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已经熟知老的国企病了，主要的特征体现为：

一是由于激励机制缺乏导致企业的平均分配和工资比较低，人才向外流失；

二是管理模式陈旧，管理观念落后，跟不上现代化的节奏；

三是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对于市场反应不灵敏，导致被市场淘汰。

四是管理层年龄偏大，而且相对固化，导致经营决策的老化和僵化。

五是人员负担太重，导致国企管理成本居高不下。

而现在，这样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消失了，国企改革第一阶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低工资早已成了历史，管理理念也往往走在了民营企业的前面，对于市场的反应也有了赤足的进步，就是管理层也往往是中年精英的天下。

当前，以央企为核心的国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新决定性力量，但是随之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牢牢控制着垄断性行业而产生的价格刚性、部门央企不断出现的各类门（如茅台门、天价吊灯等）、某些垄断性企业的大规模亏损，航空央企的的牛气微博门，以及海外投资的不透明亏损，等等，尤其是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更让人们对国企，尤其是央企中间的不良现象增加了关注。

我是央企出来的，而且对央企充满了期待，其中对其中大批优秀的国企干部充满了尊敬和感叹。但是，我感到，现在的国企中有一些新的病症值得注意，这种新的病症主要体现为“五高”：

一是规模高速扩大。暂不说“国进民退”是不是有其事，但是国企，特别是央企，最近几年的迅速扩张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垄断性行业的央企规模迅速做大（其体现形式是总体资产规模的扩大和进入世界500强数量的迅速增加），而且连充分竞争的农业与农资、化工与化肥、商业与贸易、房地产、建筑、筑路、矿山、交通，都成了不可撼动的主力军，并把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收归麾下。这种规模扩大的结果确实让资产规模和销售规模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可以“理直气壮”的进入世界500强，但是经济效益呢？这从国资委公布的利润总额和利润率中可见一斑。

二是高度负债。国企，尤其是央企，受到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支持，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政府政策支持的，甚至有不少央企，授信的贷款额度几乎花不完。这在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情况下，显得格外扎眼。关键是这些贷款都流到了哪里？大家恐怕还对前年的超级地王记忆犹新，拿地的价格不眨眼。我曾经写过一个博客说，连军火、烟草灯暴利行业都不干了，都搞房地产了，指的是当时的中国兵器和国家烟草局（后来，中央进行了整顿）。这种负债还包括我们的大学（国有事业单位）。如果把银行贷款以及各种负债都扣除，净资产究竟有几何？

三是高福利消费。不管亏损与否，部分央企的员工福利让社会为之震撼和开眼，尤其是消费，更是让人“羡慕嫉妒恨”，有一次，我从深圳回京的航班上，我因是白金卡会员而升到公务舱，我发现，周围大概有10几位都是北京某央企的管理层。如此“团购”头等舱和公务舱即使是有钱的金融机构也未免太过分了些吧，如果再加上“茅台门”“吊灯门”灯等，社会公众就更难接受了。如果再计算一年逢年过节某些央企大堂里的花团锦簇费用，我们就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高消费。

四是管理层高流动。传统的国企病是管理层板结不动，现在的毛病则是流动太快，特别是敏感行业，可能考虑到了在一个岗位上干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自身关系网，但是过快的流动，也会让管理层更关注短期的利益，会造成国企早年搞承包的结果。

五是人才高消费。现在的人才是往国企跑，因为稳定、福利好、社会地位高，逐渐形成了国企人才的高消费现象。在一家央企的集团培训中心，一共只有20几个人，最低学历是硕士，当给老师的助教都是北大的管理博士。我一问，这家央企很难进，最后只能是拼学历，拼完学历拼学校背景，拼完学校背景再拼第一学历学校。而有一家央企的县级单位竟然有国外名校的硕士，而一家央企的省级单位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招聘来的主管是牛津大学的博士。

这些问题看起来虽不是什么致命问题，但我觉得值得注意，如果这一趋势不注意引导和管控。可能会向老国企病回归，因为几年前买断出局而减少的退休员工数量会重新增加到难以遏制的数量，因高消费而形成的管理成本会在一定时间成为定时炸弹，同时一旦遇到市场不畅或者变革，很高的负债说不定会连累银行。到那时，国内就会出现国企改革的新浪潮，如同欧美级日本在上世纪后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