚至在监禁中，罗素撰写了《战争中的正义》（1915）、《人们为什么战斗》（1916）、《自由之路》（1919）等三部有关和平与反战的论著。他出狱后，英国外交部拒发护照给他，尼克尔森爵士斥责他为“这个国家最有害的怪物之一”。由于他的国际声望，1922年，罗素计划去意大利参加一个和平会议，独裁者墨索里尼得知后下令手下不准伤害罗素，但与罗素接触的任何人均可实行暗杀。获悉此事的罗素只得放弃前往这个法西斯策源地。战争几乎改变了罗素全部人生，包括他的职业和人性观，但也使他获得对生命的一种新的热爱。

    罗素对战争的根源不断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考察。在《自由人的崇拜》（1903）中，他谈到了在对抗黑暗势力中产生美好的生活。在《人类为何战斗》中，他揭示战争的心理根源，即人类的全部活动包括战争都来自冲动和欲求，而所谓冲动又可分为侵略冲动（包括抗御侵略的冲动）与占有冲动两类。在《自由之路》（1917）中，他指出，权力的集中能够引发战争，反过来，后者也可引起前者；并探索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都能促发战争的动因。在《政治理想》（1917）中，他揭露专制国家独裁者的反人类行为，倡议建立“国际议会”，而用和平和外交手段保障正义，解决争端；鼓吹组织“三权分立”的世界政府以及国际军事力量或“国际警察力量”来制止国际暴力和冲突。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当时的罗素对此还感到欢欣鼓舞，也为这点被加了某种罪名。1920年，罗素到西班牙讲学后，有机会随一个工人代表团访问了革命后的俄国。罗素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我非常关心战争以及如何阻止未来战争的问题，这方面的著作使我成了为广大公众所熟知的人物。在战时，我觉得应该把和平的愿望化成一种有理智的决心，一次避免未来的大战。然而，凡尔赛和约打破了我的幻想。我的许多朋友把希望寄托于苏联，但我1920年访问那里时，并没有什么事物是值得称道和喜爱的”(Russell 1961: 47～48)他在那里见到了比自己年长两岁的列宁，但对其很失望。罗素对这个红色的国度看法十分负面，认为，尽管眼下俄国高级领导人大多数是真诚的共产党人，也许会为这个主义献身，但那些投机者总有一天会为私利滥权。后来，罗素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理论》详述了自己对俄国的观感和分析。他对这个国家作了这样的预见：社会形成新贵势力，以致建立一个无所不包，渗透一切，而比垄断资产阶级政权更不合理的政权。

    就在一战期间，译过孔子《论语》和唐诗的汉学家阿瑟·韦利（A. Waley）寄给他一首白居易的七言绝句“红鹦鹉”：“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辨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身？”也许这也是罗素与后来与中国不解之缘的又一个“暗结”。

    1920年，罗素应邀访问了中国，并逗留了近一年时间，被誉为“德先生”和“赛小姐”的代表。罗素回忆：“我应邀访问了中国，并在那里逗留了近一年时间。我热爱中国人民，但显而易见，他们对军国主义的反抗必定导致摧毁自身文明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除了被征服或者接受敌方许多邪恶的东西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但中国也教会了我一件事（东方倾向于把这一点教给那些怀有强烈同情感研究东方的欧洲人），即不要在眼前的逆境中产生绝望的念头，而要用长远的眼光观察问题。二十年来阴云日益笼罩着这个世界，就是这种习惯才使我感到这个世界稍可容忍。” （Russell 1961: 48）

    从中国回去以后，罗素便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及其文化产生了终身的情感与关注。1922年，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并还发表了大量与中国有关的文章与评论。罗素曾回忆道，他访华回英以后，英国政府准备解决庚子赔款的问题，当时美国已明智地决定放弃这笔钱，英国却不愿这样做，而采取某种折中变相的方式继续索款。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华态度比较温和，特邀请罗素为专门处理这项事务一个委员会的成员；罗素等人便推荐了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但不久工党政府倒台，保守党执政立即推翻上述决定。于是一次改善同中国人民友好的一点努力也遭到葬送。后来，罗素因反战以及反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而多次遭到各种迫害。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经第一特区法院略事询问，即将同案人犯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接着蒋介石命令将陈等解押南京，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派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审理。这时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消息，国内和国际的著名学者如蔡元培、杨杏佛、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蒋介石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批示，由军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审理。于是，陈氏等由军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羁押（因军事法院审理不公开，不得请辩护人。故蒋氏为平民愤，而将陈氏改由地方法院审理）。1937年7月，罗素与杜威、爱因斯坦等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由局部侵华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罗素同杜威等人联署公开信，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的当日，即“南京大屠杀”的同一天，罗素又联合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甘地等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布《我们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的宣言，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裁日本军国主义。1951年，在“当前的困惑”一文中，他对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总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斥责道：“我们必须都必须回到鸦片战争的年代，在我们屠杀数百万中国人之后，那些幸存者还要接受我们道德的高尚性，还要将麦克阿瑟作为救世主加以欢迎。”( Russell 1961: 694) 50年代末，罗素还出面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也是当时国际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除了直接的领土问题，它还涉及了西藏问题，中印两国综合利益问题，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争霸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国际地位问题等；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它是亚洲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战争分两个阶段，即10月20日至28日，11月16日至21日，中国赢得了重大军事胜利，而印度举国上下陷入恐慌。罗素致电周恩来和他的剑桥校友兼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速停火撤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并建议印尼苏加诺总统、加纳总统恩鲁玛等参与调停。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很快对他进行了回复，并都派大使馆官员拜访了他，都还接见了他的代表舒恩曼(R. Schoenman)和鲍特尔(P. Pottle)。不过，这个舒恩曼僵化的作法有辱使命，罗素后来说道：两位代表“在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见面时，气氛是有礼、友好而有益的；但第二次会面因为他们的行为以及愚蠢的轻率而受到中国方面严厉地谴责。作为他们的赞助者，很自然我受到了质疑；对我的苦恼以及我们工作严重的困扰来说，我一直未能恢复与中国政府温暖而友好的关系。” (Clark 1981:606)舒恩曼是一个有点骄横气傲的人，在印度，主人问对这个国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以问为道：“在这么热的地方怎么做爱？”在中国，主人带他到湖上划船，他竟脱衣下水游泳；他想见毛泽东，等不耐烦了，便在下榻的房间里拿起电话叫道：“毛主席是一条神牛！”后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接见了他们。但因各种原因，两位代表遭到了“驱逐”。(Moorhead 1993: 533) 不久，尼赫鲁改变了不结盟政策，从而向美国求援；1962年11月，肯尼迪决定介入战争，并援助印度军队。中国方面则迅速撤军并归还了全部缴获的武器。

