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观察] 漫谈韩国“70后”一代
朝鲜日报中文网/ 撰稿=詹德斌 (2011.06.18 09:17)
朝鲜日报中文网/ 撰稿=詹德斌 (2011.06.18 09:17)
在从日本殖民下解脱之后的60多年里，韩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大变革，而主导这些变革的每一代人自然共享近似的历史体验，带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所以可以使用具有时代特点的关键词来指称他们。例如，“6.25世代（generation）”指称亲历朝鲜战争并在战后投入国家重建的一代人，“4.19世代”指称发动街头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权并投身工业化运动的一代人，“6.3世代”指称1964年领导示威反对韩日建交会谈的那批人，而“386世代”则用以描述60年代出生、80年代上大学并主导民主化斗争的一代人。
不过，韩国80年代末实现制度民主化之后，社会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氛围中长大的。于是，很多人就用“新世代”、“IMF世代”、“88万韩元世代”等来定位此时的年轻人。但这些指称似乎都没有专门针对现在集体特征明显的30来岁一代人，或者说只包含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同为这一代人的笔者倒是觉得，不妨暂且依中国的习惯称其为“70后”，并谈一谈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集体特征。
70后这一代人出生在韩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期，即“汉江奇迹”已经开始显现。在80年代的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的拉动下，韩国经济迅猛发展，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一万美元，次年顺利加入了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因此，与前几代人相比，70后算是韩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在“溺爱”中幸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韩国民主化运动也在80年代风起云涌。以1980年5月18日发生的光州民众抗争为起点，当时处在花季少年的70后，虽不用直接投身于前辈们终日不停的反独裁斗争，却可以在90年代的大学时期，搭上后民主化时代的首班车。再加上冷战的结束，韩国与包括朝鲜、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全面缓和，韩国国内反共、反朝教育也逐渐淡化。
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优越，社会、政治环境自由的氛围中日渐成熟起来的70后，其个人主义、感性主义、个人张扬倾向自然相对较强，而耐心相对较弱。进一步说，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要小于前面的几代人。因此，70后是韩国解放后引领大众消费和流行时尚的先头部队，也是第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一代人。同时，这一代人自认为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并将民主主义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韩国70后又是生活压力最大、对现实最为不满、对未来最为悲观的一代人。因为，虽然70后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但却在经济上度过了或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度不安的青年时代。正当这一代人走出大学校门，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时，韩国经济在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
1998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跌至六千三百美元，一下子倒退近四千美元。70后不仅自己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而且要面对父辈破产或失业。韩国人铁饭碗的概念从此被打破。 此外，韩国70后女性也开始大举进入职场。一方面这是因为仅靠家长一人养家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70后一代人有关男女平等和个人价值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尽管很不情愿，但韩国终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下用五年的时间完全恢复了元气。2007年，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突破两万美元。因此，韩国学者有时用“IMF世代”来称呼这一代人。
经济重振期间，韩国进步政府（民主党、开放的我们党）执政十年（1998-2008），朝韩2000年、2007年两次举行首脑峰会。2002年，韩国同日本联合举办了世界杯，同年主办历届规模最大的釜山亚运会。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化，三星、现代等韩国财阀借助危机后的经济重振走向全球。文化上，90年代中期兴起的韩流也乘势扫遍整个东亚。
这一切，对当时还是20来岁的70后来说意义非凡。他们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际上，至今仍十分活跃的第一波韩流明星，如金喜善、崔智友、李英爱、张东健、元斌、裴勇俊、安在旭、李秉宪、宋承宪等等也都是标准的70后。在笔者看来，70后既是韩国民族主义日渐走强的第一代，也是引领韩国流行文化走出国门的主力军。
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以70后为主体的韩国人在露天广场为韩国球队助威，点燃了所有韩国人的爱国热情，给全世界留下了让人深刻印象的“红魔”文化。70后引领的广场助威形式在政治领域也尽显其威。同年发生美军装甲车碾死两名韩国中学生事故后，韩国民众点燃蜡烛、走上街头、高呼反美口号，并在同年底将一个打着反美旗号、毫无预期的卢武铉推上了总统宝座。
