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意识、主体意识与经验本位的呼唤
——读《什么农村，什么问题》
陈 锋
贺雪峰的著作《什么农村，什么问题》（以下引用该书，仅注页数），是一部集作者对于农村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行方法论层次上的深度性理论思考。其中 “主体意识、国情意识、经验本位”三个关键词对于当前的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颇具启发意义。
一、 国情意识——农村研究的“体”
简要回顾中国乡土研究的历史，无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晏阳初等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图在内外忧患的环境下，通过自己的思索，找到中国农村衰弱的原因，提出拯救农村乃至拯救整个中国的办法，并通过实验加以推广；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一代学者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知识开展的社区研究，一样力图真正理解中国、拯救中国，并期待开拓一条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老一辈学者从开始就在树立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只是遗憾在八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引进后，在强势话语下，很多人却丢弃了这个传统。因此，从乡村治理研究扩展至农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从宏观目标上来说都具有理解和解释中国，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品性。这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的特殊缘起，就是为了回应西方入侵所造的亡国灭种危机，就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第20页）”。否则，乡村研究就会如无头苍蝇般乱撞没有方向，或者把乡村研究仅仅作为一种知识积累，或者是一种“智力游戏”、“文字游戏”，或者其意仅在对话的“在中国做‘海外汉学研究’”，缺乏自己的国情意识。
那么，如何建立农村研究的国情意识呢？作者认为要把国情意识作为农村研究的前置和探讨的前提，即要意识到中国5000年文明、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情，意识到9亿农民是中国未来50年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在必须适应中国9亿农民的基本国情，让多数人有活路，从而所有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国学者绝不应该充当照搬西方社会科学不问国情的教条主义者，必须警惕大词，警惕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真正从中国9亿农民的生存处境来反省当前被引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来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前提中，明白了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全国发展非均衡格局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后，接着作者提出了重建国情意识的三个步曲：系统反思当前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及其建立于其中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研究成果，检讨当前农村政策、法律和制度时间的意识形态前提；如何进一步理解当前9亿农民不同的生存处境及生活样式，理解当前仍然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文化生活和环境方面十分不同的农村状况。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实验，以乡村建设实验的成果来加深对前两步研究成果的清理和理解。
因此，强调农村研究的国情意识，归根结底是要明确农村研究的 “体”，即目标。“乡村治理研究的目标是要服务于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理解，尤其服从于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外来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并因此提出改进农村政策的建议和意见。”（第20页）“体”是 “用”的灵魂，乡村治理研究的有了这个“体”也就为乡村治理获得了地气。具体说来，因为“乡村治理研究将现代化过程中，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政策、法律、制度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和这项研究对于中国9亿农民的生活，与中国现代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了研究展开的意义。乡村治理研究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有了地气，也就有了体。
二、主体意识——农村研究的“位”
国情意识作为农村研究的“体”，主体意识则是农村研究的“位”，即我们应当对农村研究如何定位。中国社会科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恢复，并开始了“补课”，大量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生长提供了养分。然而，由于社会科学本生并非科学，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概念不仅多是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归纳提炼出来的，并且难免有些意识形态的嫌疑，即西方的社会科学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西方的社会发展的。因此，作者在承认引进西方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的一些范式与方法颇有启发，也在提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规范水平中发挥了作用。然而，他还指出了其带来的两大问题：第一，在社会科学的概念与中国的现实对应方面，即在词与物、理论与现实、所指与能指之间，存在巨大断裂的可能性。第二，在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与中国现实发展需要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的可能性。具体就中国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农村研究来说，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中国问题意识与现实关怀的田野研究，这部分研究因为缺乏学术积累，使现实关怀成为不能相互连结的碎片，这些碎片依据需要硬性而从西方已有的社会科学中寻找依据，从而很快抽离时空，变成泛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如当前的农经界对产权的迷信，政治学界对民主的迷信，法学界对人权和法治的迷信。另一部分以学术关怀作为切入点的中国农村田野研究，本具有学术积累的可能，却因为缺乏对中国现实的整体关怀，很快从中国的经验中抽离出来与西方科学的对话，而在当前强势的西方话语下就难免不被消融于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中，往往对于理解中国自身难以提供有用的知识。也正是如此，真问题与真学问之间出现了断裂。
要连接真问题与真学问，则需要明确农村研究的“位”，即中国主位与农村主位，树立农村研究的主体意识。站在理解中国农村的角度，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和机制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关于农村研究的知识就可以理解9亿农民的生活，可解释政策实践的差异，并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这种知识因为其自主性、重要性进而具有可积累性。这种知识的生产的目标就不是为了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也不是要创造新社会科学，而是要借所有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理解中国农村本身。
