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就是假设
作为演绎科学的经济学，奠基于两个基本的逻辑前提：经济人假设和稀缺性假设。稀缺性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经济学内部或外部的多少异议，经济人假设则不然。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经济人的现实或者理论存在及其在经济学的作为假设前提的基础地位，只要论及经济人，人们都会承认构成经济人的两个基本要素：自利和理性。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概念在从来就盛行争议的经济学中是最为确定的概念。但是，“经济人”同时又是经济学领域最具争议性的概念之一。针对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或者解释力的论争，贯穿着经济学从产生到今天的历史。
作为经济学对象的“经济人”，最早成长和成熟起来的是“自利”观念。经济学的历史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在经济学之前的传统社会里，追求物质利益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并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孜孜追求与主流观念对物质利益的承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想一想中世纪上帝殿堂里虔诚的主教们宣扬的回避物质享受的神圣教义与其事实上的骄奢淫逸的庸堕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我们可以理解陈腐的意识形态的虚伪和荒唐。加尔文的新教伦理虽然为世俗的营利行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解说，但物质利益追求取得现实的正当性，还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支持。重商主义作为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给物质利益追求提供了充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证明，但是，他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披着国家和民族的外衣，这与资产阶级现实的个体物质利益追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启蒙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解放，是个人利益的觉醒。但是，在传统静止世界的观念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总存在着种种人们无法预料也无法认同的冲突；于是，论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成为论证个人利益合法性的前提。启蒙学者的努力，从沙夫茨伯里到洛克到孟德斯鸠到休谟，都在着力缓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冲突，着力构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这种努力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经济学的世界里，亚当.斯密确立了经济人的“自利”性质。
斯密是最早应用“经济人”假设构建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对于人的行为的自利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里都有着丰富而深刻的阐述。《道德情操论》里，虽然斯密强调的是同情心在构建和谐的道德世界中的核心作用，但人们行为的基本动力仍然是自利——自利是个体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利他在相当意义上只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在《国富论》中，自利成为斯密构建理论体系逻辑前提和基础。正是因为对自利的追求，才有了交换和分工，才有了市场和货币，才有了价格和价值……经济人意义上的“理性”概念虽然在斯密的著作里没有明确提及，但事实上隐含地存在于斯密整个的经济分析中。理性就意味着计算，意味着对行为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斯密关于“一只无形之手”的分析中，自利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时，能充分理解到人们之间利益的相互性，为了避免侵犯他人利益导致的以牙还牙式的无休止争斗，人们会选择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尽量避免损害他人利益。正是这样一种对他人利益的尊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德观念的认同，保证了市场竞争背景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一只无形之手”实际上内涵着行为主体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体现着对理性的追求。
经由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及一系列启蒙学者的努力，“自利”观念在意识形态中取得了充分的合法性，确立了其在经济学体系构建中神圣而稳定的地位。但“理性”要素的培育与成长，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十七—十八世纪，正是一个追求科学和进步的时代，“理性”同科学一样，成为观念进步和道德成长的必备要素。理性就意味着行为的目的性，意味着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这样的观念，经由边沁的功利主义，才得以最终确立。对于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来说，作为政治哲学家的边沁的贡献，可能超出了斯密之外的其他经济学家。首先，边沁的功利主义对行为目的性的强调，构成经济人理性原则的基础；其次，边沁关于效用的计算，关于幸福和痛苦的微积分，关于最大化和最小化以及关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观念，构成经济学形式理性的基本法则，奠定了之后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能力探讨的重要基础。在边沁之前，经济学家比如斯密虽然有理性的观念，但这种观念仅仅是隐含的，而且事实上缺乏明确的可计算性。经由边沁，经济人的行为不仅具有目的性，而且目的的实现程度还可以计算和比较，这就为经济学的形式化，从而为经济人理性的可计算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是边沁的努力使经济人具备了完备的特质，从而使经济学更快地走上形式化的轨道。
按照马克.布劳格的说法，正式确立经济人假设的含义并明确其在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作用的是约翰.穆勒。在183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约翰.穆勒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精确定义了“经济人”概念并明确界定了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作用。穆勒说：“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在穆勒的概括中，经济人是经济学借以进行逻辑推演，构建理论体系的一种抽象，它具备行为具有目的性和目的具有可测度性的特质。关于经济人作为一种抽象或假设及其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穆勒有着进一步的阐述：“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状态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它把人仅仅看作是渴望获取财富的人来研究，这种人有能力对实现这一目的的诸手段的相对效能作出判断。”政治经济学假设的经济人显然不具备现实性，而且也不要求真实性。“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如此构成的，而是因为这种抽象和假设是科学分析得以进行的一种必要模式。当某种结果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我们每次只能研究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且必须分别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原因来取得预测或控制这种结果出现的能力的话，就必须这样做。”根据穆勒的分析，我们知道，经济人只是一个假设，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和概括的人的经济行为特征一种抽象；这种抽象的目的在于为解释人类经济行为提供一个逻辑前提从而构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对具体的人的行为进行描述，更不是对人性进行概括。事实上，对人性进行面面俱到的描述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一方面，由于我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我们不可能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描述；另一方面，面面俱到地描述一个具体的现实的人也无助于我们建立一般性的理论体系以形成对人的行为的一般性的理解。