卢武铉后来给自己的政府命名为“参与政府”，而70后显然也表现出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极大热情。这在后来的历次集会中均有表现，如反对保守的大国家党弹劾卢武铉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蜡烛自此成了韩国人集会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非暴力示威的象征。手持蜡烛的集会甚至被称为“烛光文化节”。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十年里，韩国社会迎来了新一轮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大部分70后也有了重新自立的机会并开始结婚生子。但好景不长，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再次未能幸免。据统计，70后一代人中至今仍有30%的人单身，而10年前同一年龄段的单身率不足14%。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70后压力更大，工作不稳定、借贷难、高房价、高房租、高物价、高养育费，几乎所有坏事都能摊上他们一份。
与已经站稳脚跟的前几代和家庭负担较小的后一代人相比，70后遭遇的经济、社会、家庭压力无疑最大。甚至有最新统计称，韩国50来岁一代人的就业率比70后的就业率还要高。也就是说，70后反而要与自己的父辈抢饭碗。因此，70后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对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强烈不满。他们自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之下，而且阶级地位很难上升，对未来更是持相对悲观的情绪。
然而，70后一代人认为，他们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关注，或者说政策执行不力。如韩国现行的就业政策主要针对80后，大学学费政策主要针对90后，而物价越管越高，房租越压越涨。因此，70后对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执政者有着强烈的不信任。但是，他们中尚未出现在政治上可以代言的领军人物，也找不到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执政势力。不像一说到60后，就会想到民主斗争，想到一批30多岁就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如元喜龙36岁当选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任钟晳34岁当选民主党国会议员等等。在2000年当选的国会议员中，5.7%是30多岁。这一比例在2004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上升为9.4%。可以说，60后属于在民主斗争中早熟的一代。由于这一代的早熟，70后至今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于是，70后也只能借助于投票反映自己的变革要求。2002年大选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当年民主化运动领头人之一的平民律师卢武铉。随着对卢武铉政府的失望，五年之后又将选票投给了打着经济旗号的李明博。在发现李明博政府推行富人政策，过于亲美，甚至出现民主主义倒退之后，又产生了反感情绪，并后悔当初的误判。2008年举行的反对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的烛光示威就是一例，而其主力军仍然是70后。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70后的年轻妈妈们推着童车上阵助威。
总体说来，70后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地域主义相对淡薄，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都较强。他们对现实不满，对现状不安，对未来不自信，对政府不信任。70后从经济实用主义出发，要求改变目前的状况。他们已经在地方选举和补选中将选票投给了在野党以示不满。2012年韩国将同时迎来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哪个政党能满足70后一代人的要求，就很有可能意味着那个政党将笑到最后。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不代表朝鲜日报中文网观点）
不过，韩国80年代末实现制度民主化之后，社会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之后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可以称得上是太平盛世的氛围中长大的。于是，很多人就用“新世代”、“IMF世代”、“88万韩元世代”等来定位此时的年轻人。但这些指称似乎都没有专门针对现在集体特征明显的30来岁一代人，或者说只包含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同为这一代人的笔者倒是觉得，不妨暂且依中国的习惯称其为“70后”，并谈一谈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和集体特征。
70后这一代人出生在韩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时期，即“汉江奇迹”已经开始显现。在80年代的汉城亚运会和汉城奥运会的拉动下，韩国经济迅猛发展，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一万美元，次年顺利加入了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因此，与前几代人相比，70后算是韩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在“溺爱”中幸福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伴随经济的快速增长，韩国民主化运动也在80年代风起云涌。以1980年5月18日发生的光州民众抗争为起点，当时处在花季少年的70后，虽不用直接投身于前辈们终日不停的反独裁斗争，却可以在90年代的大学时期，搭上后民主化时代的首班车。再加上冷战的结束，韩国与包括朝鲜、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全面缓和，韩国国内反共、反朝教育也逐渐淡化。
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优越，社会、政治环境自由的氛围中日渐成熟起来的70后，其个人主义、感性主义、个人张扬倾向自然相对较强，而耐心相对较弱。进一步说，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也要小于前面的几代人。因此，70后是韩国解放后引领大众消费和流行时尚的先头部队，也是第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最淡的一代人。同时，这一代人自认为自己是进步主义者，并将民主主义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韩国70后又是生活压力最大、对现实最为不满、对未来最为悲观的一代人。因为，虽然70后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但却在经济上度过了或正在经历着一个极度不安的青年时代。正当这一代人走出大学校门，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时，韩国经济在1997年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
