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启仁：荷塘边的“马克西莫夫”
万启仁油画作品：绿风
1．
对我而言，1972年最重大的事件，不是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而是上学。在辍学一年多以后，我终于上了初中。
秋天将尽，落叶铺满文化馆大院的时候，一支奇特的队伍从成都来到射洪。30多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孩子，小战士一样背着背包、画夹，鱼贯进入文化馆。他们在文化馆的展览厅里铺开地铺，住了下来。他们都是成都五七艺校“美术排”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来射洪写生。射洪一直是个盛产先进经验的地方。青堤六大队的荒滩造林，城郊建设大队的“五分地上闹革命”，都是全省的先进典型。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大约是那些政治风景，当然还有丘陵山地风光，将他们从遥远的省城吸引到我们这个闭塞的川中小县。在我的眼里，艺校的学生们个个聪明绝顶，神气活现。他们的老师叫万启仁， 30来岁，身材伟岸，风度翩翩，浑身上下都透出青年艺术家的迷人气质。
那时我正是梦想盛开的年龄。我也开始学画。作为文化馆美工的父亲认为我很有绘画天分，催生了我的画家之梦。那个时候的射洪中学，每个班级必然有一个大批判专栏，那是学校里必不可少的政治配套，是革命小将们紧跟革命形势的坚定步伐。它关乎政治，也关乎荣誉。老师正愁找不到人画刊头，听说我喜欢画画，就将这个光荣任务给了我。刊头画好，上墙，同学们立刻发现我的绘画在他们中鹤立鸡群，这让我尽扫先前一个乡下孩子的畏缩与土气，足以与74初2班的62个同学平起平坐。万老师和他那些学生到来的时候，让我更加鼓起了当画家的雄心。
放学回到文化馆，我就一头扎进艺校学生堆里，翻看他们的速写和习作。父亲珍藏着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报》，分年度合订成几大本，现在也被分拆，由他们分享。
星期天，父亲坐在一只破藤椅上，为成都艺校的师生作模特。不仅是万老师画，其他的学生也围在周围，在老师的示范下进行素描或者油画、水粉的写生，或者速写。整整一个上午，父亲都端坐那里，把自己弄成一尊雕像。除了万老师和他的学生，还有许多本地人围观。在我的记忆里，他还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被艺术聚焦。
上图：父亲肖像局部
下图：万启仁先生为他的作品签名
万老师画的那幅画，是我收藏的唯一一幅油画，也是父亲唯一的肖像作品。
1972年的中国，伟大领袖刚刚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邓小平依然被放逐于江西农村，文化大革命还远没有结束，阶级斗争依然是纲。万老师和他那些学生来到射洪，尤其是那次他为父亲作画，是我当时生活的灰暗底色上难得的一笔亮色。
不久前，我突然想起父亲在文革时期的艰难生存，想起他那个时期养我们的不易，就专为他写了一篇文章。我提笔就想起了那幅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文字：
家里至今还收藏着一幅油画，作者万启仁是颇负盛名的成都画家，他们来射洪采风，就给父亲画了这幅肖像。颧骨高耸，脸色灰黄，神情疲惫，一身蓝色大褂裹住一副硕大的骨架，这就是那时父亲的经典形像。
2.
英雄往往出身于行伍，天才常常崛起于庸常。大自然中的奇花异卉，其实就生存在荒山杂草丛中。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有几位未来的大师级的艺术家，就“潜伏”在万老师那次率领的那一帮大孩子中，当时，他们与我几乎就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现在，当我平庸地过着普通公务员生活的时候，周春芽、程丛林等人，早已从那30多个同学中走出来，走进当今中国的顶级油画家行列，在业内叱咤风云，俯瞰天下，甚至连续几年跻身胡润艺术榜前列。
周春芽（左）的中国老师万启仁（右）和德国老师在周春芽艺术四十年回顾展上剪彩
去年，“1971-2010周春芽艺术四十年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约150件作品，只有四幅油画作品和文献展中的素描、写生稿由周春芽提供，其他作品均来自世界各地，包括重要私人藏家、基金会以及美术馆。海内外共70多位收藏家亲临现场，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当代艺术F4集体罕见亮相。更多的是包括于丹、林依轮等诸多明星在内的粉丝。于丹坦言，自己是“追星族”，周春芽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和明星，我这次主要就是来看他的新作，想知道他的转型进展到什么地步了。无论他怎么转型，我对他的喜爱永远不变。
周春芽等人的成功，关键之一就是他幸运地遇到了万启仁。
万启仁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童年时就爱上了绘画，立志将来成为画家。他中学毕业后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美院附中，直读到大学本科，1965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美院八年的严格正规的训练，造就了他绘画艺术的深厚素养和扎实功底。万老师一开始就以美术学院的严格规范来训练他的学生。