    在《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一书中，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N. Maxwell）也感叹：“当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无条件撤军，这与其说让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不如说是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世界战争史上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情，胜利的一方在失败者还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就单方面无条件撤军，实际上也就是让自己付出巨大代价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当然，这一切是由于当时各种实际情况决定的，其中有些内幕恐怕很难明了。不过，当时的罗素显然洞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相信这场冲突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他说道：“战火将继续，首先对中国有利。美国与英国将出面援助印度，但会发现除非动用核武器，它们无法击败中国。它们将要动用这种武器。中国将显示自己与俄国的不同，而俄国同样也会动用核武器，不止对付印度，而且对付西方。在很短的日子里，整个世界将变得与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一样空旷而荒凉。”( Monk 2000: 450～451)

    罗素所作的预言并非空穴来风。43年以后，据2005年8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8月25日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与博物馆公布了新近解密的录音带，表明在1963年5月，肯尼迪和他的顾问讨论过如果中国第二次袭击印度美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以及怎样防止印度成为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中另一张倒下的牌。在录音带中，国防部长麦克拉玛纳说：“在我们认真帮助印度不受中国入侵之前，我们要意识到，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印度抵抗中国的袭击，我们必须使用核武器。中共对于那个地区任何部分的攻击都会使美国有必要使用核武器，这总比调动大量的美国军人好。”肯尼迪说："我们应当保护印度，所以（如果印度遭受攻击）我们将会保护印度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史蒂文•科恩说：“谈话的背景是肯尼迪非常非常非常倾向于印度。他把印度看是中国的天然制衡力量。”科恩回忆了当时的政治气氛，他暗示说肯尼迪的顾问们提到可能使用核武器也许还有一个动机。他说：“我们在韩战打了个平手，我们很担心苏联。可见他们提到了‘核武器’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肯尼迪在印度做任何事情。这种方式是把赌注拔很高，以至于你不可能选择它。” 据印度分析人士说，他们被录音带的公布惊得目瞪口呆。哈佛大学南亚历史教授博斯（S. Bose）说：“很显然，1963年和2005年不乏相似之处。主要基调是怎样遏制中国。”不过分析家指出，美国即使考虑过所谓的核武器选择，在下一年也一定会放弃了，因为1964年中国成功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与几乎同期来华的杜威一样，罗素对当时中国的的影响和冲击是空前的，尽管不一定是绝后的，但至今还没有哪一位访华过的西方哲学家或著名学者能达到这种热烈程度。这种“空前”至少表现在：1. 除了杜威，在罗素之前，历史从未有过任何重要西方哲学家或著名学者来过中国；2. 综合来说，罗素的博学智慧与文理皆通的学术造诣、思想的敏锐与丰富的阅历、人格的力量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堪称举世无双；3.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社会转型与重建的关键时期，也是动乱暂停百废待兴而相对和平发展的短暂阶段，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理性、求知、包容、活跃，科学态度以及追求真理和批判探索精神是古今未有的；4. 罗素在中国居住和工作的一年，作过大量的讲演，也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接触，特撰写了《中国问题》这一专著，并在后来的各种著作和场合经常提及中国，以致形成了独到的中国观与难以忘怀的中国情结。

    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罗素，不可能象好莱坞的影星，或后现代时期那些歌星球星那样，直接对中国的普通民众有什么直接影响，而只局限于知识精英圈子，但无疑是这个阶层人们的一个良师；不管你是否赞同他的某一观点，你都会感到一种知识与批判的力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对中国充满感情甚至作出贡献的大哲伯特兰·罗素，其祖父约翰·罗素竟是对中国有着历史罪责的重要人物，而无论研究中国或英国近代史的中英学者都忽略了这一点，全没有提及这两个著名“罗素” 是有着血缘关系的祖孙。

 

一  罗素家族在英国历史上的脉络

 