1998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跌至六千三百美元，一下子倒退近四千美元。70后不仅自己失业，或找不到工作，而且要面对父辈破产或失业。韩国人铁饭碗的概念从此被打破。 此外，韩国70后女性也开始大举进入职场。一方面这是因为仅靠家长一人养家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是70后一代人有关男女平等和个人价值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
尽管很不情愿，但韩国终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下用五年的时间完全恢复了元气。2007年，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首次突破两万美元。因此，韩国学者有时用“IMF世代”来称呼这一代人。
经济重振期间，韩国进步政府（民主党、开放的我们党）执政十年（1998-2008），朝韩2000年、2007年两次举行首脑峰会。2002年，韩国同日本联合举办了世界杯，同年主办历届规模最大的釜山亚运会。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的全球化，三星、现代等韩国财阀借助危机后的经济重振走向全球。文化上，90年代中期兴起的韩流也乘势扫遍整个东亚。
这一切，对当时还是20来岁的70后来说意义非凡。他们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实际上，至今仍十分活跃的第一波韩流明星，如金喜善、崔智友、李英爱、张东健、元斌、裴勇俊、安在旭、李秉宪、宋承宪等等也都是标准的70后。在笔者看来，70后既是韩国民族主义日渐走强的第一代，也是引领韩国流行文化走出国门的主力军。
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以70后为主体的韩国人在露天广场为韩国球队助威，点燃了所有韩国人的爱国热情，给全世界留下了让人深刻印象的“红魔”文化。70后引领的广场助威形式在政治领域也尽显其威。同年发生美军装甲车碾死两名韩国中学生事故后，韩国民众点燃蜡烛、走上街头、高呼反美口号，并在同年底将一个打着反美旗号、毫无预期的卢武铉推上了总统宝座。
卢武铉后来给自己的政府命名为“参与政府”，而70后显然也表现出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极大热情。这在后来的历次集会中均有表现，如反对保守的大国家党弹劾卢武铉总统。值得注意的是，蜡烛自此成了韩国人集会不可缺少的工具，成为非暴力示威的象征。手持蜡烛的集会甚至被称为“烛光文化节”。
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十年里，韩国社会迎来了新一轮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大部分70后也有了重新自立的机会并开始结婚生子。但好景不长，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再次未能幸免。据统计，70后一代人中至今仍有30%的人单身，而10年前同一年龄段的单身率不足14%。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70后压力更大，工作不稳定、借贷难、高房价、高房租、高物价、高养育费，几乎所有坏事都能摊上他们一份。
与已经站稳脚跟的前几代和家庭负担较小的后一代人相比，70后遭遇的经济、社会、家庭压力无疑最大。甚至有最新统计称，韩国50来岁一代人的就业率比70后的就业率还要高。也就是说，70后反而要与自己的父辈抢饭碗。因此，70后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从而对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分化强烈不满。他们自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之下，而且阶级地位很难上升，对未来更是持相对悲观的情绪。
然而，70后一代人认为，他们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政府的应有关注，或者说政策执行不力。如韩国现行的就业政策主要针对80后，大学学费政策主要针对90后，而物价越管越高，房租越压越涨。因此，70后对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执政者有着强烈的不信任。但是，他们中尚未出现在政治上可以代言的领军人物，也找不到可以代表自己利益的执政势力。不像一说到60后，就会想到民主斗争，想到一批30多岁就在政界崭露头角的人物，如元喜龙36岁当选大国家党国会议员，任钟晳34岁当选民主党国会议员等等。在2000年当选的国会议员中，5.7%是30多岁。这一比例在2004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上升为9.4%。可以说，60后属于在民主斗争中早熟的一代。由于这一代的早熟，70后至今仍然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
于是，70后也只能借助于投票反映自己的变革要求。2002年大选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将选票投给了当年民主化运动领头人之一的平民律师卢武铉。随着对卢武铉政府的失望，五年之后又将选票投给了打着经济旗号的李明博。在发现李明博政府推行富人政策，过于亲美，甚至出现民主主义倒退之后，又产生了反感情绪，并后悔当初的误判。2008年举行的反对向美国开放牛肉市场的烛光示威就是一例，而其主力军仍然是70后。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70后的年轻妈妈们推着童车上阵助威。
总体说来，70后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地域主义相对淡薄，但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都较强。他们对现实不满，对现状不安，对未来不自信，对政府不信任。70后从经济实用主义出发，要求改变目前的状况。他们已经在地方选举和补选中将选票投给了在野党以示不满。2012年韩国将同时迎来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选举，哪个政党能满足70后一代人的要求，就很有可能意味着那个政党将笑到最后。
（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不代表朝鲜日报中文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