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幕，我们这些出版人经过几天的忙碌，总算可以停下手上的工作，深深地喘口气了。想一想，这样的体验已经有17个年头。散场那天，我站在纷纷离去的人群中，心中竟然涌现出一些感伤和危机的情绪。

　　说到“感伤”，对于一个人来说，17年毕竟是一段不短的经历。年复一年，我们在类同的盛会上，围绕着类同的主题，做着类同的事情。今天，我们的“图博会”已经由最初的默默无闻，逐渐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四大书展之一”了！可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眼见着一些些旧人散去，一批批新人涌来，这一聚一散，我们这些文化出版的守望者，抚今追昔，怎能不产生一些感伤的情绪呢？

　　至于“危机”一词，听起来似乎有些耸人听闻。其实不然。回顾一届届书展的演变，再审视今天如花似锦的场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底总会涌出某种“悬空”的感觉。它是近些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影响，还是受到那些盘根错节的文化问题的冲击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文化建设已经走到一个攀升的阶段，文化“走出去”又是它的一个重要结点。在这个结点上，我们的战略方向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许多战术操作问题，尚在探索之中。面对商业化与国际化大潮的冲击，我的“危机感”，似乎就产生在这里。

　　其一：关于“四大书展”的随想

　　当我听到有舆论说，我们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上“四大书展之一”时，我的心绪就不由自主地悬了起来。那“三大书展”是什么呢？是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美国书展。这些书展我都参加过，美国书展参加两次，伦敦书展参加三次，法兰克福书展参加10余次了。把它们归于“四大书展”，我很赞成，作为三个发达国家的图书盛会，它们的超群之处实在太多了。实际上，近些年来，我们的“书展”一直在学习和追随着它们的脚步。但是，现在说我们的书展也可以与它们比肩，成为“四大书展之一”，我的感觉就有些底气不足了。我们何以获得这样的称号？我想，在许多方面，它一定是借助了中国崛起的光泽。没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没有经济腾飞的现实，没有全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关注，我们的书展是不会如此快速地显赫起来的。

　　问题的关键是，“四大书展”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参展规模？是成交量？是文化水准？是国家背景？还是国际地位呢？可以说，作为一种定量和定性的评估，这些指数都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不是这些内容，那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展会“独具的个性”。

　　法兰克福书展的个性来自于它悠久的历史，对于西方出版人而言，它已经成为每年一度的交易盛会。近百年来，西方几乎所有主流或非主流的出版商，都按照法兰克福的时间表安排自己的图书生产，正像我们忙碌一年，准备丰厚的产品与年货，只为了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一样。

　　伦敦书展的个性也很鲜明，它不追求“法兰克福式”的盛大与狂欢，退而营造一种英国式的文化沙龙。每当春风轻拂的时候，相约而至的书商们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没有带来大量的版权，也没有十分明确的商业任务，只是为了会见朋友与同仁，只是为了在书展之余，举一杯红酒或咖啡，在一个个轻松愉快的文化群落中游走。

　　与欧洲比较，美国文化充满了生机与挑战，尤其是他们商业化的气息，深深地浸入他们文化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原来我以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在欧洲，一个法兰克福书展，再加上伦敦书展、巴黎书展，还有意大利儿童书展等等，足以涵盖西方文化的主流了。尤其是在这些书展上，美国的书商都会赶到欧洲来参加，我们大可不必再跑到美国去参加书展了。其实不然。有专家告诉我，在北美地区，只有那些大书商和那些专做国际贸易的书商，才会到欧洲去参加书展，而更多的本土化的中小型书商是不会跑到欧洲去的，他们的书丰富多彩，只能在美国书展上见到。

　　说完“四大书展”的前三个，反观我们的书展，我们的个性是什么呢？实言之，可能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我一时真的说不清楚。我们每年主题是什么？是展示我们悠久的文化，还是彰显我们辉煌的今天？今年作家馆的建立似乎是一个亮点，但它还缺乏稳定性，还不足以形成我们鲜明的个性。另外我们还应该清楚，“书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个国家都有类同的活动，像我们周围的东京书展、首尔书展，还有香港书展、埃及书展、希腊书展等等，名气都不小。如果你没有“个性”，人家有了，书商们就会离开我们，向别处游动。我们所谓“四大之一”的地位就会动摇，甚至不复存在，或者成为夜郎自大的口号。这正是我心中的危机感之一。

　　其二：关于“数字化”的启示

　　今天谈版权交易，已经不能不说“数字化”问题了，因为经过几年的演变，电子书已经成为各类出版活动的关键词或曰主题词。前几年参加“图博会”，就已经出现许多海外书商购买电子书版权的情况，但出价大多很低，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比如去年，我们把一套与书商合作的童书廉价卖给了一个网站，我们的那位合作书商知道后很不高兴，还专门质疑我们的做法，甚至要收回他的数字版权。今年的情况发生了极大的逆转，在我们签约的项目中，电子书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如，我们的《中国读本》（青少年版，苏叔阳着）、《赵启光画讲老子》、《中国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等等，还有一大堆童书，都卖出了数字版权。尤其是我们正在编辑的10卷本《丰子恺儿童漫画选》，只是展出一套封面，就签订了一份一万多美金的电子书版权合同。而数字版权的出售还有一个特点，版权购买者大多不要求独家授权，因此签约量很大，也比较容易成交。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数字化的冲击，已经不再是一个“传说”，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它的相关业绩，也越来越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目睹此情此景，我自然地想到两个问题。