边沁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在构建经济学形式化的理论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种进步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改进有着重要的关联。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尽管经济人已经被赋予自利和理性两个要素，尽管边沁在形式化的准备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改进，但经济人还不是像后来那样的“纯粹”。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自利所内涵的行为主体的利益，除物质利益之外，还容纳着荣誉、地位等非物质利益；另外，经济人的理性虽然表现为对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和计算，但这种计算还没有要求新古典那种绝对意义的精确。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的世界，理性本身是一个有着很强弹性和丰富内涵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更为强烈的确认经济学科学地位的追求，在构建经济人概念时也就投入了更加形式化的努力。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经济人的自利表现为更加明确和具体的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效用最大化通过边际效用相等原则得以定义，而利润最大化则通过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得以明确。对于经济人的形式化构建，新古典经济学作出最多努力的还是在经济人的理性能力方面。经过一代代经济学的努力，经济人被构建成一个具有充分的信息搜集和整理能力的，具有完备的计算能力的，具有稳定偏好的抽象实体。在新古典的框架里，进过充分的数学推论，利用精确的定义和测度，经济人被加工成一个充分适应构建抽象理论体系的精妙工具。
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首先遭到历史学派的怀疑和批判。在十九世纪末著名的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中，历史学派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不真实性展开了攻击。在历史学派看来，根本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以自利为唯一行为动机的经济人。人的行为动机不仅是多样的，还是多变的；由于对现实的严重背离，在虚构的自利动机基础上建立经济学体系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强调，既不存在有着稳定而单一的特质的经济人，也不存在对各国经济运行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经济学。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从而有自己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有自己需要通过特殊方式来理解和解决的经济问题，因此，可能存在的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而是以各个国家作为背景的国民经济学。与德国学派有着特殊渊源的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也对新古典的经济人表达了特别的蔑视，他说：“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
对经济人假设的怀疑和批判，伴随着经济学的整个成长过程。这些批判有的切中要害，大多数却是不得要领。以历史学派为代表的对经济人假设的真实性的怀疑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讨论经济人假设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构建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何在。如果像约翰.穆勒所理解的那样，构建经济人假设的意义仅仅在于为抽象的逻辑演绎提供逻辑前提，则假设不需要真实性或者全面性（其实，一旦真实和全面，就无法成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而失去假设的意义），只要能够描述人的某个方面的行为特征就可以了。假设所需要做到的，仅仅是使人们从某个视角可以对人进行辨识和分析，而不需要对人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一个好的假设绝对不是一个真实而全面的假设，而是一个可以借以构建解释性的理论体系的假设。真实性或全面性并不是成功假设的构成要素。历史上对经济人假设的怀疑和批判，大多立足于经济人假设的现实解释力而不是理论解释力，立足于经济学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解释问题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个方法论意义上的误读，或者说是对假设的一种无知的苛求。假设就是假设，它只需要服务于理论的构建和理论的解释力而不是成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论指南。如果经济学作为解释世界的学科的意义还存在，则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就具有存在的意义。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辩护。新古典以来经济学形式化的极端发挥，在不断彰显经济学“科学”形象的同时，其解释力却在不断下降，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状况的产生，与新古典经济人自利假设的狭隘和理性假设的极端有直接的关系。虽然真实性和全面性不构成假设的必要条件，但是将自利简单化为单纯的物质欲望满足，在相当意义上失去了对人的经济行为动机的基本判断—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物质利益追求者已经被简化一部机器或者一个动物，其作为人的特征实际上被模糊了。关键还在于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假设的极端。理性追求和理性能力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就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而言，古典经济学时代所强调的只是经济人的理性追求，而新古典过分强调了人的无限的理性能力。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能力的规定将经济人提升到上帝的全知全能的程度，其作为人的特征自然也被模糊了。在新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中，一方面将人贬低为动物，另一方面又将人提升为上帝，这大概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陷入斯蒂格利茨所嘲弄的“精神分裂”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