    伯特兰·罗素晚年风趣地建议说，要谨慎地挑选祖先。这只是玩笑之说。他一出生当然就在不可避免的家族血脉中成长。

    亨利八世是文学中常常出现文学形象，如莎士比亚就创作了有关他的历史剧。因政治利益而与教皇闹翻了的他先后有过6位妻子，但都没有好下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第二位王后安妮·博林，她竟然被丈夫以叛国罪兼通奸罪处死。安妮·博林是博林勋爵与霍华德之女。1533年1月与亨利秘密结婚，4个月后宣布合法；但3个月后开始失宠，直到1533年9月生下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后处境稍加改善。1536年1月，因流产导致她与亨利关系恶化。据说安妮脖子细长，而有“俏脖子姑娘”的美称，她的笑声如银铃一般清脆，尽管并非倾城国色，但却有一股令人心醉的魅力；她曾在法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并担任过法国王后的侍女，回到英国便当上了王后凯瑟琳的侍女，后被亨利看上，成了断头悲剧的开始。国王与大臣们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安妮·博林与包括其亲生哥哥乔治·博林在内的5个男人私通，而被囚于伦敦塔。做了三年半的王后便因国王的厌倦而遭斩首，刑场就设在伦敦塔中。作为首名被砍头的王后，安妮·博林在断头之日身着优雅的灰礼服，罩上黑色的面纱，笑道：“我听说这个刽子手很优秀，我的脖子很细呀！一剑下去就不再任何痛苦了。”她没有抱怨，因害怕国王迫害她的家人。告别演讲完毕，她安然的躺在了断头台上，行刑用的是国王恩准的法国长剑。现在看来，对这件冤案，罗素的远祖老约翰·罗素曾起过不光彩的角色。根据记载，1533年，当安妮·博林怀孕时，亨利八世与她关系好转。老约翰·罗素爵士是亨利八世是王廷老臣，也是他的私人密友，“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熟知这个君主”，他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看到国王如此“兴奋”。(Fraser 1993: 198）

    安妮·博林死后刚过24小时，亨利便立即与简·塞穆（Jane Seymour）订立婚约，11天后结婚，但新皇后不久便在难产中死去，不过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即后来的爱德华六世；亨利以杀妻的代价获得子嗣，即王位继承人。当亨利八世与简·塞穆结婚后，老约翰·罗素献媚地称她为“国王王后中最美好的”，当然这可能是肯定这位新皇后在王宫中的重要性。关于王后们的很多事务似乎都与老约翰·罗素有关，例如Seymour病危时，都由他来传达国王的意旨。(Fraser 1993: 235～236, 280）亨利又先后娶了三位王后，其中第五位皇后凯瑟琳·霍华德，也因奸情而被推到了断头台，不过安妮·博林是清白的，而凯瑟琳·霍华德似乎却有其事。在亨利八世、爱德华6世与玛莉女王后，安妮·博林的女儿伊莉莎白继位当上了女王，经过她英明的治理，都绎王朝逐渐强盛，但三岁时亲遭母亲的怨死，故始终未婚，后世尊其为“童贞女王”。有意思的是，安妮·博林被称为第一位培姆布罗克候爵（1st Marchioness of Pembroke），而这也正是罗素祖父府邸的名称。难怪乎，罗素在这里感到了某种吊诡的玄机和过去历史悲剧的阴影。

    从这个悲情的历史故事，也可以从侧面了解罗素家族的脉络。与旧贵族不同，罗素家族是英国近代史上发迹的新贵族。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处于历史转折关口的英国，刚刚从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挣脱出来，逐渐强盛的王权越来越有实力与罗马教权分庭抗礼，象上面所说的那个亨利八世就是在婚姻上企图摆脱教皇的控制，既为政治经济利益，又为非道德的私欲而另搞一套；结果终于与教廷决裂。罗素对亨利八世的评介总体上是负面的。在王权与教权的斗争问题上，他当然肯定世俗的权力，并认为，从宗教改革一开始，新教徒对国家在宗教事务中的权限问题就争论不休。在这个运动精神领袖的马丁·路德看来，任何只要信奉新教的君主都可认可为本国的宗教首脑；“在英国，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都坚持自己的这种权力。” 罗素指出，从亨利八世以后，以英王为首脑的教会一面反对天主教，另一面又反对大部分新教宗派，因而它自诩为折衷派；玛利女王和詹姆士二世力图将国民拖回罗马教廷，内战的赢家则极力将国民引向日内瓦。但在1688年以后，英国教会具有了稳固的地位，同时反对实力也得到幸存。

    罗素阐述到，中世纪教会的整个势力总是干预各个王室的离婚问题，而国王们均为趾高气昂的人，都将婚姻不可解约的教规只是为臣民所设。然而教会将婚姻视为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始终将之当作制约王权的有效手段，因此总能占据有利地位。但在“在亨利八世统治下的英格兰，教会丧失了这种地位……。(Russell 1972a: 545) 后来罗素在讨论几位英国近代重要思想家时，总是斥责亨利八世。在谈到《乌托邦》（Utopia，1518）的作者莫尔(Thomas More)时，提到他虽受亨利八世的宠信，但并不愿意为之效劳，也不对之抱有幻想，并看透了这个国王的邪恶本性。某次有人祝贺他受国王的青睐，他言辞犀利地说：“我的头颅若真能帮他获得一座法国城池，那它笃定落地。”不久，亨利八世为了与前面说到的断头皇后安妮·博林结婚，便谋划休掉阿拉贡的凯萨林（Catherine of Aragon），莫尔坚决抵制这桩离婚案，便于1532年告退，并拒不参加婚礼。1534年，宣布自己（而非教皇）是英国教会的首领的亨利八世，制造借口，终于将不愿配合的摩尔送上了断头台，并将他的财产转送伊丽莎白公主，即后来的女王，但后者一直将它保存到她逝世。(Russell 1972b: 539～540)

