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

 

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同志，上任市委书记后，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武汉、改造武汉的大工程、大举措，这是武汉多少年来没有过的城市建设高潮。其实，阮书记是在为武汉人民、为这座城市还债，在当今时空下，本应做更重要的事情，是在无耐的情况下的选择。可是，他的行为，被少数人认为不合时宜，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满城挖”。

 

“满城挖”错了吗？对武汉市来说，没有错，对全国经济建设大气候来说，的确错了。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当今中国社会主题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幸福

（一）   中国经济社会正在转轨

“转轨”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第一次转轨，它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始时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吃饱”。从2006年起，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幸福”。

 

科学发展观，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科学发展观本身并不排除斥城市建设，问题出在我们湖北省和武汉市，在过去的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展相对落后了，镶嵌在中国大地上的武汉这颗明珠，暗然失色。武汉市委、市政府有能力创造一个小气候，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可是没有能力影响全国的大气候，大气候变了，显然我们是在做10年前就该做的事情，城市建设现代化这一步不可逾越。

 

如果大气候没有变，迟滞时间三五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议论。如90年代我去天津，天津就像个大县城，街道破旧，交通秩序混乱不堪。2006年去天津，当时天津的城市建设还不如今天的武汉，我看天津人的习惯，比武汉人还要差，当时进天津火车站，一是地方小，拥挤，二是气味难闻，甚至随地小便。上个月再去天津，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火车站广场与海河、特色建筑交相辉映，一派国际大都市景色。天津什么时候变的？就是央行行长戴相龙到天津任市长这几年变的。

 

90年代我到天津，天津人个个夸李瑞环，这次可没听人说戴相龙好，但没人说戴相龙不好。阮成发书记今天做的就是戴相龙前两年在天津做的一样的事，为什么有人骂？阮书记任职时间与戴相龙的任职时间不同，气候不同，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大气场变了，人民的欲望与追求不同了。

 

中国社会的大气场源自人民大众的欲望与追求，引领这个欲望与追求的是党中央的决策与科学发展等提法。阮书记看到了武汉市的短板，可没有顾及全国大气场的变化，所以，就有“满城挖”的外号。

 

说实话，现在搞大拆大建，无论是强征强拆比过去难，还是大笔投资的资金来源，也受到了限制，地方筹资平台正在清理，即使筹到了钱，其利息成本也要高得多。大气候一变做任何事情都比过去难得多。我们地方的干部一定要有敏感的经济思想，要有大气场观念，顺势必而为，百事顺，逆势而动，万事难。湖北、武汉有多次发展的机遇都错过了，在发展是硬道理叫得最响当当的时候不动，在转轨时期大搞城市建设，显得不合时宜。但这是没法子的事情。

 

（二）正确认识中国与武汉很重要

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主观指数平均值为49.71，排名最高海口得分仅仅为55.08。根据设计，城市居民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满意，需要得分在75分及以上。该结论是对全国7万户的居民家庭调查得出的。

 

根据主观感受的满意度测算，得分值为50分为“一般”， “满意”是75分。6月份刚完成全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主观感受的指数平均值为49.71，尚不及格。

 

其中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海口、兰州、杭州、济南、银川、合肥、成都、重庆、西宁、长春。排在后五名的是昆明、太原、南昌、呼和浩特、武汉（注意，武汉是第30位，倒数第一）。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分别排名全国20、23、25位，得分都在50以下。

 

有关中国人幸福度的各种调查往往看似自相矛盾。“皮尤全球态度”（美国皮尤全球态度项目是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项目，进行一系列全球性的民意调查报告，旨在了解世界各国处理各种问题的态度。该项目是由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约翰丹福斯负责组织）项目最新调查发现，87%的中国受访者对国家现状表示满意，这使中国成为该机构截至目前所有调查中，满意度得分最高的国家。

 

但欧盟的一项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却发现中国在150个国家中排名第128位。而最近对5万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的情绪低得令人惊讶。参与该项调查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彭凯平称，他们苦闷的主要原因包括不公、个人环境问题以及缺乏表达不满的渠道等。说明中国大学生对社会不满意度非常高。

 

我们的湖北和武汉，仍然是“金钱能买来幸福”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发展到金钱的多少对幸福指数没有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对于月收入低于450美元的中国人，额外增加每一分钱都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撇开钱之外，幸福需求要复杂得多，心理学者称快乐的源泉包括政治和社会参与，以及良好的政府管理。

 

但我们要清醒地知道，湖产和武汉的物质方面是落后的，但人并不落后。我们的80后与90后，吃饭穿衣已经不是他们的追求，工作轻，正常休息，收入高，有尊严，政治和社会参与，以及良好的政府管理才是他们的追求。

 

我们面临的大气场是：主流意识求幸福，我们还在搞大拆大建；中央4万亿投资落实了，我们才拿出12万亿投资的大计划；我们经济与物质相对落后，可老百姓的思想却比较先进；我们的干部思想相对禁锢，可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反而更进步。这样的市情与民情，对我们的官方来说，是最难办的。怎么做，怎么努力，都会招致批评。

 

