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衣冠南渡到西部大开发

　　鲍迪克

　　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国家气运

　　中国第一次有记载的大规模“民工荒”，发生在公元前 260年。

　　这年8月，秦昭襄王突然下令：征调全国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发往前线。秦王本人也赶到河内，亲自组织了这场史上最大的“民工潮”。 他们要去的地方，叫长平。

　　此时，持续3年的长平会战已进入到了最后决战。不久，赵括全军覆灭，40万赵军被活埋。

　　此战胜败的原因，有人给了一个脸谱化的解释：赵王刚愎自用，赵括纸上谈兵。

　　不过，在戏曲里以正人君子脸谱和廉颇一起上演《将相和》的蔺相如，却在御前会议上来了个“君子和而不同”，完全赞同撤换廉颇。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让戏剧家们感到尴尬，却给了历史学家们以启示。

　　人多力量大

　　根据历史记载，廉颇在被赵括替代前，已经是屡战屡败，“秦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秦又攻其垒，取二尉，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 《史记·白起传》。由此可见，廉颇的消极防御，是一种无奈的战术。

　　但廉颇在战术上的无奈，导致了赵国在战略上的更大无奈。据估计，当时赵国总人口约200多万人，在前线的45万赵军几乎等于全国所有丁壮，在农业社会，征战三年对国民经济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目前中国的粮食储备量仍是国家机密，业内估计可以应付连续三年绝收，这已是历史最高水平了）。

　　因此，在战争打到第三年时，撤换廉颇在朝廷内已无争议，存在争议的只是赵括是否合适。

　　史学界对赵括同样充满争议。从时间上来看，也就是赵括反守为攻之后的8月份，秦王突然下令征调全国15岁以上的男丁，这证明赵括的攻势使得秦国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史记》说“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吕氏春秋》则有“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匮”的记载。据考证，当时秦国有四五百万人，此战动员100万人左右，死亡超过50万人。

　　在现代和平年间，粮食价格变化和经济周期变化引发的劳动力转移，会跷跷板式地产生城市的“民工荒”和农村“土地撂荒”，但在当时的秦国，却“两荒”同时发生。不久以后，信陵君率领魏军一直攻到了秦国首都咸阳附近的蓝田，秦国只能任由蹂躏，因为它在长平之战已经耗尽了气力。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竞于智谋，近古竞于气力”——《战国策》中古和近古的划分，约莫就是春秋与战国的界限。

　　春秋时期，战争往往在两顿饭之间的时间内就能结束，比如城濮之战，崤之战，长勺之战（就是《曹侩论战》那次）。那时大家以战车列阵，谁的阵势先乱了，就会主动认输，签城下之盟。因此，战争的惨烈和对经济破坏程度并不很高，甚至都不影响交战双方吃饭。这更像是以招数取胜。到了战国时期，战争动辄持续数月乃至数年，比招数变成了扳手腕——计谋只能起次要作用，道德更是站到一边去了，剩下的就是拼气力了。

　　谁的力气大？人多力量大。

　　人没有人家多，仅凭着出色的人才，无论是伟大的军事家廉颇，还是伟大的军事学家赵括，都无法改变赵国灭亡的命运。

　　所以，20世纪前什么最贵？是人，不是人才。

　　如果对这个论断有疑问，那是因为对赵括有疑问。

　　那么，我们就把话题从有疑问的人才赵括身上，转到没有疑问的人才诸葛亮那里。

　　以人为“本”

　　当邓艾完成偷渡阴平的最后一步——翻越摩天岭之后，蜀国的灭亡已完全没有疑问。但《三国演义》读到这里，读者们的一个疑问反而更强烈了：假如诸葛亮没死，能否让蜀国不亡？

　　据《三国演义》的描述，邓艾刚刚九死一生地翻下摩天岭后，“又见一个大空寨。左右告曰：‘闻武侯在日，曾拨一千兵守此险隘。今蜀主刘禅废之’。艾嗟呀不已”——估计此时邓艾和读者们产生了一样的疑问。

　　不过等几周后他灭了蜀国，这个疑问应该也就被打消了。根据刘禅投降时交出的国家户籍档案，当时蜀国只有94万人(还不如现在成都的一个区)。也就是说，摩天岭那一千驻军，相当于现在14亿中国人中的150万人。由此可见，刘禅废弃该兵营，和赵括主动出击一样，属于明知有极大风险的无奈之举。

　　在这几年前，吴国一位使臣出使蜀国回来和孙权汇报在蜀国的见闻：在其朝不闻其声，在其野民有菜色。这或许四川称为“天府之国”以来最尴尬的时候——只剩下不到100万人了，居然还吃不饱。

　　现在四川盆地的人口比那时增加了100多倍，而土地单位产出最多只增加了几倍，反而成为了粮食输出地。由此可见，如何让老百姓吃饱饭，不在于控制人口的绝对数量，而在于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根据档案，当时蜀国军队一直在15万左右，军民比例和长平之战时的赵国相当。或许是靠着诸葛亮发明的先进工具，蜀国人均耕种产出更高，所以才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人才改变不了历史的航向，却能影响历史的航速。