    所谓新贵族与新型工商阶级最初是在专制君主们或多或少的保护伞下积聚力量，因此尚能为都铎王朝所确立的新君主制所包容。老约翰·罗素就是于1549年爱德华六世时期参加镇压叛乱有功而被封为贝德福德伯爵，并继续为亨利八世效力。罗素在讨论英国大哲霍布士时，认为他鼓吹国家的最良好形式是君主制，但真正的焦点在于国家权力的绝对性。宗教改革使新教国家中的王权能够压过教权，例如“亨利八世就掌握了以往任何英王所没有的大权”。但后来清教徒又将亨利八世的霸业完全否定，这样一来，霍布士就得出了结论，“对抗主权必出现无政府状态”。罗素指出，从亨利八世以后，以英王为首脑的教会一面反对天主教，另一面又反对大部分新教宗派，因而它自诩为折衷派；玛利女王和詹姆士二世力图将国民拖回罗马教廷，内战的赢家则极力将国民引向日内瓦。但在1688年以后，英国教会具有了稳固的地位，同时反对实力也得到幸存。

    在较为开明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清教的产生反映英国的自由传统首先在宗教领域得到相当的突破。这一新教派别代表了新贵族和工商阶级的利益。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11月17日至1603年3月24日任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她是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以及同父异母姐姐玛莉一世之后，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这位女王的统治史称“伊丽莎白时期”，亦称“黄金时代”：她改变了宗教分裂引起的混乱状态，成功地维护了英格兰的统一，并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并在北美建立了英国殖民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就是以她“童贞女王”的称号来命名的；同时，英格兰的文化也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如剧作家莎士比亚、哲学家培根等许多杰出人物。罗素对伊丽莎白一世的评价是很高的，曾指出，优秀的知识分子与当时社会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有十分不同的境遇。这些人在幸运的时代大致能与环境合拍，他们对自己所提出的改革提议，甚至激烈变革主张，都有乐观的希望；但在不幸的年代，他们仅能陷于失望，甚至是彻底的绝望。不过在大多数时期，伟大作家们盛行一种共同的格调；“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以及18世纪，他们是快乐的；在1750年前后的法国，他们是革命的；而在1813年之后的德国，他们却是民族主义的。” (Russell 1972a: 253)

    随着经济尤其是工商资本的发展，新型阶级羽翼渐丰，要求先是产权后是人权上的法律界定和保障。争取权利的意识更物化为社会民主运动的具体操作，于是在议会中抗衡王权的力量日益强大，同时与王权的冲突也日益激化。都铎王朝完结后的斯图亚特王朝也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罗素的祖先威廉·罗素就是于1681年被人告发参与密谋刺杀查理二世，而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内战和革命便以自己独特的途径展开，即用“温和――暴力――温和”的模式演进，结果就是1688年所谓光荣革命后带来的妥协──君主立宪制。罗素家族在这期间，始终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参与。百年之后，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就是在其祖先政治意识和价值观的引导下走向了政治舞台，并有所作为。

    罗素的父亲安贝里·罗素是一名极为开放的无神论者。家人曾希望他从事家族传统的政治事业，他的确愿意并也在国会中呆了一个很短的时间（1867～1868）；然而他一点也不具备这个世道上可能获得成功的那种禀性与主张。当他21岁时，便摈弃了基督教，并在圣诞节那天拒绝上教堂。起初他成为穆勒(J.S. Mill)的信徒，后来又成了他的朋友。在一种非宗教的意义上，穆勒成了罗素的教父。罗素的父亲采纳了穆勒的不少主张，其中不仅有那些较为通俗的，而且还有那些始终令公众震惊的内容，例如妇女参政权等。1868年大选，他成为一名候选人。但当人们得知在一个小团体的集会上，他说过节育是医学专业的一个重要问题时，诽谤与中伤便立即向他袭来。一个天主教的大主教攻击他提倡杀婴；还有人在报刊上咒骂他是“长着一张臭嘴的放荡鬼”。在投票的那一天，人们将他丑化成缺德鬼的漫画到处都是，并将他蔑称为“邪恶的异邦伯爵安贝里”[1]，还斥责他鼓吹“法兰西与美利坚制度”，这是因为他与其妻在美国时研究过欧奈达人社区(Oneida community)，故被归罪为企图散布大洋彼岸非英国化的邪暴来腐蚀英国纯洁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落选了。对这个事件，罗素后来提到，“从事比较社会研究的学生也许会对1868年英国的乡村与1940年纽约的城市之间的类似事件感到兴趣”。此处罗素指自己于1940年代在美国时因婚姻与道德等的非传统观念而受到了攻击和迫害，这些情况与当年他父亲的遭遇很相似。

    罗素的祖母也力图培养这个孙子继承家族的传统，这是不难理解的。罗素多少还是继承了祖先的一些遗传，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家族特有的某种叛逆因素，也有一定参与政治的热情，但多次竞选议员均告失败。值得庆幸的是，从此英国现代史上，少了一个可能平庸也许有点作为的政客，而多了一位划时代的哲学宗师。尽管未能直接参政，不过他还是成为了一个世界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1920年访华过的罗素，在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始终有着对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不可磨灭的情结。有意思的是，史家们都没有作这样的联想，就连罗素本人都忽略了自己家族与中国有一段历史的不解孽缘。正由于这个孽缘，使原来的东方巨龙从此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屈辱、怯弱、无能、落后、挨打，以及更加腐败龌龊的黑暗。

