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突破6.5关口。一时间，中国媒体纷纷都在喊：我们已进入了“后6.5时代”！自2010年6月汇率改革进程重新启动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上升4.3%；而如果从2005年7月第一次“汇改”算起的话，人民币更已累计升值了27%。

　　人民币是否已经升“够”了？如果不是，这种升值过程还将持续多久？下一步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将以何种速度和幅度变化呢？……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无疑许多人都想探究其答案。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近日表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仍需逐步升值，“不排除一次性升值的情况”。由于夏教授身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这一重要角色，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具有一定发言权，因此，他的这番讲话自然引来了各方关注。

　　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当初的测算，人民币偏离了“均衡汇率水平”40%左右。尽管人民币六年来已升值27%，但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也在持续扩大，中国外汇储备更已达到3万亿美元之巨——想想看，2005年中国的外储不过才8000亿美元而已。按照这种逻辑，这六年来，在美方眼中，中国偏离“均衡汇率水平”的幅度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了。显然，再升值13%就能让美方心满意足的想法纯属一厢情愿。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只是从经济规模、要素流动性、通胀水平等宏观基本面大致推断出一国原则上宜实行何种汇率制度，或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所谓的“均衡汇率”；却无法让我们明白，明天或下周的人民币汇价具体是怎么确定的。

　　而从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来看，一国政府在制定汇率政策时，除了考虑它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有何影响外，往往还要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游说和外部集团政治压力的影响。尽管目前中国官方并未公开承认外部压力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例如，201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就明确表示，“我们将自行决定人民币的升值步伐，外部压力从来不是考虑的重要因素。” 作为官方对外政策宣示，这种表态或许有其必要性，对此可以理解。

　　但近年来公众和媒体观察到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现象（如著名的“保尔森效应”、SED效应等）表明，这种联系的确有可能存在：美方的每次重要施压，无论来自行政部门（总统和财政部）的直接呼吁，还是立法部门（国会）的议案和听证会，都有可能导致事件前后几天人民币中间价加速升值。就在本月9-10日，随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上演，这种情景有可能再次上演。当然，这种反应有时纯粹是市场的自发行为，但有时也不能排除是中国官方的刻意安抚。

　　这种妥协会有效果吗？古希腊神话中有这么一则故事：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要求他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于是西西弗斯每天辛辛苦苦地推着石头上山。可每到傍晚，石头却滚下山来，令他功亏一篑。于是第二天西西弗斯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个过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停息。

　　因此，当我们以为用一两次大幅升值就可以消弭外部压力时，与西西弗斯的命运一样，这最多只能让人看到短暂的希望；很快，外部压力又将重新表达不满，提出新的大幅升值要求。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通常人们所说的“汇率”，事实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是汇率中心平价，二是汇率波动区间（或称之为“弹性”）。中心平价指的就是央行公布的官方外汇价格，所谓的升值，主要也是指中心平价的持续上升过程；而汇率波动区间却不为多少人所关注。2007年5月之前，人民币兑美元每日波动区间基本上被局限在±0.3%以内；而2007年5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波动区间从此前扩大至±0.5%。

　　换言之，过去六年的“汇改”，人民币在中心平价上已经走了很远，同时还在2005年7月21日和2010年6月22日出现过两次大幅升值；但波动区间方面却一直进展不大。从实际后果来看，一次性大幅升值，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也远比逐步放松弹性来得猛烈。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未来将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至±1%甚至更高。在这一区间内，人民币既可升值，也可贬值。这不但能激励中国企业更主动地去学会适应汇率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打破外部对于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和讹诈，对于中国政府控制货币主权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