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备受瞩目的三公经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国务院曾多次要求中央部门压缩预算，并明令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6月将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现在，到了对账的时候了，继中央政府6月30日首次向全国人大报告三公支出情况并批准通过后，中央部门各自的决算及预算的透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除了科技部此前公开账目创造了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其他部门一概默不做声，近日，中国工程院终于打破沉默，成为今年第一家公开三公决算的中央部门。

多数部门爽约已成既定事实，正如舆论所言，这是“无视国务院要求”，为什么没有公开？分析普遍认为，除了技术上的困难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怕公开遭质疑。其实，技术上的原因可以修正来解决，而担心质疑的观念则需要与时俱进，正确的心态是，不是担心质疑，而是必须适应被质疑。

爽约的严重性在于，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实施以来，各级地方政府活学活用，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见招拆招的“不公开攻略”。面对信息公开之路的步履维艰，此后转而寻求以中央带动地方，最终实现全面公开的新路子，也因此，此前宣布6月份公开中央层面的三公消费账单，博得了民意一片期待，期待中央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可供地方依葫芦画瓢的模板。但，爽约的事实，给民意浇了一瓢凉水，此情此景，叫人情何以堪？

说得不客气，这是信息公开历史上“最为惨淡”的一刻。诚然，面对信息公开的数量和质量与民意期待相去甚远的现实，我们没有奢望在缺乏透明传统的社会里，公开能够一蹴而就，但，在信息必须公开成为共识的今天，公权已然没有任何懈怠的理由和借口，民众能够也必须看到信息公开的进步，哪怕日拱一卒的努力和前进，以此建立信心，期待信息公开未来的阳光灿烂。

应该承认，政府信息公开走过了3年，成绩不太理想。人们早已清楚，信息公开，就是赶鸭子上架，本来，公众也抱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念，但连中央部门也公然爽约，那么，为什么总赶不上去呢？回头看看，问题在于嘴上打着口哨，却很少用棍棒驱赶，说白了，信息公开，必须引入问责制度，获得强制力的保障。

首先，行政问责。见多了不公开的案例，却少有为此承担行政责任的官员，于是官员们便晓得没有强制力的信息公开，充其量只是没有牙的老虎，经验证明，不需要承担后果的行为，往往到头来就沦为一场儿戏。

其次，人大问责。应该说，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存在，人大有监督、质询权，但人大在监督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力度并不大，不过，也要看到，此次中央部门的三公消费公开，正是在此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热议之后的结果，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上，人大不能失声。

最后，也要加上舆论问责。舆论问责虽然没有强制力，但持续监督却推动着社会进步，因此，在政府信息公开上，媒体尤其不能因为现状的不断复制而产生“审丑疲劳”。媒体持续的跟进和不懈怠，同样是信息公开不可忽视的一种“软强制”。

没有问责，就没有执行力，没有问责，就容易懈怠，虽然，光靠问责不可能彻底扭转现实，但我们相信，有问责的信息公开，绝对比现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