 

二  约翰·罗素－－英国近代史上的大政治家

 

    作者访问在英国时，有学者告知，剑桥大学属于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作者就问道，这是否与大哲罗素有关，那学者不甚清楚来龙去脉，便语焉不详答曰，也许是间接有关。作者好奇起来，便四处打听，得知所谓罗素大学集团成立于1994年，由牛津、剑桥等19所英国研究型的大学组成，包含了所谓的金三角名校，被称为英国的常春藤联盟，代表着英国的顶尖大学；它与美国的“常青藤联盟”（Ivy League，即东海岸八所历史悠久的名牌私立大学的统称，包括哈佛、布朗、哥伦比亚、康奈尔、达特茅斯、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以及耶鲁）在贵族化、精英化为宗旨的盎格鲁-萨克森“绅士教育”（gentlemanly education）的模式上是一致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由国家资助的；其目的是要代表这些机构的观点、游说政府国会、提出研究报告来支持它的立场。后来又得知罗素集团名称的由来，是因为这19所院校的校长，每年春季固定在伦敦罗素广场旁的罗素饭店举行研究经费会议而得名；这个集团关心的焦点在于提升研究、增加学校收入、招聘最优秀的教职员与学生、降低政府干预及提倡大学合作等。

    在伦敦时，作者到过罗素广场（这里因2006年连环恐怖爆炸，而更举世闻名），当时心想这个名字恐怕以大哲罗素命名。后来一打听，倒是与他本人并非直接相关，而是与其家族的骄傲――约翰·罗素伯爵(John Russell, 1792-1878)有关，也就是这个广场以这位政治家命名的。这样看来，那位学者说的对，这都与哲学家罗素间接有关。

    由此我想到，罗素家族是英格兰著名的辉格党家族，开初几代享有贝德福德公爵的称号。老约翰·罗素（？～1555）因1549年参加镇压叛乱有功而被封为贝德福德伯爵。他的儿子威廉·罗素是一悲剧人物，于1681年被告发参与密谋刺杀查理二世，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因此被追思为宗教与政治自由的先烈。

    政治家约翰·罗素(1792～1878)，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祖父，是第六代贝德福公爵J·罗素的儿子。这个约翰·罗素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曾对苏格兰哲学异常着迷，也许这也是对孙子伯特兰所带来的某种“遗传基因”。约翰·罗素并未将哲学当成职业，而是走上了政坛，1813年任国会议员，接着于1819年12月倡导议会改革，并着手实施。19世纪30～40年代，在辉格党上台执政后，他作为这个党自由改革派的主要人物，曾于30年代任军需大臣和内政国务秘书；还曾于1839～1841任殖民大臣；并于两度担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1852年，作为首相的他发表著名而强硬的声明：“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欧洲整个体系中，我们是互相联系的，任何一种势力的扩张，任何破坏欧洲势力总平衡的扩张尽管还未直接引发战争，都决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事；倘若平衡严重受到威胁，那么最终就会引发战争！” (Bury 1960: 267) 另外，他还两度担任过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约翰·罗素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也相当开明，如促进各大城市行政民主化，减少处决刑事死刑犯，建立国家检查体制，发展公共教育，主张彻底的自由贸易，制定10小时工作制，建立全国卫生委员会等等。他在第二次任首相期间，因扩大选举权问题而倒台。约翰·罗素在美国内战中支持北方。约翰·罗素还有一个“遗传基因”带给了伯特兰·罗素，这就是热衷写作，没有另一个英国首相象他那样留下大量的作品，如诗歌、传记和史学论文等。

    约翰·罗素在英国近代史还算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就连马克思在著作中也间接提到过他。1821年，马克思在《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中对这个英国政治家提到：“一个国家只有在使用资本而不支付任何利息的时候，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马克思1956a: 263)

    作者到过新西兰北边一个叫作罗素的海滨小城――它竟然是这个岛国最早的首都。当作者第一次听到这个小城名字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它会不会与大哲罗素的家族有没有什么关联呢？经过询问，果然这个城名的确也是记念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当时任大布列颠王国殖民大臣，正因为他主持制定的殖民政策，大英帝国占据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一系列新的殖民疆土。

 

三  约翰·罗素－－两次鸦片战争的决策人之一

 

    作者年轻时读过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那上面有这样一段话：“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下院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内务大臣罗素向议会发言为政府的立场辩护，说明英国开战的目的是：‘为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在恐吓与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勉受暴虐与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经商。’……当时英国官方对作战原因的公开说明，例如上举罗素的话，的确都小心避免提到鸦片烟，但是所谓‘英国商人们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很明显就是针对林则徐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烟而言，所谓‘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就是针对林则徐提出的如果以后再贩烟‘货尽没官，人既正法’的要求而说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不是为保护鸦片走私呢？” （胡绳981：35）正是在此以后，鸦片战争爆发了。这段引言最初引自法国汉学家马斯裴若(Henri Maspero)的《古代中国China in Antiquity》一书。读到这段历史，作者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哲罗素的祖父就是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之一，当然并不一定是最主要的。

当前，中国大陆中学历史课本以及2 0 0 8年成人高考高起点历史模拟试题有关鸦片战争一节也将上述内务大臣罗素的讲话作为材料来源，并列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罗素是怎样说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的？他极力掩盖了什么问题？”标准答案是：污蔑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禁烟运动是“暴行”，掩盖了罪恶的鸦片贸易活动的非法性。