杂志封面人物的万启仁先生
周春芽后来回忆：
1971年我16岁那一年，进了成都市“五七”文艺学习班美术排。
“五七”文艺路线是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改革所谓旧的文艺体制的一种新的尝试。我们的学习班采用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习的内容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而学习的手段却是按照老师所采用的旧式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生活在一起，上课在一起，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回想起我在这三年经历的事，所学到的东西，这是和我以后在美术学院和在国外留学所不同的。现在看来，这种不同的体验，对于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以及我将要走的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我们的基础课教学中，万启仁老师坚持用他在湖北美术学院学习过的方法及俄罗斯学院派的教学体系教学。我们所用的教学模具是万老师亲自用泥塑做，然后翻成石膏像，所用的人物形象是当时样板戏的形象，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禁止使用西方的一切东西。在画石膏像时，万老师采用了长期作业的方法。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久的耐心画长期作业。记得有几次长期作业是花了4、5天的时间来画一张素描，用铅笔深入，又用橡皮反复擦改，一直把纸擦烂，这是为了训练把画画得丰富，具有立体感和质感。
“五•七”文艺学习班所学到的功夫和知识，现在看来，已经大大超过了素描本身的意义了。一个艺术家的发展，应该是要具有综合的素质，而做工作的毅力是至关重要的。我现在之所以还有兴趣，有耐心地从事艺术创作，这跟我在“五•七”文艺学习班画长期作业所养成的耐心的习惯分不开的。我很感谢万老师，他不仅是教了我们怎样画素描，成为了我们的启蒙老师。而且，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种生存方式。
后来我想，我之所以没有成为艺术家，除了天赋以外，还有就是没条件投到万启仁门下，遇到像万启仁那样的老师。
万启仁先生接受过中外多家媒体的采访
3.
上个周末，我带着父亲的那幅肖像画前去拜访万启仁先生。
我与万老师，此前也仅仅是在1972年在射洪见过。并且，那时我只是一个初一学生，与他一面之缘都说不上。时隔近四十年，还是因为文章，因为网络，我们得以“重逢”——我把写父亲的文章贴在我的博客上，恰好经常上网的万老师无意中进了我的博客，看到了文章，于是我们由博友而成忘年的朋友。这次，我既是拜望我崇拜已久的前辈画家，也是造访新近结识的新朋友。那幅画，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是我们共同的美好记忆，是我们之间的桥梁。
现在的万启仁是成都画院的专业画家，但是他基本不在宽窄巷子的画院，而是在郊外的“荷塘月色”画家村。“荷塘月色”，画家村，这诗意的名字就是一道美丽的面纱，后面覆盖了无尽的媚惑。
果然，画家村所在的南郊三圣花乡之荷塘月色，与成都市区仅仅隔了十几公里，就仿佛是隔了若干个时代。那是千亩荷塘拥抱的二十多栋画家楼。低飞的燕子，欢叫的喜鹊，偶尔的蛙声，远远的老树上，还有一处鸟巢。那天老天爷还算给面子，雨没有再下，阳光透过云层，淡淡的，透出温热。这种略微的不舒适，反倒令人觉得大自然的真实。这时，我刚刚从高速公路上拥堵的车流里脱身出来，刚刚从成都高楼大厦的夹缝中突围出来，一下子走进真正的田园，心中立刻蓬蓬勃勃，长出青葱的诗意。
远远地，我在路边看见了早就候在那里的万老师。他还是留着当年那样的大分头，还是一脸和善的微笑。虽然快四十年了，他不再年轻，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这时我才发现，他当年在射洪作画的那一幕，在我心中是多么的深刻。
万老师是画家村的“村长”。他在这里的家是座二层小楼，欧式，又融合了川西民居特色。此前，我的想法只是来看看万先生，顺便见识一下画家村。中午，请他吃饭，以表敬意。总之，尽量少打扰。但是，当万先生领我进门，看见师母金老师在忙着炖鸡、烧菜、包饺子，半开放的露台中央，桌上已经摆好了瓜果和小吃，再联想到刚才车上的GPS导航仪犯下不可饶恕的方向路线的错误---让我下成绵高速又上绕城高速还上了成南高速，多走了近百公里，我既为让万先生多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感到不安，更感到先前的想法是多么的俗。
事实上万先生没有把我当外人。金老师也是。他们看见我就像迎回了久未谋面的至亲或是载誉而归的高徒。我的儿子三岁，正是顽皮的年龄，无法很好地自律，控制他那些随时都可能冒出来的奇思异想。万爷爷那些珍贵的作品他忍不住也要抚摸。桌上那些美食，不劳大人招呼，他爬上去就直奔主题，抓在手上大快朵颐。更过分的是，他擅自跑到水池边喂鱼，竟将两大瓶鱼饲料全部倾出，池子里那些和儿子同样不能自律的鱼，就算它们是铁打的肠胃，肯定也是要出问题的呀。但是万先生，还有金老师，对这些都无原则地宽容甚至纵容。他们是真心喜欢他。后来我们回到绵阳，万先生还意犹未尽，将我们的造访的照片放进他的博客，还发来纸条，说，“你们的调皮儿子能动脑筋想事情，对周围的环境、人、物、事都有明白的反映,是棵好苗子。”
