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才有民怨，反腐顺应民心
在3月14日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席真心话，无不令国人动容。
温总理这番话是针对美国记者关于中国改革的提问。记者问，温总理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温总理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
现在重温美国记者的提问，因为这是对应着问题，才能更深刻地体味到总理这段话的含义——对于处于改革发展瓶颈中的中国而言，要突破困境，赢得一片新天地，最最最关键的是在反腐。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钥匙，只有解决了腐败问题，才能打开改革的通路，实现国家繁荣，民众幸福。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腐败，是渗透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许多地方和部门的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发案率居高不下，有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问题，也有经济领域、教育领域、医疗领域和司法领域等腐败问题。情况虽然说千差万别，但是反腐举措，并不见得十分得力，或说明确实效。
因为腐败不断漫延，让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失衡状态。一切基于公平、公正理想的制度与措施，就是因为腐败利益集团或群体的极力反对和抵制，结果难以实现。腐败的侵蚀，让权力呈现病态，严重地破坏了我党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动摇着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近日，广东省茂名市揪出一批腐败分子，包括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倪俊雄、副市长陈亚春等。据《瞭望》周刊透露，杨光亮将手中权力“产业化”，长期收红包、放高利贷，在多地购置房产数十套，家有存款约6500万元。
按照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市委书记是一市领导班子的班长，市委常委、副市长都是领导班子成员，受班长领导和监督，班子成员也有权利、有义务监督班长。
目前，我们尚不知道茂名市委是谁先腐败的。但是，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如果是该班子成员先腐败的，他们就不会认真监督书记；如果是书记先腐败的，自然就不会认真监督班子成员。这种状况的漫延，正是腐败温床不断在成长。
在我们的监督体系中，有上级监督、同级监督、下级与群众监督。但是实践中反复证明：一是“上级监督太远”，基本上是事后查处，而不是预防；二是“下级监督太难”，腐败本来就谋于密室，即使有人知情举报，也未必被当回事。《瞭望》周刊在调查杨光亮腐败问题时，通篇都是“有关知情人介绍”、“当地知情人透露”。说起来，杨光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1995年即直接干预工程建设。所谓下级和群众监督，说来容易做来难。
按照原有比较靠谱的设计制度，在领导班子内部里进行相互监督。权力掌握在不同成员手中，相互起到一种权力制衡作用。班长对班子成员有领导和监督的岗位职责，是防止腐败的重要监督力量。如果相当部分班子成员自己不干净，所谓相互监督的力量就会骤减，干净的班子成员可能独善其身，也可能看到了腐败的机会。尤其如果 班长自己屁股不干净，所谓相互监督，就基本上只是一句好听不管用的空话。
领导班子大面积腐败的现象，近年出现频频。这是所谓的窝案，是领导班子成员涉及到的腐败。
2006年，湖南郴州系列腐败案就是很典型的案例，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被抓，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和副市长雷渊利先后落马。安徽副省长王怀忠在安徽阜阳时，全市800多人买官卖官。象这样的内部相互监督完全不起作用，剩下的唯一渠道，只有下级和群众的举报，等到上级受理查处时，人民的损失已经无可挽。此类案件最大后遗症，就是“老百姓不再轻易相信台上的领导”。原郴州市委书记、市长、市纪委书记、副市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等接连因受贿等问题落马。人们戏称，“在监狱里可以召开郴州市委常委会了”。郴州市委、市政府的公信力接近崩溃。
对共和国而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对民众而言，信心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全力反腐，改革制度和体制，培育消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蔓延，无疑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坚定人们对国家的信念。
现在预防官员腐败，这方面最有效的手段是阳光法治，是建立官员信息库，监控官员的财富，如银行账户、房产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而建立官员信息库，最简单可行的制度形式，就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让官员定期申报自己家庭的财产收入和变动情况——不仅要他们自己申报，监管部门更要主动掌握他们的财产信息。建立起官员信息库，及时监控官员银行账户的异常变动，了解到他们不明来源和无法解释的财产，这才是最直接的腐败预防手段。发达国家的反腐经验证明，官员财产阳光制度-----申报和公示制，是最有效的反腐利刃。
但是，这种最直接有效的反腐手段，却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力阻碍，一直得不到实施。舆论自1988年开始就呼吁推行财产申报制，有关部门一直回应“在研究”，90年代后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却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近年来每次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这方面的议案提案，重庆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提6年，可回复都是“论证研究”或“逐步推进”。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出台，官员信息库就无法建立。
如果官员信息库无法建立，官员阻力大，就打主意建立公民信息库，以此预防腐败。显然是转移焦点，回避问题。预防官员腐败，要迅速建立“官员信息库”，而不是建立“公民信息库”？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腐败的可能，不要搞“贪官生病，却让全民吃药”！
反腐是民心所指，即是改革所在。温总理的这番话，既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客观评判，传递着中央致力铲除腐败的决心，同时也明确政府机构的改革方向——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机制，将政府置于人民批评、监督之下，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带领民众走出转型困境，迈向新时代。
全力反腐，改革制度和体制，培育消除腐败的土壤，遏制“腐败文化”的滋生蔓延，无疑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坚定人们对国家的信念。
曾经农民皇帝朱元璋，对待腐败官员，采取的是铁血甚至残酷的政策，但是，明朝的官员还是照贪不误，以至于朱元璋感慨：“奈何朝杀而暮犯！”
所以说，唯有有效地预防腐败，避免腐败损失，是对各级权力实施有效监督。现有的上级监督、班子内部监督，实际上归结为内部监督，在现实实践中容易失灵。只有扩大外部监督，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监督权力，这不是什么理论课题，而亟需用进入具体操作的时候。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针对腐败问题，温家宝指出，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
古语云：“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并存，相辅相成，才能有效遏止腐败现象蔓延。近年，民众通过互联网揭发不少贪腐官员，只有当局高度重视民众举报，迅速跟进调查，才能令一批批官员锒铛入狱，这就必须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监督权力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