    英国历史学家马歇尔在《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记载到：“1870年，罗素伯爵（以前的约翰·罗素勋爵兼英国前首相）回顾了帝国的发展时最后总结：‘我们可能作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单独采取行动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征服了加拿大，并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吞并了印度，从此它处于王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我们决不后退。” （Marshall 2001: 24）

    在英国近代史书上，无论在国内事务还是在国际事务上，约翰·罗素无疑是很重要的。尤其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的签订上，他都起着某种重要作用，当时他就是执政的辉格党的灵魂人物，而这个政党最重视的是所谓大英帝国在全世界“自由贸易”。例如《英格兰史》一书就这样评价：“由约翰·罗素领导的辉格党是有能力的、可期待的，而且是又勇气的。……很幸运，约翰·罗素的辉格党内阁是由很有能力和政治经验的人们所组成，因为他们的人物是非常艰巨的。” （Smith 1957: 609～610）

    约翰·罗素在清廷镇压太平天国中也起过相当的作用，因为这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而且还有过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据《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考证，1861年，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贺恭亲王议政所取代；这一期间，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恭亲王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总代表和曾国番、李鸿章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已备战事。李泰国接到赫德的信后，与英国外交大臣罗素进行了多次谋划，最后计划组建一支“英中联合舰队”。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同意了这个计划，任命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并很快购齐了7艘炮舰。

    1863年1月，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了十三条合同。阿思本在致罗素的信中说：该合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而决定下来的行动计划，可以不致在今后迷失方向”。合同主要内容有：（一）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做总统四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做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二）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便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三）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两人还参照英国海军章程，制定了《英中联合舰队章程》：凡捕获船只、财货，三分之一归廷，其余归舰船人员分配。李泰国强调：“我对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如果我帮助你们征税，只要外国人的质疑是对的，你们必须去做。如果你们不做的话，我就停止帮助你们……中国政府太腐朽了，不能依靠。我正努力要建造的结构的基础，得人工来创造。我的地位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受中国政府雇佣来替他们执行某些工作，而不是受他们的差遣。我根本不需要说，一个高贵的人受亚洲野蛮人差遣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不是中国官员，而是一个没有头衔但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外国顾问。因为我受到信任，受到尊重。” 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的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赫德《至金登干》）。结果是：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参见弘2004年：北洋海军——同光兴盛之李鸿章时代)

    1859年9月3日，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第3年，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Bruce)于北京向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发了一封信，写道：“中国政府仍然还未达到对外国使节权利的认可，他们在文件上可以承认，但他们实际上拒绝接受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外交关系，而且只有成为奉承傲慢的手段，并知晓皇帝至高无上时，才被允许访问北京。” (Hanes 2002: 237)）1860年4月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维多利亚女王通过外交大臣罗素通知卜鲁斯，说她期盼他说服中国政府接受天津条约；同一期间，罗素在致格兰特（Grant）的秘密指示中，让他准备两手，即侵略与谈判，但尽量缩小前者，而扩大后者，“我们去中国的目的是贸易，因此我们中国难题的尽早结束是最渴望的”。(Hanes 2002: 244～245)）1861年11月12日，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年，卜鲁斯在致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提到：“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乃是对外国人维持友好使然。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我们下一步骤是应该在他们心目中造成同等深刻的信念，我们不是为了和帝国政府来作对的。在不妨碍物质利益时，我们是准备以朋友之谊对中国的困难与损害予以考虑的。” 这封信露骨地谈到在当时北京政变前后，英国如何培养像恭亲王奕訢这样更为驯顺的奴才，并支持他同西太后合作夺取政权的情况。(卜鲁斯 1952)

    约翰·罗素似乎在一些对华政策中，也有某些温和的态度，如马克思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一文中，评述过：得比伯爵和科布顿先生谴责对华军事行动的两个议案，都按照早先所作的声明被提出了，一个是2月24日在上院提出的，另一个是2月27日在下院提出的。上院的辩论是在下院开始辩论的那一天结束的。上院的辩论给帕麦斯顿内阁以沉重的打击，使它只得到36票比较微弱的多数。下院的辩论也许会以内阁的失败而结束。“但是不管下院的讨论将引起多么大的兴趣，上院的争论已经把论战双方的理由讲尽了，而得比和林德赫斯特两位勋爵的精彩演说已经预先说出了能言善辩的科布顿先生、爱·布尔韦尔爵士、约翰·罗素勋爵以及tuttiquanti〔诸如此类的人〕所要说的话。”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学权威——大法官说过：“如果英国在‘亚罗号’事件上没有充分的根据，那末英国的一切行动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得比和林德赫斯特无疑地都证明了英国在这划艇事件上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英方为推卸广州屠杀的罪责而硬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罪名是什么呢？那就是：违背了1843年的善后补充条约第九款。该款规定，凡逃抵香港殖民地或潜藏于英国军舰或商船上的中国罪犯，中国当局不得自行逮捕，而应通过英国领事提取，由英国领事将罪犯引渡给地方当局。( 马克思1956a: 148－152)马克思还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提到印度的纠纷使英国感到不安，同时英国又得武装自己以防万一发生欧洲战争，因而在中国发生的这场新灾难——这大概是帕麦斯顿一手制造的——也许会使英国遭到巨大的危险。最近将来的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垮台，因为该政府的首脑是这次对华战争的罪魁，而它的主要成员却因为这次战争而对他们现在的首脑表示了不信任。“无论如何，米尔纳·基卜生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应该采取下列行动：或者是退出现在的自由派联盟，或者是（这很少有可能）与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道皮尔分子联合，迫使政府的首脑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既然英国人曾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一个海盗的划艇而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那末，现在要想达到一个高潮，只需马上发动一次旨在以公使常驻北京这件麻烦事情来和中国为难的战争就是了。” （马克思1956b: 568－585）

