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位师兄聊起国学热和唱红的事情，觉得这就是社会变革当中的文化冲突。正如一百年前一样，三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学西方，学着学着，学出了一身毛病，似乎从上到下大家都不满意。最关键的是，自诩有悠久历史和博大文化的我们，似乎也不情愿不甘心不耐烦总以人家的马首是瞻，好像很没面子，所以总要闹点儿自己的“模式”。当然，最关键的，是怕把自己给学没了。所以，就出现了前进中的倒退，转身从箱底里翻出多年不练的老玩意儿，吆喝起来，也形成了热热闹闹的阵势。可显威，可自慰，可娱众，可暂时发泄积郁已久的情绪。

　　如此这般，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冲突，较之百年以前就更加复杂了。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将一百年前的文化论争分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全盘西化和中体西用四类。现在起码可以加上“红文化”的第五类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东西随时要跻身其中。

　　这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文化乱象，显示了我们社会中新与旧、进与退的矛盾与冲突。偶然翻阅陈崧先生编辑、出版于1989年的《“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其中有一篇刊发于陈独秀主编《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文章，叫做“新旧问题”，作者是汪淑潜。其中论及的问题，让我们有恍若昨日、时光倒流的感觉。

　　汪先生在文中说：“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当时的情况是“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因此，“试观数岁以来，国法何以朝更夕改？政治何以举棋不定？曰：惟新旧之争故。人心何以涣散不宁？社会事业何以停滞不前？亦惟曰：新旧之争故。”看当时的情境，与今日何其相似！似乎任何一方的主张，都是信誓旦旦的。那么，新旧之争的根源是什么？汪先生说：“夫有是非而无新旧，本天下之至言也。”但是，天下的是非，“方演进而无定律，则不得不假新旧之名以标其帜。”

　　是的，我们喜欢眼见为实。可奇怪的是，如果说一百年前我们对诸多的选择还想“眼见为实”的话，那么，经过了一百年的风雨与纷扰，我们不是已经看清楚了吗？为什么文化的纠结不是简单了而是更麻烦了？问题的根本，可能已经不在于“新旧界限未明”，而在于积重难返的利益格局。

　　上者的“举棋不定”，带来了下者的“涣散不宁”，要想不折腾，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