　　诸葛亮的主人显然更清楚谁是历史更重要的推动力。公元208年秋， 曹操率数十万大军南下，刘备逃弃新野，当时襄阳、樊城数十万百姓为避战火，一路紧随刘备。眼看曹兵逼近，关羽建议：“主公可速弃百姓而走。”孔明则说：“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 刘备却回答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这就是第一、二、三把手之间的境界差距。

　　据学者考证，这是“以人为本”最早现于典籍记载。当然这和如今中国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备的“以人为本”，指的打天下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源。

　　如果说，在那个地多人少的时代，“以人为本”是逐鹿天下的认识论，那么刘备不忍弃百姓而走的行为则是对方法论的实践——仁者无敌。

　　如今，面临民工荒困扰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依靠简单重复性操作的低端加工业，与古代战争年代一样，市场要素配置中的最突出矛盾问题也是生产资料过剩（当时是土地过剩，现在是机器产能和资金过剩），人短缺。因此，这些产业和企业也面临的，其实也是以人为本的问题。

　　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论也没有变——仁者无敌。

　　衣冠南渡

　　在地多人少的时代，人口数量决定着国力对比，人口迁移也就成为了改变国力对比的主要变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发生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由于黄巾军起义和此后的军阀混战，大批人口由黄河中下游南迁至长江流域。

　　吴国由此享受到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其中著名南迁者有周瑜、鲁肃、张昭等，成为了吴国政权的主要支柱。以至于2000多年后毛泽东曾对部下称：我看三国时最强的国家应该是吴国，因为吴国人才最多。

　　但历史实践证明了“人比人才更贵”的真理。晋国灭吴时，吴国有280万人，而晋国则比吴国多了100多万。吴国在蜀亡后和魏晋单挑的那十几年，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南北朝”。也正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移，使得江南第一次拥有了与中原政权抗衡的勇气。

　　第一次对抗北方的失败，并没有使南方失去这种勇气。

　　据统计，在三国统一时，中国的总人口已由东汉末年的5000多万锐减到了700多万。但灭了三国的晋国，却成了史上唯一一个统一后人口继续锐减的王朝。

　　平定东吴的战火刚刚消散，八个姓司马的亲王便展开了窝里斗。持续16年的“八王之乱”，死者超过20万（算算当时的人口基数）。中原地带巨大的“人口黑洞”，引来了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进入，中原人口则掀起了第二次南迁高潮。

　　史书用褒贬分明的两个名词定义这两个同时发生的人口迁徙大潮——“五胡乱华”和“衣冠南渡”。

　　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450年之间南渡人口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实际更多）。这使得中国经济和人口第一次接近平衡。

　　当然只是接近平衡，并非完全达到平衡。更何况，五胡乱华在“扰乱”中原汉人血统的同时，也使得北方人突然拥有了明显的“质量”（身高）优势。

　　因此，尽管谢安能够在肥水之畔中以八万人击败北方的80万，尽管恒温、祖逖等人才领导的北伐，多次大大激发了看多南方的人气，但这些短线飙升，未能改变由人口对比基本面决定的历史长线走势。

　　时间是南方的好友。

　　南北再次统一的100多年后。“安史之乱”再次强制搬迁了100万人，中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了均衡。

　　从这时开始，江南已经不是南迁的唯一重点。从安史之乱的“明皇幸蜀”到黄巢起义时的“僖宗幸蜀”，四川成为成为了唐王朝最后的回旋之所，也成为了人口迁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扬一益二，就此奠定。

　　对于唐王朝来说，南北平衡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在朱温篡夺大唐正朔之后，另一只旁系的李氏子孙能够继续打着大唐的旗号（就是李煜的那个南唐），依靠一小半南方地盘，与占据着一大半北方地盘的大宋王朝上演一场迷你版的南北朝。

　　然后，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朝”开始了。

　　两宋之间“靖康之乱”，使得“二圣北狩”，但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在内的近百万人再次“衣冠南渡”，从而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文化重心自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

　　基本面的优势，使得南宋在取得了第一场“南北对话”的胜利——灭掉了宿敌金国。尽管在第二轮南北对话中，南宋输给了北元，但那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南北对抗的范畴——在灭宋前，元帝国已经占据了北亚、中亚、东欧的全部和西亚、南亚的一部分。宋元之间的较量，其实是北半个世界与南半个中国的对抗。

　　而随着金帐汗国的分裂，朱元璋在花了十几年统一南方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北伐，将蒙元的势力完全赶到了漠北。这是史上最快，也是第一次南方对北方的完胜。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元军大举压境，宋朝国势日蹙之时，被金庸借郭靖之口大骂为“大大的奸臣”的贾似道，首次以招拍挂的方式出让了长三角的一些土地，这笔土地出让金，大大缓解宋王朝的财政压力和覆灭的速度。忽必烈当时赞叹说：我朝就没有这样能干的宰相和理财高手。

　　有疑问的人才贾似道开创的土地财政，证明土地已经取代人口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财富；从宋朝的王小波到明末的李自成，“均田”一直是农民起义的核心纲领，也意味着土地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此前的起义，核心口号则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去当能支配人的统治者，那时，人是最贵的。

