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民生必须限制官员消费


改善民生必须限制官员消费
徐明天

        虽然大家对官员们控制的两会不会报有太多的期望,但是民众的意愿还是反映到了两会上,民众与官员的博弈还是呈现出来。
       今年两会突出的议题是民生。从今天两会的新闻报道看,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卖地盖房: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是本事”,是对房地产最本质和严厉的批评,表明了高层对土地财政和GDP的揭露,具有导向性的指标意义。“温家宝批示民政部研究解救流浪乞儿”、“闾丘露薇对话于建嵘谈乞讨儿童和拆迁问题”、“政协常委当国土部副部长面讲述强拆故事”,三条报道都把“解救流浪乞儿”、“强拆”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不作为、乱作为纠结在了一起。为什么“解救流浪乞儿”不作为,是因为不愿意花这些钱,不愿意费这份出了力捞不到钱的事;为什么乱作为“强拆”,是因为官员要获取房地产的巨额利益和业绩。
      “财政部:今年公开中央财政‘三公支出’情况”、“省部级官员升迁‘车随人走’”、“公车管理出台新规:省部级以下官员不配专车”、“三公支出零增长”,则把议题直指官员消费的具体利益,也算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限制和制约措施。相信官员们会找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方法,但限制官员无度消费的方向是明确了。
       解决民生是政治是稳定,稳定不只是要人民做的事情,根本是官员们的事情。因为稳定是最大政治,稳定就要办好民生。办好民生首先要少从民众那里收税和收费。比如减轻企业税收,让企业有能力提高工人工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要提高;取消高速公路收费;降低房价物价,让人民减少支出。现在这些税和费太重,已经严重影响了民生。
       最近,媒体已经报道披露,中国民众的收入低,但房价物价却远远高于国外发达国家,中国的出口产品国外价格也远远低于国内售价,实在让人搞不明白。其实就是国内的税和费太多了,抬高了物价。
        社科院研究员张卓元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已超过高收入国家,“减税难”阻碍民富优先。最近社科院各个经济所在开会,财贸所负责人讲到,说2010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34.5%,等于是宏观税负。不是说中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吗?可能实际情况差不多。2009年宏观税负是32.2%,到2010年更高了,到了34.5%。其中财政收入83000亿,财政收入在整个政府收入里头的只占55%。因为财政收入里头,比如卖地收入的2万多亿没有算,国有企业上调的利润没有算,很多基金也没有算。所以总共加起来占到40万亿GDP里头的14、15万亿,这是很高的。因为按照世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比较好的宏观税负应该是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应该是23%左右,高收入国家是30%左右。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超过高收入国家。所以确实中国的宏观税负很重。官员们的消费还不只这些,比如企业中的接待费用、公关费用一半以上也是用在了官员身上,这一块也是无底洞。
       宏观税负就是税费总量,税费14、15万亿,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平均税费1万元,当然是相当高的。还有,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中有一半以上是用于民众的福利制度建设的,而中国政府那么大的收入,很大一部分不是用在改善民生,而是用于投资,用于提高GDP的增速,用于民生的比重太小。所谓民生项目和投资也有其名无其实。
      改善民生需要钱,钱从哪里来?降低税费政府的收入减少了,改善民生需要钱投入。如此,就要限制和减少官员的支出消费,这可就动了官员们的利益,官员们能心甘情愿吗?
      但这是大势所趋。西方资本主义对政府和官员的支出消费都是透明和严格限制的,社会主义当然应该更严格规范,否则官员怎么能成为人民公仆,怎么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优越性?你这个社会主义就是假的。连资本主义都做到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当然要做得更好。
       两会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不会有人反对,但官员们仍然大规模“三公浪费”,人民一定反对。我们这个国家是到了精简政府机构减少官员数量规范官员行为的时候了。否则,钱都被他们消费了,何谈改善民生。
       这就是中国当前的矛盾和问题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