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总体呈现复苏态势，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加快，但保护主义依然是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胡锦涛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坚定不移推进自由贸易，坚定不移恪守历次峰会承诺，坚定不移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取消已有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我国政府向世界的宣示。我们要深刻领会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精神，认清形势，积极应对，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投资严重萎缩，引发一部分人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反思。部分国家民众出现“经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各种反全球化行为，实施自由贸易和开放政策的民意基础受到削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围绕重塑全球化展开激烈较量，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共同任务。
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加强经贸往来的愿望更加迫切。世界贸易组织在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以及避免贸易摩擦方面仍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多边贸易体制中各成员经济发展不平衡，发达成员主导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常常被忽视。如何协调成员间经贸利益关系成为多边贸易体制未来发展的重大挑战，现阶段世贸组织各成员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顺利完成多哈回合发展谈判及其相关协议。但是，在事关多哈回合成败的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领域，9年多来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多边贸易体系一再遭遇挫折，贸易自由化进程受阻，有可能加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加深推进。在多边贸易体系进展不顺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方兴未艾。绝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参加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实现形式。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由浅层次的贸易和生产一体化向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在内的深层次一体化加速转变，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趋明显。
新兴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作用有所加强。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经济复苏普遍较快，与发达国家实力差距继续缩小，争取平等地位的意识进一步上升，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为标志，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难以对国际事务进行完全垄断和操控，通过让渡部分权利和责任，希望将新兴国家纳入现行体系为其分忧，但又不愿其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国际体系改革将在斗争与妥协中艰难推进。
从长期看，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根本改变，在经历一轮恢复调整后，国际贸易与投资仍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国际贸易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贸易能深化社会分工，提高劳动效率，革新经济体制，扩大内外市场，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荷兰、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表明，贸易中心国家都是经济强国。国际贸易增速一般是世界经济增速的1.5倍左右，1948—2007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9.7%，明显超过同期世界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后，出口前所未有地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创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拉动经济复苏的典型案例。
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动力。此次国际金融(yiwu)危机严重打击了国际贸易，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深度下跌。2009年二季度，世界贸易额同比下降33%，世界经济陷入谷底。2010年以来，国际贸易复苏不断超过预期，迅速回升，据世贸组织统计，前三季度同比增长23%，预计2010年世界贸易量增长13.5%。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出口均出现显著增长。
出口拉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2010年以来,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依靠较强的出口能力实现较快复苏，不仅缓解了经济失衡压力，也使净出口成为经济的重要拉动因素。美国1—10月出口同比增长21.5%，高于美国经济三季度的增速2.6%；德国1—9月出口增长14.1%，净出口为二季度德国经济贡献了1.4个百分点；日本1—11月出口增长33.9%，实现贸易顺差686亿美元。
新兴市场内需大幅增加带动贸易伙伴出口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工业生产和销售明显好于发达国家，“金砖四国”尤为突出，进口增速快于美国、日本和欧盟。2010年前11个月，中国进口同比增长40.3%，其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分别增长32.2%、32.6%和36.9%，来自俄罗斯、巴西、东盟、南非、印度等的进口分别增长21%、32.8%、47.5%、64.1%和53.6%，对促进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效应。
贸易保护主义出现新的特点
随着国际贸易活动的恢复增长，贸易摩擦也接连不断，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在西方部分选举政治国家，贸易政策更多地被用来缓解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为取悦选民，转嫁国内矛盾，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甚至政府经常动议或者采取贸易(purchasing agent)保护措施，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国外进口产品成为这些国家转移国内民众不满情绪、谋取政治利益的对象。
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频繁发起反补贴调查，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指责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国内汇率机制，声称低估汇率是贸易保护主义，质疑和挑战贸易伙伴的财政、税收、金融、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管理等政策措施，甚至用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意在借此推行西方人权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yiwu market)关系。一些国家在经贸领域中挑起新“冷战”，企图遏制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在拉美和非洲地区煽动“外贸威胁论”，声称进口产品冲击当地产业，投资目的是掠夺当地能源、资源，借此挑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一些国家不顾双边贸易现实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甚至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在国内严格贸易救济执法，借此换取贸易伙伴在其关注的经贸问题上做出让步。
后金融危机时期，贸易摩擦形势依然严峻，贸易摩擦的政治化倾向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作为贸易大国，我国出口产品近年来在海外市场遭遇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各种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重点，每年涉案损失300多亿美元。2009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9.6%，而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却占全球的40%左右。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调查成为个别国家对华调查的主要形式，2009年国外对华启动的13起反补贴调查案件中，12起伴随反倾销调查。涉华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增多，2009年占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总数的25.4%。2004年以来，国外将我国诉诸世贸组织争端机制的案件，涉及集成电路、汽车、原材料等领域的产业政策以及金融、关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