上图：万启仁先生拍的我儿子的照片
下图：儿子在与万爷爷“对话”
当然，我在万老师那里更多的是拜读他那些作品。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既读到了他三四十年前带学生在工厂、农村的油画写生，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代表作品，还有新近完成的新作。这些作品，遵循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功底深厚，技法高超，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气息。特别是那幅《心愿》，画面上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子，在陋室里一边读书学习，一边为亲人煎药。地上的蜂窝煤炉子，药罐，针线盒。方凳上的书，青花碗，纸药包。昏暗的室内环境，弥漫的中药气息。画家以生动的细节营造的场景，令人心碎又有些许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因此很容易被它打动，甚至震撼。
上图： 万启仁先生作品：心愿
下图：万启仁先生和夫人金芳凤合影
我知道万老师年轻时曾经患过一种叫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在半个世纪前，这种病不但是严重的，而且是致命的。但是万老师很幸运，因为上帝为他安排了一位最爱他的女人——金芳凤。他们是湖北美术学院的同学，不过，万启仁是武汉本地人，学油画；金芳凤来自湖南，学的是工艺美术。她还在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就在附中学生优秀作品展览中注意到了万启仁这个名字，她为这个同龄人超群的才华感到惊讶，不知不觉就成了他的粉丝。继而，他们相识、相爱。但是他们成为夫妻，也并非顺理成章。因为万启仁即使才华超凡，那种可怕的病是会吓退几乎所有人的。事实上，还在婚前，就有“好心人”力劝金芳凤知难而退。然而他们的爱情是经得起一切考验的。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追求艺术，建设生活，也经营他们的爱情。而今，万老师早就告别了可怕的顽疾，与老伴一起快乐地创造，快乐地生活。《心愿》，就是关于金老师的爱情经典，揭示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秘密。万老师告诉我，是因为金老师，他才得以创造了那些作品，培养了那么多的优秀艺术家，也创造了今天这样的生活方式。
上图：万先生的在荷塘月色的寓所和工作室
下图：万先生的后花园，篱笆外就是广袤的田野
4.
当年父亲借给周春芽他们的画报，是我那些年主要的艺术食粮。这是艺术世界对我打开的一个窗口。从这里，我知道了靳尚谊、詹建俊、侯一民和何孔德，也知道了伦勃朗、达.芬奇、克拉德罗瓦、列宾、列维坦和马克西莫夫。
马克西莫夫的许多作品都让我激动。尤其是他的人物肖像，比如那些俄罗斯人物，齐白石、吴作人等。后来才知道，马克西莫夫是一位在他的祖国未被重视的大师，是中国油画最直接的源头。他是在中苏蜜月时期被苏联政府派到中央美院“马训班“执教的。
他之所以被苏联文化部选为来华专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一位有成就的油画家，作品享誉当时苏联画坛；其二，他是一位有教学经验的教育家，当代油画名家特卡乔夫兄弟、萨拉霍夫、尼基奇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上图、下图：马克西莫夫作品
靳尚谊、詹建俊、侯一民、秦征、魏传义、冯法祀、汪诚一、谌北新、王恤珠等油画大家都毕业于这个新中国绘画摇篮。而后来的油画大家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陈丹青、张晓刚、陈逸飞、刘小东等，又都离不开马训班学员的精心培养，他们算是马克西莫夫的徒孙了。由此看来，马克西莫夫是塑造中国油画的第一人，他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油画创作，影响了一个国家美术史。是他改变了中国油画的方向、风格和现状，也造就了一批油画大家，这在中外都极其罕见。
马克西莫夫到中国来的这两年半，把创作的最好时间贡献给了中国。因为政治，因为中国，因为靳尚谊、詹建俊、侯一民他们那一批人，他最终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万启仁——马克西莫夫。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人，他们似乎毫不相干。但是，他们事实上却有惊人的相似：他们自己都才华横溢，都以列宾美术学院、苏里柯夫美术学院的理念与规范来训练学生，都注重写生和创作能力的挖掘和培养，都培养出了一批一个时代的大家。
因此我说，万启仁是成都郊外，荷塘边的马克西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