 

四  祖父约翰·罗素对伯特兰·罗素的影响

 

    父母去世后，3岁的罗素被接到祖父约翰·罗素伯爵培姆布罗克府邸，并在那里长大，一直到18岁进入剑桥。这个地方就是罗素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摇篮。培姆布罗克府邸是一栋两层小楼，位于丽兹蒙花园，是由维多利亚女王赏赐给他祖父的。他的首相祖父在这个地方曾多次召开过内阁会议。1853年至1856年英俄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罗素后来回忆，自己还能记起金莱克也曾在这里住过，还有不少内阁成员以及英国政府高官都曾拜访过这里。童年的罗素同这些人有过很多次有趣交谈，尽管他才是7、8岁的男孩，但与他们的话题已涉及了大量有关国际事务与历史问题的探讨，例如还很幼小的他，某次与史本塞爵士的聊天中，居然讨论了有关金莱克反对拿破仑三世的话题。

    罗素这样回忆：“1876年父亲去世后，我被接到祖父的府邸。那时，祖父83岁的高龄，身体意境非常虚弱。我记得，有时有人推着他坐在轮椅上到室外转游，有时他在屋子里读英国国会议事录。他对我总是很和善，似乎从不厌烦孩子们的喧闹。但他毕竟太年迈了，所以不能对我有直接的影响。祖父于1878年去世，而我对他的了解，是通过他的遗孀――我的祖母，她总是那么敬仰他的声望。……在祖母看来，祖父为人类的利益而做的一些重要事业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他对我讲述有关祖父1832年提出的议会选举法的情况。在祖父去世前不久，一个著名的新教徒代表团集会颂扬他。人们告诉我，50多年前，祖父曾是改变她们无政治地位状况的领导人之一。在他的起居室内，有一尊来自意大利的雕像，是意大利政府赠送的，上面还刻有一句题词：‘约翰·罗素勋爵――意大利敬赠’。我当然很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后来听说了有关加里波第[2]和意大利统一的整个故事。诸如此类的事情激发了我为某种目的而奋斗的雄心。”(Russell 1961: 38)

    祖父的府邸浸透了以往历史的印记，各种各样的摆设反射着英国社会的折光；大厅里陈列祖父在议院辩论时所依据的多种文件。这里扩展了罗素的想像力和求知欲，使他对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素眼里，这座处庭院仿佛回味着昔日的辉煌，漫步在绿茵中的外国大使，以及嫉羡精心护养花圃的王子们……。他说自己也随着它生活在往日的岁月中。

    祖父的图书室变成了罗素的学习间，它以另一种方式激励着他。那里有许多历史书，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古旧的。他记得有某个16世纪的圭察狄尼[3]；还有三大卷题为《考证日期的艺术》的书，它们重得无法搬动。罗素猜想它们象是查找祈祷书中复活节日期的表格。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终于有力气将其中一本从书架上取了下来；但使他感到有些厌恶，原来所谓艺术不过是查找书中年代的艺术。此外，还有署名四位大师撰写的《意爱尔兰编年史》，其中一个故事讲述了人们在大洪水到来之前到了爱尔兰岛，后来又淹死的事。他便纳闷这些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因而也就没有再读下去。那里也有许多象马基雅弗利、吉本和斯威夫特的著作那样普通的书籍。此外，还有一套罗素从未打开过四大卷书，题为《下院议员安德鲁·马维尔先生著作集》。直到成年，他才知道这个人是诗人而非政治家。“家人都没有料到我会读那些书，否则我连一本也读不成了。那些书使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毋庸置疑，这种兴趣是由于我的家族自16世纪初叶以来在英国历史上地位显赫这一事实而增强的。我所受的英国历史教育，正是反对国王，争取立宪自由斗争的记录。威廉·罗素勋爵是被查理二世处死的，他受到特别的赞扬。因而反抗往往值得称颂这一事实使我受到鼓舞。”(Russell 1961: 39～40)

 

五  伯特兰·罗素对鸦片战争的批判

 

    对祖父的景仰是景仰，但作为约翰·罗素孙子的伯特兰·罗素本人对鸦片战争还是深恶痛觉，曾在不同的著作和文章里多次加以谴责。他曾指出：“1840年，西方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战争原因是中国政府力图禁止鸦片的进口。战争以夺取香港，以及对英国还有法国、美国以及斯堪德纳维亚开放五个口岸。1856至1860年，英法联军又发动战争烧毁了圆明园……。”(Russell 1922: 52) 1951年，在“当前的困惑”一文中，他对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总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斥责道：“我们必须都必须回到鸦片战争的年代，在我们屠杀数百万中国人之后，那些幸存者还要接受我们道德的高尚性，还要将麦克阿瑟作为救世主加以欢迎。”(Russell 1951: 694) 当然，罗素本人并没有直接提过自己祖父的这段与中国有关的往事。是忽略而未予注意？还是刻意加以回避？这就无从查考了。

