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年钟声的到来，出版界“转企改制”的战役，即将在一片庆功声中吹响集结号。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因为它的政治背景是“和谐社会”，它的经济战略是“软着路”而不是“休克疗法”，它的文化手段是“一刀切”和“一步到位”。我们的出版，终于在经历30年变化的过程中，又回到了60年前的起点，由“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再回到“出版企业”的原点。

　　出版本来就是一个商业门类，过去我们把它过于政治化与行政化了。这些年，市场化狂潮一冲击，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向着极端商业化与世俗化一路狂奔。现在好了，不必躁动了，“转企改制”一刀下去，让整个行业彻底归位了。“归位”是什么？它可能昭示一些新生命的诞生，也可能宣告一些旧生命的衰落。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虽然它的过程那么“中国特色”，那么计划性，但仍然不失为一次惊人的举动，因为事件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惊人”之处。我们终于可以在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的日子里，骄傲地向世界宣布我们改革开放的又一项成就了。

　　不过，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历经5年多的转企改制，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还有，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

　　先说所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得到两点净化。注意：我说的是“应该”，而不是“已经”。一是职业精神的净化，这里不是官场，这里不是学场，这里也不是普通的商场，它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商业行业，也是一个充满牺牲精神的文化行业。当乱纷纷的变革尘埃落定，无志于此的人们“应该”散去了，剩下的人，新生的人，重新聚合的人，都需要明确，我们必将走上一条职业化出版人的道路。二是生存方式的净化，这里不再有官本位，这里不再有行业保护，这里不再有各项专有的行政化权利。迈出这一步，我们一定会一发而不可收拾，迅速地汇入市场化的大潮中，不再回头。

　　另外，通过这一轮改革，我们还得到了产业发展的机会。首先，在这一轮改革的设定中，国家已经给出版集团、出版社预留了许多发展空间，比如政策空间，对出版社注册和书号的控制，对融资渠道的控制等等。我们许多身处国营出版领域的出版人，如果没有利用好这些机会，那是自身的问题，不是政策的问题。其次，在国际化与改革大潮的冲击下，民营出版也相对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一般说来，计划经济只能给某些人机会，市场经济才会给更多的人平等竞争的机会。这些年民营书上的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他们的发展是那样的曲折，那样的羞羞答答，却还是那样的充满生机。

　　说到收获，我上面谈到为一个行业进行“社会定位”，这可能有些理想化。没有理想，何谈现实！我们总不能功利到只会点票子的程度吧？在改革开放30年里，我们必须承认，曾几何时，我们从以往的政治乌托邦，一度又误入商业乌托邦的境地。“政治虚幻”是可怕的，“经济虚幻”依然可怕，而且它更容易演化成一些虚伪的东西、一些令人不齿的东西。比如，一些文化集团被转改成泛文化集团或非文化集团，甚至被转改成权力再分配的利益集团。在这一轮乱战中，只有那些有文化理想的人，才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留下一段文化出版的根脉。所以说，我们这一轮改革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人们对于文化理想主义的重新认识与关注。

　　说完所得，我们再说一说所失。首先，我们失去的正是文化理想。有人说这是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话说得有道理么？难道改造一个文化产业，只能走“先牺牲文化、再拯救文化”的路子么？丧失了文化理想，会产生几种表现：一是忽略对于文化的尊重。在金钱面前，我们不再热爱高雅文化，我们向着“三俗”拼命追逐。二是打着多元化的旗帜，走“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的道路。金融、地产、医药、旅游、百货……一路风行，它们哪个不是文化呢？都是，但都不是出版文化。三是职业出版人的散失，即职业精神的散失，“资深”变成了传说，“爱书”变成了傻帽。四是各种背景的从业者涌入，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没有认清出版产业的基本属性，就急于大刀阔斧地改造出版产业了。

　　其次，我们失去的是国营出版对于一个行业的专控。对于社会进步而言，这是一个好事情，更符合市场化原则。它最大的亮点是“民营书业”的崛起。他们“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官方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局面，是出版政策的进步使然。还有几个原因，听起来很有趣：一是“存在就有其合理性”，他们走的是“先存在、后合理”的路子。二是我们的国营出版忙于改革，让民营趁虚而入，有机可乘。三是民营与国营的体制，存在着天然的竞争能力的落差。无论如何，今日之出版行业，“国退民进”已经有所表现。

　　国营出版失去了对于出版行业的专控，第一个表现是一些集团、出版社对于“内容生产”的丧失。第二是经济实力的下降。第三是书号运作能力的上升。第四是产业形态的畸形发展，许多公与私“奇异的合作”，让人震惊。第五是某些出版社的空壳化，即原创产品、有版权产品的丧失和人才的丧失。

　　你可以说，这种现象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如果出版社不加以关注，就会在文化主流的建设方面，遇到更多的麻烦；就会失去文化经营的信心，拱手将出版社自己的事情交付给别人完成，出版社只能利用政府支持和残存的权力度日；更重要的是，出版社会失去人才队伍建设。君不见在一些场合，新生代的精英人物站在讲坛上，朝气蓬勃，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传统部门的一些管理者、从业者认真地倾听着，口中还不断啧啧连声。这些新生力量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出版社该怎么做呢？

　　是啊，“转企改制”的大戏即将落幕，在庆功的日子里，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第一，我们应该收一收心思，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文化、文化出版和出版文化，它们都是出版社的必修课和主业。第二，人的问题，必将是行业竞争的首要问题。早就有猎头公司对我说，对于中国人才市场而言，出版人才是最稀缺人才之一。对于这一点，民营有认识，国营好像认识不足，我们不缺乏管理书号的人才，我们也不缺乏利用出版资金与政策，搞“多种经营”的人才；至于出版人才——那些书呆子，算什么呢？有权有钱，似乎什么都可以买到。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念做出版，我敢断言，他们的“十二五”规划，一定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出版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还会继续深化。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重拾信心”，对读书人的信心，对出版行业的信心，对文化建设的信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观念的建立，我们的改革一定存在着方向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