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佛兰克林·罗斯福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这被后人看着对自由最全面、最经典的定义。1941
中国现在是自由国家吗？中国人自由吗？如果我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免于贫困的自由，一定有人跟我急；如果我提出100条论据，一定有许多人提出10000条反驳的根据，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唇枪舌剑，铁证如山，一定驳得我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如果我问，在中国有谁不感到恐惧吗？恐怕很难有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恐惧任何东西。”
前些年，王朔还可以说：“我是流氓我怕谁？”现在恐怕他也不敢如此放肆；许多老百姓也曾经说过：“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我贸然问一句：“光脚的怕车轮子吗？”有谁还敢振振有词？即便是穿鞋的。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一旦青山留不住，只好毕竟东流去；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是因为没有被恶虎咬过，只需被虎伤一次，一辈子便望虎生畏。
事实上，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官本位制度和无序的社会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胆战心惊，瑟瑟发抖，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漫步城市街头，我们有可能因为没带身份证而被当做无业游民收容，像孙志刚一样被收治人员乱拳打死；
骑车在马路上，我们有可能像苏东海那样被卷进张金柱局长的皇冠汽车下面，像死狗一样拖拽几百米；
行走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有可能像陈晓凤那样被李启铭用汽车撞飞，肇事者却扬长而去，抛下一句气吞山河的狂语：“我爸是李刚！”
行走在马路上，看见老人摔倒，我们不敢扶起，怕老人及其家人讹诈诬陷，像彭宇一样被告上法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学雷锋学了50年，见义勇为也令人胆战心惊。）
行驶在马路上，有人招手搭车，我们不敢载客，怕交通行政大队钓鱼执法，像孙中界那样剁指自证，被开水烫伤的狗，见了冷水也发抖；（道德教育60年，助人为乐也让人不寒而栗。）
到农贸市场卖大葱，我们有可能像农妇刘忠霞那样被苏秀文的宝马汽车撞死在树上之前，听到那句恶狠狠的话“我要用车弄死你”；
为村民上访请愿，我们有可能像钱云会村长那样被大型工程车轧断脖颈，横尸田头，身首异处；
遇到暴力团伙大刀截访，我们只能忍声吞气，不敢反抗，否则会像少年赵明阳那样被判八年徒刑，即便16岁少年的防卫过当也不会有丝毫从轻发落；
在宾馆作服务员，遇到淫官邓贵大们骚扰挑衅，我们只能乖乖就范，不能奋起自卫，否则就会像邓玉娇那样险遭囹圄之困，如果不是千万网民相助的话；
下班途中，我们被车撞倒，却不敢记下肇事车的车牌号，否则有可能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那样的“官二代补捅8刀，以绝后患；”
去机关办事，我们诚惶诚恐，如果不行贿，我们怕官员们办事不力，敷衍拖拉，试问，在中国有几人没有给权贵们行过贿？
孩子上托儿所、小学、中学，我们担惊受怕，如果不给老师送礼，家长们怕自己的孩子被老师刁难、虐待，或者不公平对待，试问，在中国有几人没有给老师送过礼？
为孩子买奶粉，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党，我们不买地摊奶粉，不买乡镇奶粉，只买“中国名牌产品”，只买“国家免检产品”，只买“中国驰名商标”产品，只买“中国顶尖企业百强”的产品，却还是买了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的剧毒奶粉，我们只好购买价格昂贵的进口洋奶粉；
我们怕在粉尘环境中工作，我们怕从肺里洗出48瓶黑水，更怕得了尘肺病，企业和国家都不认，不得不像张海超那样，开胸验肺；
日本核泄漏，我们害怕碘盐脱销，所以拼命抢购；碘盐没有了，我们抢购酱油；酱油没有了，我们抢购咸鱼；我们不相信政府和专家，只相信谣盐；
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房价全世界最高，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房子的产权不包括土地产权，我们明明知道土地财政罪恶累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房子的产权不足70年，我们明明知道我们房子的平均寿命只有30年，我们还是要孤注一掷，倾囊而出，成为房奴，因为我们怕明年房价会更高，我们怕我们永远买不起房子；
我们怕生病，更怕买药和上医院。我们害怕交不起医疗费而被医院扔在路边；我们害怕天价医疗费；我们害怕一个普通的感冒咳嗽引起的简单肺炎就要花去11万的医疗费；我们害怕本已狭窄的冠状动脉在心脏介入手术中放进17根钢铁支架；我们害怕普通感冒也要做CT扫描；我们害怕简单的妇科疾病也要做核磁共振；我们害怕送红包少了被助产士缝肛门；我们更怕田婆婆洗灸堂……我们连生病的勇气和资格都没有了，就像胡适所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
我们害怕整容，“10年毁掉20万张脸”的整容乱象让我们对美丽的追求心有余悸，我们害怕整容不成反遭毁容，我们更害怕像超女王贝那样命丧手术台；