    罗素在自传中曾指出，1926年，在三处不同地方，英军向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开火，制造了重大伤亡。为此，罗素万分愤慨在英国发表《中国的白祸》等文章加以声讨强烈谴责这种暴行，后来中国媒体加以广泛转载。当时一名在华美国传教士来英国时告知他，群情激昂的中国民众使所有驻华的英国人都感到死亡的恐惧。这位传教士还说到，幸亏是罗素，“在华的英国人才生命无虞，因为愤怒的中国人有这样一个结论：决不是所有英国人都是恶徒。但不管怎样，我既受到在华英国人的不满，又招到英国政府的仇视”。(Russell 1972b: 184) 也许是罗素记忆有误，还是轻描淡写了的英军的罪行，实际上1926年9月5日，英舰“嘉禾”号、“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以扣船事件为借口，竟开炮轰击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近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震惊世界“万县惨案”。          

    从研究罗素开始，本文作者曾对美国与英国的国际政治作了一个比较，发现后者的确老谋深算，尽管后来大布列颠日趋没落。可能作为作者一家之言，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几乎没有一个发生共产主义并得到成功的，也没有发生激烈的反英情绪，反而大都是“英联邦”成员。后来罗素这样说过：“我所想到的是与大英帝国主义的崩溃相关。从拿破仑的倒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世界的主导力量。大英帝国是最大的存在体，而不列颠主导着世界的潮流；但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历史的过去。这个帝国变成了英联邦。现在是美国主导世界潮流。英国与中国的贸易几乎停顿……。”(Russell 2000d: 191) 所谓英联邦 (The Commonwealth) 乃英国与已经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或附属国组成的联合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解决日益高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而带来的危机，“识时务为俊杰”，从现实的态度调整了与原英帝国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1926年“英帝国会议”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提出，英国与已经由殖民地成为自治共和国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是“自由结合的英联邦的成员”，“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互不隶属，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从法律上对此予以确认，英联邦正式形成；1947年，印度、巴基斯坦各自宣布独立并加入英联邦。1949年，印度成为共和国，选举了自己的国家元首。从此英联邦成员由需对英王效忠的原则演变为英联邦成员“接受英王为独立成员国自由联合体的象征”，英王是“英联邦的元首”。到2004年5月为止，英联邦现有53个成员。每年４月27日为英联邦日。至今为止只有津巴布韦于2003年12月正式宣布退出英联邦。就拿香港来说，作为99年的英国殖民地，那里的人们似乎对英国并无恶感，相反多有好感。当然中国政府决不会让香港成为英联邦的成员。相反，原来与美国有关的，即它支持或援助的地区却不是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产生强烈的反美情绪。

    客观地说，回顾近代史，可谓除了日本以外，最初使中国人深感耻辱的是英国，即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包括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等），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还有后来的万县惨案，五卅惨案[4]以及长江事件[5]等，它对中国直接犯下罪恶和血债很多。罗素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他对自己的祖国――大英帝国的本性看得还算透彻。罗素曾回忆道，他访华回英以后，英国政府准备解决庚子赔款的问题，当时美国已明智地决定放弃这笔钱，英国却不愿这样做，而采取某种折中变相的方式继续索款。当时的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华态度比较温和，特邀请罗素为专门处理这项事务一个委员会的成员；罗素等人便推荐了丁文江和胡适为中方成员。但不久工党政府倒台，保守党执政立即推翻上述决定。于是一次改善同中国人民友好的一点努力也遭到葬送。后来，罗素因反战以及反对英国政府的政策而多次遭到各种迫害。不过，罗素也谈到，自从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英国的对华政策一反常态，相反却比美国开明。作者同意罗素的部分说法，他确实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英国人的一个正面形象，再加上英国纯熟而又现实的国际政治手腕，的确使中国人对英国并没有感到多少深仇大恨，反而都将仇恨倾泻到美国头上。这也是美国的不高明之处。其实平心而论，在近代史上，美国参与了西方列强的瓜分，也获得不少利益，但在二次大战前并非主导；而在抗战中确实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美国为什么在中国有此结局？本文作者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恩师邹谠教授的名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就揭示了其中的一些来龙去脉。

 

结论

 

   忠诚与叛逆是罗素家族血脉中两种不同的混合要素，他继承更多的是父亲而非祖父的价值观，他曾将此作为秘密，一直没有向家人透露。决定罗素一生的有“六大叛逆”。一是对“家族权威”的叛逆：如他的家庭理念就是尽量扩展每一个儿童的独立和自由；二是对“道德权威”的叛逆：如他拒绝将邪恶与快乐尤其是性快乐等同起来；三是对“政治权威”的叛逆：如反对由统治者以爱国与国家利益为借口而发动的战争；四是对“财富权威”的叛逆：如抨击因出身而造成的人为不平等，尤其是遗产继承造成的不平等；五是对“教育权威”的叛逆：如抗议对儿童硬行灌输任何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六是对“学术权威”的叛逆：如批判各种旧有哲学体系和方法，并开创了新的方向。

    就其本来目标而言，祖母代表家族对罗素的贵族式定向培养是失败的，它没有引导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没有驯化出一个虔诚的清教徒。然而，“有心栽花花不活，无意插柳成荫”，最终一个客观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充满正义感、怀疑精神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哲人和智者。罗素的政治理论与社会理想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不公正社会各种罪恶的揭露和鞭挞，以及他力图改革社会的善良愿望，仍是十分真诚的。罗素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中不少是有启发性的，他的一些预见，例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的估计等，已被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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