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明道大学、美国道学会创始人、前总统顾问张绪通博士在其大作《道学的管理要旨》中预言：“道”将是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而道学管理的金科玉律则是“所有的人都是赢家”，是“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的“水式管理”。看后颇多感触，觉得它与国内学者从中国文化中提炼出的“和合”竞争观一起，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好论据，是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世界表达，是阐释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符号。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罗贯中为了突出曹操的奸雄本色，让他在猜疑杀掉吕伯奢全家后讲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之类极端个人主义的话，但他在领导良将强兵方面，确是遵循“所有的人都是赢家”这个原则，乌恒之战，他亲率兵马前往，手下人苦苦相劝，怕他失败，但不久他却出人意料地凯旋而归了。回来后一一询问以前劝他的人，看到众人不好意思，也很恐惧，他就厚赏这些人，并推心置腹地说：孤王前往攻打乌桓，冒很大的危险才侥幸成功，虽然得胜了，但不能常常有这样的好事。诸位劝阻我，是为了孤王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要厚赏你们，以后大家要勇提建议。一席话，说得众人疑惧之心顿消，而所有的人都成了赢家。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夫唯天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以自己的一时胜利来证明自己的高高在上、高人一筹，不事事想到去征服人家。曹操这样处理事物，不凌驾众人之上，上下之间对等交往，赢得了大众心理上的支持，驰骋中原，打败了北方强悍的对手，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而曹操的对头势力强大、根基厚实的袁绍，则高高在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官渡之战中，他不听谋士田丰的建议，败给了曹操。本来战后应该好好反省自己，致谢田丰，但这位爷却忧心忡忡地说：没采纳田丰的意见，打了败仗，会受到他的耻笑，强要面子动用生杀予夺大权，把田丰砍了。他就没有做到老子提出的“四不”：“不自见”，不自己去显明自己能干；“不自是”，不强要面子自己肯定自己；“不自伐”，不自我夸奖；“不自矜”，不自己说自己了不起。袁绍为证明自己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样唯我独尊的领导，怎会赢得部下的真诚？他与曹操的“不自伐”、“不自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位汉末霸主，一胜一败，说明“所有的人都是赢家”是一门领导艺术，而最通俗的解释是：你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你，你回报别人别人也回报你。外在一致的利益可促进心理上的认同。这是平等交往的好处。

　　在经济生活中，“所有的人都是赢家”就是和气生财，互惠互利，反对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主张在竞争中维护和谐的共赢竞争。大至国与国的商贸往来，小至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易行为，做到了这一点，可避免多少纷争！在经济霸权主义时代，充满着平衡贸易顺差与逆差的斗争，也有人打出了转移危机的货币战争。日美这两个盟国的经济战就是对西方竞争观的强烈反讽。1941年12月7日，日本空袭珍珠港，重创美军。40多年后，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人扛着一捆又一捆的美钞再次袭击珍珠港。据载，1988年，日本投入夏威夷的资金总额高达72亿美元，以至檀香山市市长悲哀地说：“我们非常欢迎可以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像日本人那样，买下房地产后再以两三倍的价格抛售，纯粹是一种投机行为。他们捣乱了市场，檀香山市快变成了东京的一个区了。”这种投机式的投资，完全是为利益驱动所致，不可能利益均沾，其结果只会伤害被投资国的民族自尊和国家利益。所以，当日本索尼公司于1988年以30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闻名全球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之后，美国人惊呼“美国的灵魂”被买走了，引来了一片谴责之声，加重了双方的经济摩擦。好景不长，此前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的美国出面于1985年9月主持签订的“广场协议”（指美、德、法、英、日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贸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协议）让日元快速升值，随后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成为日本经济崩溃的导火索，使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尽管对“广场协议”是否是阴谋、是否是日本经济崩溃的元凶，学界一直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日本在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后并没有成为赢家。利益不能独占，只有互惠互利的投资行为才能获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一点，在平民参政意识日益强烈和电子信息技术使平民参政日益方便的时代尤为重要。所以，如果所有的经济决策都能以和合共赢为原则，就能带来全社会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达到“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境界。

　　张绪通博士对“不争”开出了“七善”的药方，即“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自从我国第一部伟大著作《易经》（《周易》）倡导阴阳平衡以来，我国古代的主流文化都讲“和”、“合”。现在经过许多文化大儒的努力，以和合为指导思想的儒、道学说开始在世界阐释中国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和平崛起、和平复兴，求同存异、和合共赢的大国形象正在逐步树立。这与信奉“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自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后，深深影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他的学生弗朗西斯更露骨，撰写《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宣称最好的文明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并预言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化终有生死一搏，美式价值观会取得最后胜利，具备美国价值观的人是地球上的最后之人。这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主义，是毫不掩饰的夜郎自大，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到处插手，就不是“居善地”；其唯我独尊，不接受其它文明，就不是“心善渊”；将世界上不认同其价值观的国家就视为敌人，是典型的同“与善仁”背道而驰……他们以“人权大于主权”来粉饰自己的利益争夺，但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行推销美国价值观、由美国主导的几场战争并没有赢家，这与“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是大相径庭的，并没服务好大众的善治，获取办事效能的智慧。自以为天机在我，却实际上是不识时机，遗误他人。张通博士在《道学的管理要旨》自序中说要借这本书让西方人知道中国文化对“管理学”有深刻的造诣，这个目标是容易达到的。

　　“兵者，诡道也。”用《孙子兵法》指导人际交往、经济行为，虽能带来短期的效果，但因其带有欺骗的成份，终究会让人识破、抛弃。而以“所有的人都是赢家”为原则指导人类行为，其实质是“善利万物而不争”，让人人拥有一片阳光，能获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人类有求稳定、爱和平、扶弱小的共通人性，“所有的人都是赢家”正契合了人类的这一心理欲求。因此，以此作为21世纪的世界指导原理，并不是坐在书斋中的美丽遐想，恰恰是中华民族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的通俗阐释，是形成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通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