　　随着地少人多局面的形成，简单劳动力的边际收益迅速降低，由此而趋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生产关系，对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数的重要性由此让位于人才。因此，尽管全国人口由东晋时的数百万，增到了唐朝时的数千万，乃至宋朝时的上亿人，三次中原人口南迁的人数则都是百万人左右，但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却一次比一次大。说明，南迁人口中，技术和知识分子的比重越来越大。

　　在全国的重心完成南移之后，西部的重心也开始南移。由于元军和张献忠的两次屠蜀（见本刊上期《眺望南宋时期的真实成都》），四川在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地位，让位于更边陲的云南。李定国、吴三桂、蔡锷，仅仅靠着云南一隅，竟然分别成为了顺治、康熙和袁世凯这三个皇帝的最强劲的对手。

　　但滇强川弱的格局，很快就被新的人口迁徙潮而改变，同时改变的，是人口迁徙的方向。

　　西进，西进

　　古代中原政权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于北方的草原，因此人口迁移主要是由北向南，故称“衣冠南渡。”近代中国的外部侵略，主要是来自于海上的殖民者。人口迁移主要方向，由此变成了由东向西。

　　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引发了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突发性人口反向运动。据统计，“七七事变”后，共有1425万人迁往后方。由于迁移的成本和条件限制，内迁人口中以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技术工人较多，基本上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迁移比例越高，农民和普通工人等低端劳动力的比例首次降到次要位置。

　　人才、设备、资金的内迁，使得和东西部的发展差异被大大拉低，四川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了全国的经济，军事，政治中心（只有高等教育中心因为西南联大的搬迁而落在云南）。但战火刚刚结束，大部分人才都选择了回迁，内迁企业则或是回迁，或是由于军工订单的消失而倒闭破产。中国西部板块持续八年的这根大阳线，仍然只能是一个依靠战争概起来的短线反弹。

　　在抗战之后的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成为了史上唯一没有引起大规模移民的大规模战争，只导致了小规模的迁移，但在战争期间向台湾和香港迁移的人群中，技术、财富和知识人口的比重远甚至超过抗战时的“西渡”，并对两岸三地的未来发展造成了深刻影响。这使得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最缺乏的就是人才。毛泽东的那个被历史否定的“吴国最强论”，应该是人才之困而引发的借古喻今。

　　新中国更大的困难，是它罕见地同时面临北面和东面的外部威胁。持续14年的“大三线”建设，由这项工程引发的人口迁移，仅有400万人左右，其中技术人才的比重再次创下新高，东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此空前的接近。

　　但随着市场再次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各类人才的孔雀东南飞，以及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东进，使得东西部的落差反而在短短20年里扩大到了数千年来空前的程度。

　　进入新世纪，一个更奇特的现象开始了：一方面在西部继续忍受着人力资源的“逆差”，另一方面，西部的GDP增长时隔20年，再次连续超过东部。1999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是这个悖论的唯一求解。这次经济上的西进运动，并非没有更多的人才和普通劳动力的协同，几乎完全是资金面的单兵突进。这似乎意味着资金的边际效应开始超过人力。

　　有观点认为，这是市场要素又一次的重大转折：继隋唐时期土地的边际收益超过人力，由“人本时代”进入到“地本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生活终于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资本时代”。

　　新“资本时代”

　　但对于西部大开发的第一阶段而言，只能称为“国家资本时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令人深刻的商业故事。以吴晓波《风云激荡30年》为例，从这本囊跨了中国1978到2008年所有重大商业案例的巨著中，我们甚至搜索不到一处“西部大开发”的这个名词。

　　但是，吴晓波这本书在总结一段历史的同时，竟然也终结了一段历史。2008年一过，中国在极短时间内，现在出现了明显而规模空前的民工荒、白领西进与大学生返乡趋势，并且伴随着投资向西部和二线城市的转移。

　　纵观3000年，这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任何战争和政治外力下的全国性人口迁移，纵观300年，这是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次出现大面积的人力资源短缺，纵观30年，这是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增长大国第一次出现普通劳动力、高端人才与产业、金融资本的同时回流与西进。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完全由市场内生力推动的历史大变局。如果说“劳动者是生产力中的最活跃因素”（马克思），而资本则是最灵敏因素，那么这场完全由市场自发产生的劳动力大迁移，也就必然属于完全的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纵观全球大国的移民拓疆史，任何一场由自发的市场力量推动的大规模的民族迁移，一无例外地都带来了一个地区乃至整个民族的振兴，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新生。

　　最近两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种种迹象，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胎动。中国西部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一种新生，已经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即将喷薄而出。

　　经过数千年的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这个胎儿的母体已然成熟而丰腴，百年来的战乱和国家强制力推动的数次西进运动，已经为它提前打造了坚固而宽敞的童房。 对于任何新生儿的分娩，总难免会有阵痛和紧张，但我们更多可以做的是期待和鼓舞。因为，这是一场已然孕育成熟的顺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