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解释虽然颇受诟病，但是，总还是让人们忽然明白一个道理：中国的油价之高，不仅仅是价格高，更重要的是，它的税很高。马富才说油价中税收达到45%，而按发改委的说法，每升8元的价格中税收就达3.4元，税率也达到43%。税收几乎要与价格持平，这么高的税率，总价格能不高吗?

　　油价中这么高的税，平时人们是不知道的。这验证了上世纪早期意大利财政学家普维亚尼关于财政幻觉的理论。普维亚尼指出，征税者总是尽力创造财政幻觉，这种幻觉使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上负担的要轻，使受益人觉得提供给他们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比实际上的更大，税收和支出的各种制度如此组织起来以创造这一系列的幻觉。

　　普维亚尼将政府制造财政幻觉的常用手段分了若干大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在个人不能实际上了解谁最后支付的情况下课税，即在不知道税收归宿的情况下课税。人们不知道谁最后支付的税收，就是我们常说的间接税，它的最后归宿是不确定的，它是向实际负税人间接征收的。商品税就是最重要的间接税，税收隐含在商品的价格之中，生产者经营者虽然向税务局缴纳这种税收，但是这种税收却可以向前或向后转嫁，最终的消费者总是税负最终的承担者。但由于税金不是从消费者的手中直接拿走的，他不知道他在纳税，因而没有纳税意识，没有税痛。这就是间接税造成的财政幻觉。

　　油价中的高税收造成了人们的财政幻觉，人们一直不太清楚油价中有什么税收，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平时指责油企，却对于背后的税收没有什么意见。这正是间接税的欺骗性发生了迷幻作用。固然，相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收入，中国成品油即使不含税的“裸价”也仍然是偏高的，垄断油企利用垄断地位谋取利益，不无可指责的地方，但是，背后的高额税收显然更应该被关注。

　　油价中的间接税起码有三点值得引起关注。首先，它普遍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因高税收而形成的高油价，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它降低了运输企业的利润，影响到运输企业的就业，也因为运费高昂而抬高了商品的最终价格，最终影响了终端消费。对于大量使用柴油的农用机械来说，高价柴油也增加了种植成本，由于粮价被国家控制农民不能通过粮价转嫁负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们知道，按照行业来说，石油是中国纳税最大的行业，但是，其巨额税金，绝大多数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从各行各业，从每一个消费者手中汲取的。

　　其次，这种间接税也不公平。可以和美国进行一个对比。美国油价中所含税金是很少的，人们的消费品中基本上不会有从油价中转嫁来的税收。不但油价如此，其他消费品也是一样，有些消费品含有销售税，有些可能还有货物税，但税率都不高，而基本生活用品如普通衣服和食品是免税的。这就是说，美国人很少通过消费的方式，间接地为国家纳税。他们主要是按年度，按家庭收入，明明白白地缴纳所得税。所得税是在进行各种扣除之后才予以纳税，收入很少的家庭就不必要缴纳所得税，而其消费品中又不含税，穷人就几乎没有税负了。

　　而在中国，因为间接税无所不在，每个消费者都要通过消费而向国家间接纳税，即使是非常穷的穷人，他一旦购买日常消费品，就有相当一部分作为税金流入国库。这就是间接税的累退性，是极不公平的。

　　间接税的第三个后果是，它一方面否定了真正的负税人的纳税人地位和权利，真正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却无任何相应的权利，他是在不明不白地纳税，没有任何名分。另一方面，它造成的财政幻觉模糊和麻痹了纳税人意识，丧失了对于税收征收、支出和使用进行监督的热情，放任了政府对于税收的挥霍和浪费。纳税人的地位、权利和意识如此悬置，其结果是政府可以予取予求，想通过商品增加多少税收就可以增加多少税收，人们除了不明就里地接受，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