二、武汉城市圈建设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武汉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绕不过去的门槛，但不是整个武汉城市圈的现代化都需要过这个现代化的门槛，更不是每一寸土地都要铺上水泥、沥青，建成工厂才是现代化。按土地面积讲，武汉城市圈大面积已经现代化了，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罢了。

 

7月4号到6号，我接待了一个台湾学者，对黄冈的评价让我很意外，他对黄州总体评价是四个字——“世外桃园”，并加重语气说：“太美了”。从天河机场到黄州，再从黄州到黄梅，全程高速，路两边的风光让他感到心旷神怡，说：“这就是发达国家的样子，这就是欧洲”。

 

中国硬件先进的是高速公路、高铁加青山绿水；人的追求是工作轻松，正常休息，收入5000元/月以上，有尊严，政治和社会参与度高，以及良好、便宜的教育、医疗、住房和政府管理。这些的总和，就是幸福。武汉“两型社会”就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未来10年我们的追求目标。

 

武汉城市圈，大面积的国土，只需要保护和整治，而不是大开挖。现在的这个样子，就是现代化。

 

7月9号在武汉开会，住在光谷的一个叫新特会所的宾馆，早上起来发现，窗外绿色的草地上耸立着一个两米高的铁笼子，里面养了一条狗、几只鸡，散发的气味难闻，房间有蚊子，周边噪声不断。开会时，一位年纪不小的服务员很努力地添水，但发现她在大堂里烧开水，东西乱堆乱放，象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人的家一样。夏天，武汉的大街上和公众场所，随时随地都有人打赤膊、穿着拖鞋。典型的汉骂声、不守交通规则与汽笛声、欺行霸市、欺骗性的语言不绝于耳。武汉与一个文明、现代的大都市的确有距离，不仅仅是物质的落后，更多的是人的落后，现代之物给一个思想落后、品质低下的人使用，更可怕，人的现代化比城市硬件现代化更重要。

 

下面再介绍我与那位台湾学者的交流情况。当我问到他对黄州的评价时，他说：黄冈市（他不知道黄州是黄冈市市区的地名）太漂亮了，人车不多，不挤不闹，街道漂亮，清洁卫生，遗爱湖公园，湖光高楼，真是人间天堂般的好地方。但他也说，城里的这个小湖（指青砖湖）和那边的大湖，都有死鱼，看来湖水被污染了。

 

5号，看了五祖寺后，我还搜肠括肚地介绍了四祖和六祖；看了李时珍墓园之后，尽情讲了蕲春的历史人物；到了赤壁，一路走一路讲些我所知道的黄州赤壁的东坡，以及关于三国火烧赤壁原址的争论等。

 

他听了我一路的介绍后说：“黄冈有这么厚实的人文积淀，为什么不挖掘出来，搞旅游业呢？”于是，只好再介绍黄冈近几年关于文化旅游节的事情（如我当导游的话，不学一年半截的，看来还真的不行，真是隔行如隔山）。

 

在他眼里，黄冈处处是好地方，那里都有赚钱的商机。听说我家端午节是自己做粽子吃，街上有人为你包，他就一直问谁有包粽子技术，包一个多少钱，他认为包粽子这项技术在深圳、香港能赚大钱。吃了润尔酒店的饭菜，问这样的厨师多少钱一个月？服务员说：28500元/月，他说：“值，饭菜有特色，一样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菜品，做出了水平”。

 

他说：“旅游业要到世界上去宣传，你们的红色文化只在国内有影响，要有世界影响力，不能只讲这个。”心里想，忘了他是台湾人身份，后悔不该跟他大谈红色文化，但他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最后，我问他，与台湾比较，黄冈有那些不足，他答非所问地说：“中国大陆硬件比台湾还要好，尤其是高铁，软件比台湾要差一些；”“大陆社会少争论，台湾政治体制不好，干任何事情人心不齐，意见很难统一，这就是民主体制的缺限；”“大陆社会也有官员贪腐等缺点，但能集中全民力量办大事情，像2008年奥运会，办的太好了，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没有的盛事。”

 

然来，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硬件不差，主要是软件不行。然来理性的台湾人并不认为民主体制多么好，还认为大陆的政治体制好。

 

从一个台湾人口中，套出的话，让我十分震憾。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人与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凝聚共识，整理思路。包括我们湖北、武汉的高层领导。

 

武汉在历史上的辉煌，是人人都知道的，我们也不要耿耿于怀，整个中国都是这样。现在世界上都在说，中国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从上到下都在为此而高兴。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许成钢，7月5日在北京出席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时说：“这从最近的30年或者50年来看非常了不起，但把历史拉开来看，只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恢复。”他援引数据称，“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GDP这个指标，中国只是终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还不如1913年。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2025年中国GDP会成为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态，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从隋唐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国，一直延续到清中期。

 

三、武汉城市圈的建设需要创新与好的创意

（一）不要神化创新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创新，有观念创新、理论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体制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多种内涵。

 

我们通常所讲的自主创新，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原始创新，在各个领域内获得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各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聚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吸收全球科学成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即二次创新）。例如我国的高速铁路技术，就是在消化吸收了法、德、日等外国速铁路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与再创造，创造了世界铁路第一速度。

