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是手段还是目的？
跟现在的中国人讲话就得从“人之初”讲起，不然，既俗又烂的胡搅蛮缠的兴头子一旦起来就永远都没个完。这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商有问题，而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贪欲太重，人心惶惶的，你叫他们再怎么整也还是没办法自拔。于是，任何道理在跟中国人讲起来时都必须得从根上说起，而且，还都得一语道破，不留情面。
“发展经济怎么可能成了手段，而还不是目的呢”？中国人一看见这个标题就打心眼里要想问这个其实很愚蠢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经常会错把他乡当故乡，时常就能听见人们振振有辞地扛着明显的观念错误大言不惭地追问着令人侧目的愚蠢话题。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可以这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经济活动真能使你满足吗？发展商品经济本身就不是在制造日用品，而是在制造贸易商品，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而不是为了富裕人生。我们以为赚取更多的钱财就一定能最终促进富裕人生的生成，但我们从现实中却发现了与此相反的事态正在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主流。当我们为了使自己富裕而发展经济时，我们发现发展经济与富裕生活并不都始终一致，而且到现在它们还往往相互冲突，发展经济并不代表富裕生活，更不代表幸福生活。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有自己的逻辑，它是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需要的，资本是有意志的，由不得你人为的随意利用。想利用经济发展来创造幸福人生，截至目前为止还仍然只是一个梦幻，甚至由这一条路径是否可以通达人类幸福的生活目标迄今看来却已然日益渺茫。因为，在现代，人类的经济目标与生活目标正在演绎相互冲突而非相互补充的格局，我们正在成为我们手中唯一有效手段（发展经济）的牺牲品，事实上，发展经济的全球运动正在屠杀人类的幸福前景。
经济富裕意味着全球走向更加严峻的不平衡，因为经济成果、经济利益与经济权益需要保护，而实施这一有效保护的唯一途径就是全球经济的全面隔离政策，这就必然导致国际社会间的不平等与各社会结构内部的不平事态愈演愈烈。这就背离了发展经济为人类创造幸福生活的初衷。发展经济必然加剧人间不平，愈益加剧的社会不公终将使经济体支付社会稳定的必要成本，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发展经济的动能诉求，从而使发展经济与幸福生活每况愈下之间日益对立，最终将导致经济水平与社会生活双双出现崩溃场面而走向社会文明水平大倒退的进程。
我们错误地把为实现幸福生活的发展经济手段当做了奋斗目标；我们错误地把经济活动烈度的衡量指标GDP当做了衡量社会幸福生活水平的指标；我们错误地把商品生产量、买卖活跃度以及商业竞争力当做了实现幸福的唯一途径；我们错误地把富裕置换成了幸福，而把有人实现富裕当做了全民实现富裕；我们把虚妄的把戏当做了人生真相，把声嘶力竭的突兀戏剧里的莫名撑唤声当做了现实人生的诉求，我们犯下了二十一世纪的妄想狂病症，我们正在张冠李戴地搞错了整个时代的命运主题。
GDP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这没什么可侥幸重来的，GDP的价值观无论如何变不出幸福生活来，我们已经饱尝了这里面的苦涩滋味。随你再怎么推倒重来，都没有用，你们没办法拗得过资本的意志！无论是现代资本家，还是改头换面的股份制，甚或涂脂抹粉的国有企业抑或财政经济都不能改变资本意志所必须贯穿的逻辑。谁也不能把惯盗调教成好儿童，我们就别再这样自欺欺人地徒劳下去了。实现社会最大范围的幸福生活目标不能够通过提高经济活动水平来予以实现，它只能通过直接针对社会生活的幸福指标的衡量与控制来予以实现。这是一个令现代人，尤其是令已然利令智昏的现代中国人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客观真理，它对于正在拼命追求和争抢自我富裕生活的中国人来说接受起来十分困难。要想让中国人承认这一点估计很难，从目前事态看来，中国人不付出点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是不肯善罢甘休地自动地接受这一现代史的历史宿命。
回望现代史，我们中国错失了许多正确选择的机会，它使中国人的幸福感愈益贫乏。中国在“各向失衡”中走向了经济单项的片面疯狂，失控的经济摄取力量正在毁灭这个原本讲究平衡的国度与平和善良的民族人心。人心惶惶主导了我们的命运前途，相互争抢变奏出我们时代的不幸，我们在不幸的生涯中愈益迷失，迷失得我们丢失了所有令人平和的心态、传统、文化、哲学与平衡面对这个事实上极其残酷世界的平静与幸福。
老夏
2011.6.27
附文：
大文化从小国家崛起
许博渊
我的老师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面积仅四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仅一百七十多万，十足的“迷你型”国家。这个国家不仅小，而且落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还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阶段。假设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会如何设计国家的未来？恐怕首先会想到发展经济，大力招商引资，大量开办工厂。然而，不丹人却走了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路，一条日后引领世界潮流的新路。1970年，当时的国王旺楚克提出了一个世界各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能想到的概念，即国民幸福总值，即GNH，以此取代GDP，作为衡量该国发展状况的指标。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不丹不汲汲于眼前的收入，没有饮鸩止渴地开办高污染工厂，而是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有无烟工业美誉的旅游业。但旅游业也会破坏环境，这在我国各旅游地表现得十分明显。不丹人坚决限制入境游客的人数，每年不超过六千人。1999年，政府还宣布该国为无塑料国家。不丹因此得以保持处女地般的自然风貌，原始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七十四，亚洲第一。而在这四十年里，许多国家的原始森林在发展中被无情地砍伐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世界银行的一位官员感慨：“去不丹旅游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这个话一定发自肺腑。我们的祖先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这种生活经历深深地刻在人类的基因中，以致今天久居闹市的人会产生莫名其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焦虑感，由此生出各种各样的病症来，而一旦见到久违了的故乡，其干涸的心灵当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抚慰，那个深埋在基因中的原始记忆也会被唤醒。