而乡村研究有了明确的国情意识和主体意识，就可以广泛吸收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建立在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的乡村研究就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就可以开放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就可以从田野调查中，从理论反思中获取学术灵感，就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建立其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样，以理解中国为目标，具有现实关怀的中国农村研究，与以西方为对话为取向的田野研究之间，共享着中国农村田野这一广泛的大地，有足够的机会与空间可以相互合作，提升水平。现实关怀可以为农村研究提供方向与位置，专业的学术关怀则为农村研究提供的手段与方法，两者的沟通乃至结合是建立学科化的中国农村研究的基础。
因此，农村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树立的核心在于将中国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与目标麻将具体的研究置于对中国或中国农村这个主体之的理解之上。而不同学科视野下中国农村研究应当避免陷入过于专业化、技术化的领域，而陷入其研究方位的整体关照。具体来说，就是要综合社会科学对于农村问题的把握，开放社会科学，并允许存在有多种有差异的解释体系的竞争。在交流与沟通中，就有可能建立其一套可以积累的概念体系和讨论框架，逐步从中国农村之“物”中育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之“词”。这样，不仅中国农村研究的体系化得以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也得以可能。
（三）经验本位——农村研究的“法”
明确了中国农村研究之“体”与“位”之后，就面临一个采用什么样的研究路径来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作者通过对既有的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了检视与反思，提出了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经验本位”之法。
当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的研究是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研究径路，详细来说是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到中国的实践再到理论的方法。从研究路径而言，这确是一种方法，也无可厚非，尤其是如果原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实践的背景基本相似时，可以作为一种验证性方法来达到修正原理论的目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研究路线中。理论来自西方，又回归于西方，实践只是被西方理论的框架和问题意识所切割的片段，虽然看起来是中国的实践，事实却与中国实践的逻辑无关。其后果可能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发达，就越是无法触及中国正在展开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既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自何处、将往何方，又无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当下的处境，中国社会科学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实践。（第279页）”正如
“西方理论或者说任何一种理论，不仅是一种真理，而且更是一种方法、一个框架、一副视野。用一种理论去看待经验时，经验本身就理论所屏蔽，实践的逻辑就已被用真理形式组织起来的理论所分割（第281页）”。也就是说，理论具有分析的作用，同时也是一幅“有色眼镜”，为实践的内容挂上了色彩，重构了实践内容。“这个时候，要还原实践本身，就不仅需要有不同的理论视角及之间的对话，而且更需要有对实践及经验本身的尊重，需要有些时候将理论与经验倒置，让经验站在比理论更重要的位置。（第281页）”否则，只可能让经验被理论严重的切割，从而屏蔽了实践本身的逻辑。在中国做研究，中国经验本身也是问题，起码在当前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中国经验大都不是被现代（往往来自西方）规则所规训好的经验，且经验在中国的不同部分差异很大。因此，必须更加凸显中国经验本身的内涵，通过积累足够的经验来建构适宜于中国的实践的理论体系。当然，作为研究者，谁也无法做到完全摆脱自身积累的西方理论知识和所受的学科训练对自己视野的屏蔽，但至少在进行对中国经验研究的时候，能如曹锦清所言，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悬置’起来，即调查者本人在进入经验时则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的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
鉴于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张力，作者提倡并实践以中国经验为本位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展开讨论的前提。他认为，作为本体的中国经验，其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农村经验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的，理论要解释经验，当理论不符合经验，不能解释经验时，不能说经验错了，而应反思指导实践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二是经验具有实践的特性，是在具体时空中展开的，是有时间要求的，时间不会等待理论的慢慢琢磨。三是理论的好坏，一定要置于经验与实践之中，离开具体的经验与实践，就无所谓好的理论与坏的理论。倡导经验本位的农村研究，也映证了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话，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惟有生活之树常青。其实，农村研究“强调主位意识和国情意识，就必须强调经验，两者相辅相成，因为“一旦缺乏主体意识，则中国农村研究本身的成长就不构成目标，中国农村研究就成为丰富和发展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工具。而一旦缺少对经验的强调，农村研究就会缺乏共同针对的对象，就会成为众多自说自话的理论偏见的汇集（第11页）”。
总之，《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呈现的三个关键词，虽然由农村研究切入，却一步步展现出了一幅如何从乡间小道通向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大道的图景：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科学在回应时代的焦虑，我们有自己的国情意识和主体意识和国情意识；我们借用各种理论方法作为一种参照，但牢记以经验本位进行农村研究，在实践和经验的浸淫中，理解所面对的中国农村社会各种现象背后产生的机制与逻辑，再从理论上理解农村社会，理解中国社会，以为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构建中国的社会科学自己的解释体系，并最终真正具备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服务于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品性，并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对于读者而言，显然，这已不仅仅是一部农村研究的著作，更是当前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本反思录与启示录。本文援引了很多书中的论述，却不免有很多挂漏，远不及读者能自己认真细品一下原著的深意了。
（《什么农村，什么问题》，贺雪峰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3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