我们害怕走进市场和商场，因为到处是假冒伪劣商品，在中国，除了假牙、假肢有可能是真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可能是假的，消费就像是在陷阱密布的原始丛林里探险，假烟、假酒、假药、假种子、假饲料、假玉石、假珍珠、假黄金、假公章、假签字、假照片、假证件、假文件、假商标、假名牌、假执照、假合同、假发票、假支票、假信用卡、假信用证、盗版书籍、盗版光盘、假账、假托儿……还有无数丧尽天良的豆腐渣工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假不了的，打假越打越多，令我们躲无处躲，防不胜防，还有那冠冕堂皇的假新闻；
我们害怕走进农贸市场和超市，因为随时都可能买到毒大米、毒面粉、毒面条、毒馒头、毒油条、毒油、毒狗肉、毒猪油、毒豆腐、毒腐竹、毒鸭血、毒猪肉、毒调料、毒酱油、毒饮料、毒蔬菜、毒白糖、毒醋、毒蜂蜜、毒牛奶、毒奶粉、毒水果、毒茶叶、毒酒、毒水产、毒海鲜、毒木耳、毒银耳、毒豆芽、毒盐、毒卤菜、毒烧烤、毒火锅、毒火腿、毒皮蛋松花蛋、毒香肠、毒肉松、毒麦片、毒凉皮、薯条薯片虾条、毒粉丝、毒竹笋、毒蜜饯、毒鸡鸭蛋、毒鸡翅凤爪、毒糖果、毒瓜子、毒果冻、毒速食面、毒方便食品、毒罐头、毒榨菜、毒臭豆腐、毒速食盒饭、毒米粉米线、毒牛肉干、毒纯水、毒酸菜泡菜、毒辣椒酱辣椒面……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有害皆入口，无毒不中国；
我们害怕走进农贸市场和超市，因为很多商品涨价的速度比我们收入的增速快。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糖高宗、苹什么、橙咬金、油你涨、药你命、房户服、教你死、墓你黑、不蛋定、辣翻天、玉米疯、棉花掌、撒酒疯、煤超疯、税大叫、鸽你肉、虾一跳、虾死你、猪你涨、黄金甲、盐王爷……最后“逼上粮山”，中国社会迈入“涨”时代。在CPI节节攀高的年代，“工资道高一尺，物价魔高一丈”，各种物价涨势气人，可是，水涨船不高，价涨工资低，我们只能跑到香港打酱油，跑到美国买鸡蛋；
如果不幸进了看守所，便有可能以各种最具中国特色的、最匪夷所思的死法如躲猫猫死、喝开水死、做恶梦死、冲凉死、骷髅死、洗脸死、做梦死、摔床死、递手纸死、发狂死、激动死、鞋带死、上厕所死、妊娠死、摔跤死、呼吸死、证据不足死、为民死、车轮死、洗澡死……等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即便不出家门，与世无争，我们也害怕被就业、被自杀、被杀人、被增长、被自愿、被小康、被失踪、被艾滋、被精神病、被退休、被代表、被民主、被承诺、被统计、被捐款、被开心、被幸福、被和谐……在《“被”房地产的中国》（王炼丽十年心血大作），在荒谬的“被”时代，我们一次次被官僚作贱，被傲慢羞辱，被权力戏弄，被体制绑架，我们被动猥琐，我们被迫妥协，我们虎落平阳被犬欺，龙游浅水被虾戏；
在中国，不懂法律、不负责任的警察和法官太多，一不留神，就可能像聂树斌那样，被当做强奸杀人犯含冤而死，如果不是真凶良心发现，主动招认，真相将石沉大海，永不昭雪；或者像赵作海那样，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如果不是“被害人”赵振晌突然回家，冤案浮出水面，赵作海将把牢底坐穿；或者像佘祥林那样，以涉嫌故意杀害妻子为由逮捕，如果不是“死亡”11年的妻子突然出现……还有河北二级警督李久明特大冤案（死缓，羁押866天）、云南财贸学院学生孙万刚冤案（死缓，羁押2961天）、重庆电线厂工人童立民冤案（死缓，羁押2773天）、海南万宁市南桥乡高龙村村民黄亚全、黄圣育冤案（死缓，羁押3217天）、河北承德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人冤案（四次死刑，一次死缓，十年冤狱）……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我们国家这么多的冤假错案；
我们在羡慕民主社会“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制理念的同时，却无奈地目睹着祖国大地一起又一起野蛮暴力征地拆迁的血案，随着带血的GDP飞速的增长，大规模侵吞农民耕地和疯狂城市拆迁的风暴也席卷整个华夏大地，野蛮、暴力、血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充满了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本已惊魂不定的我们更加胆战心惊。送孩子上学时可能被拆房，晚上睡觉可能被推土机的轰鸣声吵醒，我们的住房被断水断电断电话线砸窗户扔砖头堵路口，包围我们住宅的可能有政府领导、警察、城管和黑社会打手……
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我们的小区、办公楼、公共建筑的围墙越建越高(高墙就是监狱)，我们想烂脑袋也想象不出没有围墙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景象，夜晚我们不敢外出，害怕走在没有巡警的马路上；饥生盗，穷生寇，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到处是凶险，到处是陷阱。在中国，哪一个富人能够像比尔盖茨那样从容而毫无恐惧地走在大街上？我们明星的随身保安人员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总统了。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份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我们每天生活中毒臭垃圾的熏染中。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这几年还在逐年递增。