我常常想，现在为GDP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人们，如果有一天突然发现，想要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青山绿水而不可得，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也不可得，喝一口甘甜的清泉也不可得，都必须万里迢迢赶到不丹去，那么，不丹还会为口袋里没有美元、欧元、人民币，或者联合国特别提款权而发愁吗？何况，不丹还有十分丰富的水利资源。目前，仅向印度输出电力就可赚取该国将近一半的国民收入。水力发电一般不破坏自然环境。不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发展，也许一时速度慢一些，但也不是没有发展。近十多年来，不丹的平均发展速度达到百分之六点五。这是一个不低的速度。据联合国有关机构2003年的统计，不丹已经属于中等发展中国家。
人类的幸福不仅依赖自然环境，还依赖社会环境。不丹在发展过程中十分注意社会平等。旅客们发现，在这个国家见不到豪宅，也见不到贫民窟。他们还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出门一般都不锁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直是我们赞美和向往的美好情景，我们期盼而没有做到的，不丹人做到了。什么叫祥和？这就是祥和。因为贫富差距小，你有房子住，我的房子也不错，你能在家里上网，我也能够，大家彼此彼此，人的心就很平静、平和，不那么浮躁，更不那么疯狂。又因为医疗和教育都免费，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心里踏实。平和与踏实本身都是幸福感，更何况生活在纯净、宁静、安全的环境里呢？200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搞了一个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结果不丹排名第八，而美国排名第十七。也许，这个数字有些抽象，我们不妨看一看另一个数字：在欧美留学的不丹学生学成后回国工作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世界上，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回国率能达到如此高的程度？如果这些留学生对本国生活不满意，他们为什么不留在欧美淘金，都要如倦鸟归林般纷纷回到这个高原小国去呢？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丹模式。谁说只有大国才能创造模式？然而，不丹模式能复制吗？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比如不丹没有军队，自己不生产武器，也不进口武器。这一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就做不到。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国家都避不开利益冲突，即使没有国内的利益冲突，也躲不开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而冲突的最高形态就是战争，战争就要军队，要武器。今日俄罗斯和日本为四个小岛争得不可开交，双方都作了军事方面的部署，他们当然不能没有武器和军队。然而，一些小国却可以避开利益冲突，著名的有欧洲的瑞士。
尽管不能完全复制，但汲取其思想精华，来重新检验和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一些国际机构和国家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发展指数等等的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并采用了人类发展指数，去衡量成员国的发展状况，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类似统计也层出不穷。我国社会科学院也作了这样的尝试。我国的“十二五”计划的重点是民生，关注点也是人民的幸福。我国许多省份都在各自的发展计划中把国民幸福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不丹模式正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得到推广。
不丹把国民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的参照系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幸福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江苏华西村前党支部书记吴仁宝是一个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在我看来，他还是一个农民政治家、农民思想家。他说过，幸福有三个条件：富裕的物质、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精神。这话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庄子不愿意为物所役，而追求精神上的逍遥，但他饿得脖子老长，常常要到邻居家去借粮食，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达到了逍遥状态。总之，人要幸福，一个物质，一个精神，二者不可偏废。不丹就是两者兼顾的。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却被不丹拔了头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或许，南亚次大陆的居民喜欢冥想，有进行哲学思维的文化传统，对于哲学上的所谓终极关怀一类问题比较有兴趣，想问题能够从根子上想起。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没日没夜地冥想，最后豁然开朗，睹明星而悟道的。不丹这个曾经留学印度和英国的现代国王旺楚克也有这样的秉性，他就能想到“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通过这个发现，他与古印度的苦行僧一派划清了界线，也与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划清了界线。他坚定地把政府施政的目标定位在国民幸福之上。在他的头脑里，什么是目标，什么是手段，是泾渭分明的。而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误将手段当作了目标，对于他们来说，发展就是目标。于是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了。
在旧的思维方式和旧的发展模式处于“强弩之末”的时候，“济其穷者”从面积只及我国一个中等省份五分之一左右，而人口仅只相当于我国一个小县的山坡上崛起，并走向了世界。我们不必有什么失落感。地球之上，日光之下，不管什么地方出了好东西，我们都应当高兴，都应当高高兴兴地拿来，为我所用，将其变成我的营养，坚定不移地将国民的幸福当做我们的施政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