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阿富汗泥潭的我们，应当向谁寻求指引呢？嗯，当然是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反正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是这样认为的。别想了，这件事和印度帝国没什么关系。在我和基辛格的谈话开始十分钟后，他说道，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考虑……比利时。没错，比利时。基辛格嗓音低沉，话音听起来自然很浑厚。这位博士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想看看我这个历史学教授是不是明白了。

　　猛然间我确实有点明白了。如果把兴都库什山被搬到泥泞的弗兰德这一离奇景象抛在脑后，你会发现：阿富汗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都称不上已经塑造成型，都是不同语言和不同信仰相互竞争的舞台，也都是居心叵测的邻国肆意欺凌的对象——斯海尔德河(Scheldt)！默兹河(Meuse)！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基辛格像一位耐心的导师一样继续解释道：“18世纪前以及整个18世纪，各路军队在弗兰德进进退退。”的确如此，这些人马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恐怖战争。19世纪早期，在比利时独立展现出曙光时，威灵顿公爵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一致同意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这一中立地位持续了80年之久。”基辛格暗示，我们在阿富汗问题上若取得同样的成果，就太幸运了。

　　现已87岁高龄的基辛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巨著，书中的某些部分出奇地感人。基辛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当然，这里的意思决不是说他已经过时、已经远逝——情况恰恰相反。在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办公室里，他邀请我坐在他的左边，告诉我他有一只眼睛的视力已经不及正常水平了。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身体还有其它毛病。他卷曲的头发已经雪白，宽阔的面庞上也有了更多皱纹，但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仍然敏锐如刀，能够以稳健的思维步伐做出连串的判断；那是长老的思考，如果改让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来刻画尤达大师(Yoda)，一定就是这个样子。虽然基辛格在现实中居住在曼哈顿和康涅狄格州，但他真正的居所却是在经典治国大师云集的帕纳塞斯山(Parnassus)——在那里，俾斯麦(Bismarck)每天向梅特涅(Metternich)脱帽致意，困倦的塔列朗(Talleyrand)戴着扑满白粉的假发，向周恩来心有灵犀地眨了眨眼。

　　基辛格居高临下俯视国家事务里的种种小问题，这种视角有好的一面，也有不那么好的一面。一方面，身居奥林匹斯山巅的高远视角让基辛格能看清更广阔的图景。另一方面，一生都沉浸在官方事务的繁文缛节和需小心应对的外交工作当中，这让他的讲话变得圆滑、失去了棱角。不过，他在这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做出了坦诚全面的描述，其中不乏呈现人真实一面的描写。他在回忆起与毛泽东的交谈时深沉地笑出声来，像是在含着鹅卵石漱口。他说，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仍不服软，夸张地宣称“老天不收我”、或是坚称希望被人“诅咒”，以证明即使到最后时刻他也仍具有让人又畏惧又愤恨的帝王之力。

　　我尽力不让自己因“尼克松(Nixon)-柬埔寨-智利”的惯常原因而不喜欢基辛格，但我不只一次为他彻底折服。17年前，我受邀为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撰写书评。我原以为这本书能让我对外交文化大开眼界，比如关键决策是怎样依赖看似微不足道的外交礼节等琐事才得以确定的。我还记得在巴黎举行越战和谈时各方围绕谈判桌的形状展开的冗长争辩，既荒诞可笑、又举足轻重。难道这本书中没有电报措辞不当造成政治灾难、鸡尾酒会上的错漏演变成国际事件的故事？然而，《大外交》却相当常规而优雅地阐述了19世纪的外交政策、欧洲列强的大公们的治国艺术。这本书角度独特、堪称优秀：它经常给予读者启发，尤其是在探讨俾斯麦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时。基辛格在哈佛大学(Harvard)曾对俾斯麦做过许多研究，而维也纳会议是他的著作《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中的核心部分——该书至今都仍是这一领域的最佳著作。我在书评中也是像上面这样说过，还对该书未能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外交实践表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