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财经作家 东方愚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小时候家里没通上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那个时候我们习惯称煤油为“洋油”。记忆中，村里有过几次“抢油”风潮，村民们传说洋油要涨价，于是呼啦一声都往供销社跑，有人拿着瓶子，有人提着壶，还有直接用担子挑了两个水桶来的，好生夸张。

未曾想到的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抢，这次抢的是食盐。有人骂国人素质低下、盲从成灾。这种批评者要么生来就是衣食无忧者，要么就是一个没下过厨房且不问世事的自命清高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物资紧缺，到现在的琳琅满目，中国在吃饭和照明上不再捉襟见肘，但内心却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当然，两种不安定感是有区别的。当年我们仅仅是一个价格敏感者，再说，如果生活一片漆黑，与彼时（上世纪80年代初）上下齐盼改革春风的氛围也不“搭调”。到了今天，我们抢购食盐，并不仅仅因为对未来碘盐受污染的担心和对价格的敏感，而包含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对假冒伪劣商品层出不穷的深恶痛绝，甚至对政治环境变幻莫测的焦虑。

看到广州的一则新闻，有市民出高价总算抢到了一家商铺新进的碘盐，喜出望外地回到家中，却发现这些包装上的条形码是完全一样的。毫无疑问，他买到了假货。不知道应该夸奖这位市民的细心，还是吃惊于盐贩们嗅觉之灵敏与行动之迅速，而这正是我们的真实处境。

前两年因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有寿司店打出“本店三文鱼从挪威进口”的声明，现在日本核泄漏后，发出类似吼声的饭店更多了。我不喜欢吃三文鱼，也吃不出来原产地。只是一边感慨做生意的不易，一边在想，如果因为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人而在国内掀起抵制挪威货的活动，三文鱼的进口地会不会马上又变了呢。

虽然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常拿恩格尔系数来判断一国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但如果居民在吃喝拉撒睡时都要考量政治因素，这显然不是好现象。郁达夫说“一粒沙里看世界”，现在则是“一包盐里看世界”。在抢盐风潮当中，对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抢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对执政党来说，这便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群体性事件”，特别在如今多国政变和冲突的氛围中，他们自然而然会把事件的潜在危害评估到一个较高的层级。

所以中盐总公司第一时间发布通告，称会力保食盐供应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从表面上平息了风波，却没有对一切的魑魅魍魉给予惩处。这便是症结所在。

3月17日中国的盐业股票几乎悉数涨停，连涪陵榨菜也一度冲击涨停。私募基金是否在这次抢盐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是否就是始作俑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要说这次盐荒的受益者，在我看来，并非私募基金，而是中盐总公司。这一现金流为负、利润连年下降、负债率超70%的央企，去年提“通过两个五年的努力，实现资产破1000亿元，进入央企第一方阵”规划时，尚显得有些不自量力，现在它终于找到了正当理由，那便是所谓的维护市场稳定。2009年就提出、后来一拖再拖的中国盐改何时开始，也是个未知数。又一个中石油将冉冉升起。

有部纪录片叫《最后的盐道》，说的是身处险恶自然环境但拥有一方盐田的西藏康巴族人，如何进行制盐、运输、贸易的，他们坚持这一传统的时间超过了2000年，至今仍用最古老的方式手工制盐，不用水泵，以确定不受污染；驮盐队走到交易地（物物交换）要花四天四夜的时间。片末有句总结语是，“他们在提醒我们在现代文明中所失去的东西”。在我看来，摒弃传统工艺充其量只是一种遗憾，而慢慢地将道义甚至信誉扔掉，穿上一件叫做唯利是图的“内衣”和叫做和谐稳定的“马甲”，则是一种灾难了，那才是真正意义上“最后的盐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