 

补充一句题外话，林则徐一生当官，做了许多事，甚至有的是坏事，中国人只记住他在历史上的虎门销烟；原铁道部长刘志军，虽然他被双规了，但中国人肯定会记住他搞的高速铁路，虽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但是在他任内实现的。

 

我们不能把创新，看成是“原始创造”这一种含义，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提高效率、方便快捷、便宜普及、提高价值、质量提升、有利可图、广受欢迎、降污减排等等，也是创新，甚至也可称为发现与发明。   

 

一般来说，企业不断创造新产品、新品牌、新渠道、新商业模式，在市场上有重要地位的产业集群，属技术、管理层面的中间层面的创新产业集群。我国被誉为“东方纽扣之都”的温州桥头镇的钮扣产业集群、绍兴嵊州的领带产业集群、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集群、广东中山古镇的灯饰产业集群、苏州吴江盛泽镇的丝绸纺织产业集群、被授予“中国鞋都”的福建晋江的制鞋产业集群、河北邢台清河的羊绒产业集群、青岛的家电产业集群、西安的民办教育产业集群等，只能说是产业链集群和创新产业集群，还算不上创新劳动集群。

 

过去，我们把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已不适应当今社会劳动的本质，新的劳动形态分类，应该划分为重复劳动和创新劳动。当代社会的重复劳动大多逐渐被机器所取代，人的劳动主要是创新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是创新劳动。

 

创新劳动与产业集群相对应，也包括三个层面。高层的是创造、发明、发现层面的科学、理论创新劳动；中层的是生产技术、工艺与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技艺、模式创新劳动；低层是技术改进、效率提高、品质提升、发展空间层面的生产、服务创新劳动。产业集群的背后的动力源，就是上述三个层面的创新劳动集群的创造力支撑。

 

而且，三层创新劳动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动力来自高层创新劳动，中期发展动力来自中层创新劳动，近期发展动力来自低层创新劳动。通过低层创新劳动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客观推进中层创新劳动的展开，中层创新倒逼高层创新的需求。低层向上运动的需求与高层向下运动的促进，共同构成社会进步的图景。其中，低层创新是永恒持久的动力源，创新的源泉。即生产、生活、效益与资源的稀缺性的需要，逐层向上倒逼高一层的创新劳动。如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倒逼新能源产业飞速发展，新能源汽车日新月异。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他说：“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到生产体系中去。而‘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以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

 

这种“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一是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三是开辟一个新市场；四是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五是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

 

例如：证券市场的诞生之前。1760年，伦敦的150名股票中间商在咖啡馆自发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买卖股票，1773年该俱乐部更名为股票交易所，这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开端；1792年，24名经纪人在华尔街的一棵梧桐树下聚会，约定每日在梧桐树下聚会从事证券交易，并订出了交易佣金的最低标准及其他交易条款。这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端。

 

又如，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在汽车行业的应用。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濒临倒闭时，出现了传奇的艾柯卡，挽救了克莱斯勒；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分拆；菲亚特与克莱斯勒重组。

 

再如，马云和阿里巴巴没有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奇迹。

 

比尔•盖茨多次被人讥讽为没有自己的原创产品，但靠之起家的BASIC语言，并非他自己发明，为他带来滚滚财源的当家产品DOS是从其他公司购买的，Windows借用了施乐公司和苹果公司的技术，IE浏览器源于网景公司的创意，Office办公系统的多数软件出自微软收购的公司。微软公司虽然没有自己的创造，但他们善于“再次发现”别人的创造，更重要的是“重新组合”为新的产品，终于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创新典范。

 

（二）创新就在我们身边

武汉有比杭州更优热的湖资源，不仅有东湖、南湖，还有更漂亮的汤逊湖。其中一个湖就比西湖要大得多，董老在1958年就说：“东湖暂让西湖好，今后将比西湖强”。“今后”到底是那一天，我们还没有答案。其实，不在湖的建设上，而在于东湖没有故事，武汉作家如果写几本小说，以东湖为背景，以武大、华工、华师的大学生生活为主线，拍成电视剧，说不定就有人来东湖了。台湾的琼瑶，到北京公主坟一游，就写出了《还珠格格》，拍出了电视剧，黄州还有一位小姑娘为还珠格格而跳楼。湖南长沙几个年轻人，把中国的娱乐电视节目引向一个新的高度，央视都在仿效。

 

经济发展，不仅仅要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要为中小企业提供周到的服务，其中金融服务是最关键的。武汉城市圈再成立20家小银行都是应该的，只要是专为中小企业、个体户服务。湖北和武汉人的直接幸福来源，就是人人有事做，个个有岗位。我们最低幸福标准是：那里没有60岁以下的人打麻将，那里就是进了幸福的门槛。

 

政府的职责就是做两件事，一是公共产品，二是服务。这两项工作做好了，经济自然而然就发展，不需要我们的中、高层干部操那么多的心。

 

记得，我为武汉城市圈写的第一篇东西，就是“20个馊主意”，这里不再重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