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25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 1.1﹪。官民之间矛盾不断扩大，政府反腐、肃贪不力，致使民众心态失衡诱发犯罪。2009年全中国内保费用5140亿，已经接近军费的5321亿元，但是，全国的治安环境丝毫不见好转，2009年全年刑事立案数达到530万件，比2008年增加10%，治安案件数达到990万件，比2008年增加20%以上。2010年还将以这样的比例增加。1979年到2009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41件，增加了7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从1993年到2006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0.87万起增加到9万起，增长了10倍，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是12.7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商业环境，中国商场一片硝烟弥漫、烽火连天、战旗飘扬、号角震天、刀光剑影、杀气腾腾，商场如战场。如果我是蒙牛，我怕伊利；如果我是伊利，我怕蒙牛；如果我是360，我怕腾讯；如果我是腾讯，我怕360；史玉柱总结了民营企业的13种死法，其中，第一种死法就是不正当竞争。史玉柱说：“竞争对手如果想整你，你在明处，他在暗处，很容易整死一个企业。诬告、打官司等破坏你的声誉，方法很多。”抢人才、挖墙脚、偷情报、价格战、抢注商标、抢占地盘、仿冒产品、偷情技术、恶意诋毁、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无所不尽其极；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安全环境，我国生产亿元GDP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10倍；工矿商贸10万人事故死亡率是先进国家的2倍多；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3倍；煤炭百万吨死亡率是世界平均的5倍多。有人说，中国每年工伤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中国的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总量的80%。伤残成为各工种最可怕的噩梦。据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其它绝大部份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医疗卫生环境，2009年全国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5,898,415例，比2008年上升12%，死亡15,267人，比2009年上升21%，报告发病率为444.15/10万,比2008年上升11.5%，死亡率为1.15/10万，比2008年上升19.8%。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中国医疗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医疗改革遥遥无期，效果更是不敢期待。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教育环境，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18年未实现， 欠账超1.6万亿,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年年喊减负，中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应试教育正在变本加厉地损害学生们的健康，扼杀他们的创造性和个性。依支付能力，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教育严重不公，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我们连托儿所都上不起了。大学里没有独立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我们迄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我们培养的都是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制、公平、公正、诚实等普世价值观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一年一年走向社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对现实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恐惧。
我们恐惧我们日益恶化的法律环境，每一个人都闯红灯，每一个人都行贿受贿，每一个人都恐吓别人，每一个人都漠视法律。我们不敢打官司，如果没有关系，没有熟人，没有行贿，我们对诉讼结果便没有任何预期。每一个人出事或受伤害，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关系、找熟人，没有人想到法律。如今更是被高级官员警告：“不要拿法律做挡箭牌”，天哪！法律都不能做我们的挡箭牌，难道我们要使用人体盾牌？
罗斯福说：“惟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天天生活在恐惧中的人有什么幸福？哪来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