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工厂打造的喜剧动画大片《功夫熊猫2》（以下简称《熊猫》）在中国上映3天，票房突破亿元。有人推崇，有人质疑，质疑者首先是中国的“熊猫人”赵半狄。他通过各种媒体发出呼吁，一言一蔽之——抵制。 “千万不要让下一代的头脑被美国快餐麻痹”，“让更多的人能够警醒这种文化入侵”。赵半狄虽势单力薄，毕竟不乏同道，北大教授孔庆东帮腔道，“好莱坞不仅在赚你的钱，还要洗你的脑，还要征服你的心”。赵、孔二人，遥相呼应，一唱一和，言论中充满动词，曰“麻痹”、曰“入侵”、曰“洗脑”、曰“征服”。在其语境里，美国就是这些动词的主体即加害者；中国就是这些动词的客体即受害者。字里行间隐含着一种隐患、一种危险，那就是《熊猫》是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

　　近年来，“文化侵略”成了口水战的新元素。然而，何谓“文化侵略”，却定义模糊。面对外来文化，不管其“来意”如何，只要声明自己被“侵略”，对方就成了“侵略者”。心态上杯弓蛇影，草木皆兵；行为上暴怒乖张，不可理喻。盖“文化侵略”一词，原系一国对他国人民强制进行文化改造和思想灌输之义，如甲午战后，日本对我台湾居民强制进行皇民教育；二战时期，日本在占领区强行推行日语教育，即此之谓。所谓“侵略”，无论“文化”的，还是“武化”的，总会带有强制特征。《熊猫》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与推崇，莫非中国观众甘受侵略不成！一部电影令人反感，自然无人问津；一部电影票房飙高，显然受人欢迎。《熊猫》不是色情片，不是反华片，为何要以个别人的文化好恶否定广大民众的文化选择？盖“文化侵略”论者往往以“圣者”、“智者”自居，似乎别人都是“蒙童”与“弱智”，为防止被他们虚张声势的“麻痹”、“洗脑”、“入侵”、“征服”，只能指望他们指点迷津、救拔超度。

　　孔庆东称，“好莱坞把中国的符号拿去了，还用你的符号继续征服你”。《熊猫》中确有不少中国元素，从参天宝塔到飞檐斗拱，从鞭炮烟花到舞龙舞狮，从松柏竹林到高山飞瀑，……不过，孔庆东口中的“中国符号”太过简单，经过好莱坞电影艺术的包装，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功夫＋熊猫已经很难说属于中国或美国。其实，世界各国的文化，经过漫长的交流、变换、同化与创新过程，已经很难找到原生的、纯种的、单一基因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观在1930年代的中国就曾进行过激烈争论。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写道，“我们从血缘上、政治上看，各民族显然有种分别，若从文化上看，就不能不说国际性多于民族性，……宗教科学美术，……则简直是世界人类之公器；谁也不能‘据为私有’。”他指出，“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就参杂了不少外来成分”，主要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和回教文化，“我们试张目四顾，闭目细思，目前之历史上传统的文化，究竟有多少是我们中国固有的。”西方文化也不例外，“文字是腓尼基亚人创造的，宗教是希伯来人创造的，阳历是埃及发明的，计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罗盘针、火药、印刷、造纸，是西洋启蒙时代的四样法宝，可是全为中国人之发明，……”将文化的原产地划分为出身纯正、性质单一、截然对立的文化品种，并以此作为优劣、善恶、妍媸的划分标准，然后，将其分营划垒，楚河汉界，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一种文化观，正是“文化侵略”的主要根源。在孔庆东看来，美国剽窃了中国的文化符号，反过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熊猫》就如同中越战争时越军手中的“中国武器”。然而，文化交流毕竟不同于军事冲突。好莱坞大片进入中国，其使命可以说是商业、可以说是赚钱，却不好说是征服、是侵略。《熊猫》的引进，如同上海争取到手的迪斯尼项目，这种由中国政府引进，受到中国观众喜爱的美国文化，如果属于文化侵略，中国政府无疑引狼入室，中国观众如同“花钱买侵略”，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脑残，就是“原教旨”。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对自家文化不分良莠顶礼膜拜的同时，往往将一切优秀的、进步的、美好的异质文明，视为对不那么优秀、不那么进步、不那么美好的自家文化的威胁、嘲弄与冒犯。这样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行为艺术”，不仅成为中国文化进步的羁绊，而且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笑柄。

　　1940年代，一些学者在文化论争中，曾针对一些人盲目地、一味地批评西方文化的“侵略性”，不肯重视西方文化有益的革命性，不肯正视西方文化无害的商业性，对其目的作了如下分析，“他们必须彻底否定了这一切表现着积极进取，追求进步的活动的意义，才能够转而来提倡那只是消极后退，不求进步的东方文明精神。”（沈友谷《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此论对于赵孔二人也是一针见血。他们关于“文化侵略”的喧嚣，从其发表的言论来看，表面上是抵制，是拒绝，其实质是阻隔交流，是屏蔽文明。文化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生活与活动，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它的流动是没有边界的，它的流向是有规律的，它的流量是难以统计的。所谓“无边界”，文化的交流以民众的喜闻乐见、自主接纳为前提，任何人为的阻隔都无济于事。所谓“有规律”，文化交流也同样“水往低处流”。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蒙昧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先进。所谓“难计量”，文化交流不等于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无法统计贸易量，因此也无法计算不同文化的“入超”与“出超”。正是由于文化交流的上述特质，以抵制、拒绝文化交流为本质的“文化侵略论”，不仅与广大民众的喜闻乐见为敌，也与国家的文化政策作对。这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闭关锁国为特征的思潮，尽管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也同样掩盖不住一些人要么想维护僵滞的、过时的文化思想体系，要么想保护落后的、疲弱的文化产业的真实动机。中国文化中既有的落后的、僵化的、封闭的文化元素，在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在欧风东渐的潮流面前，仍然不乏抱残守缺，盲目排外之流，即使马克思的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不是也曾遭遇步步为营的文化阻击么？在充满活力与创造的西方商业文化面前，一些人企图以封闭国门、封闭市场的办法，通过排除外来竞争，保护本国落后产业的办法，来维护既得利益，这与一些地方政府只允许出售“地产烟”、“地产酒”别无二致。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加入WTO以来，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是如何的不合时宜。中国社会，凡是放松管制、充分开放的领域，都在市场的竞争与淘洗中成长了、壮大了；凡是担心冲击、刻意保护的领域，如垄断行业与制度体系，至今问题重重、积重难返。

　　由此可见，所谓“文化侵略”，不过是以抵制、拒绝为手段，以保护、固守为目的，而抵制、拒绝的往往是优秀的至少是具有竞争力的文化观念或文化产品，而保护、固守的却往往是落后的或羸弱的文化观念或文化产业。只不过他们把这种狂热的、狭隘的“行为艺术”，隐身在冠冕堂皇的大纛之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