　　一是未来出版社将会遇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的挤压。首先是“数字出版”的挤压。它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纸质书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出现大幅的下降。对于传统出版商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新的变化和挑战，通过在国际版权贸易的信息管道中得到的启示，我们的出版战略应该迅速地作出自我调整。其次是“内容提供商”的挤压。因为这些年，许多出版社已经懒于原创选题了，他们把提供内容的事情，转交给充满生机的民营工作室，自己却变成了“书号提供商”。而在这一轮数字化的商战中，“书号”的地位已经跌到了负值，在那里，书号再也找不到纸质书赋予它的一切“光荣与价值”了。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调整我们的出版战略，出局的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二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眼下数字出版商让传统出版社承担“内容提供商”的角色，很有些应急或将就的味道。首先，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内容和形式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目前我们只是把电子书的内容提供作为纸质书生产的附属品。应该说，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伴随着数字化贸易的迅速增长，这样的局面很快会改变。这就需要我们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调整好产品结构，成为纸质书与电子书的双重提供商。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真正的“数字化内容提供商”正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假以时日，他们一定会成熟起来，霸道起来，迟早要独打天下，不会再给纸质书的书商们留下更多的商业份额。所以说，目前电子书对于纸质书内容的依赖，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商业现象；对于传统出版商而言，它既是危机，也是机遇，我们只有抓住机会，应时而动，才会在数字化发展的大潮中，分得一杯羹。

　　其三：关于“走出去”的分析

　　说起来，出版“走出去”的口号已经喊了将近10年了。回顾一下，成绩确实不小，而且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出现一些新动向，很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我们一般会把文化“走出去”的产品，划分为公益性与商业性的两个门类。近些年，由于我们过多地强调商业化，结果在许多时候，我们甚至将文化产品的商业指标，作为衡量出版“走出去”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倾向使我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冷落了对于产品文化价值的研究，而偏重于对它们的商业价值的关注。其实在文化“走出去”的整体战略中，公益性的东西更应该是核心，是主流，即使在市场化的现实中，我们也丝毫不能动摇对于它们的重视与支持。这是国家战略使然，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使然。如果把这一门类的产品混同于一般的商业类产品，或者用商业指标来评价它们的优劣和成败，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西方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一门类图书的生产，他们考核的重点不在经济收益上，而在于政治影响力、文化传播和文化渗透的实现上。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走出去”的评价根据有些模糊，甚至有些混乱。这一点，真的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其次，文化“走出去”的门类，也是一个需要经常强调的问题。现在许多出版商看到这方面的政策支持，看到了商机与甜头，一窝蜂地围了上来，混淆了相关的工作准则。许多低俗的、庸俗的，甚至恶俗的东西都充斥进来；还有一些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内容，也打着历史性、民俗性和实用性等口号混迹于其中。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现象。其实在国家的文化战略中，许多内容的界定是十分清楚的。比如，我推荐一本书，名字叫《有朋？有书》，作者吴伟女士长期从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工作，积累了许多好经验。尤其是她的工作性质，使她的文章中包含了许多政策性和指导性的内容，在文化“走出去”的门类等问题上，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另外，在国际化的旗帜下，我还想把国营与民营出版做一点比较。近日一位业内人士对我说，在出版“民进国退”的今天，大多数国营出版的优势只剩下两个，即税收之类的优惠政策和书号。没有这两点，国营出版的处境可想而知。我赞成这个观点，尤其是在国际化的交流中，那“两点优势”更没有太大的意义。近10年来，外国版权商已经不在乎购买他版权的中国人是国营还是民营了，许多时候甚至出现更青睐于后者的倾向。许多好书纷纷落入民营书商的囊中，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鲜”的是，在近来“走出去”的队伍中，民营的影子也越来越多了起来，有商业的介入，也有公益的介入。如此下去，我们这些人怎么会不产生危机感呢？

　　我觉得，现在还应该算一笔账，那就是在“内容提供商”的意义上，国营与民营之间比较，他们提供的产品究竟处在什么样的比例呢？面对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的出版社不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不能迅速地调整出版战略、奋起直追，那么我们的国营出版就不单是在国内纸质书的战场上失败了，在国际化的战斗中，以及在未来电子书的战斗中，也会出现未战先败的局面。一般说来，国际化的版权贸易，在观念上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它可能是一个序曲，一个先声，如果我们对于其中的变化与争斗浑然不觉，毫无危机感，那一定是我们的大脑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