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20国集团成员国坚决采取联合行动，从而避免了陷入最糟糕的局面。现在，面对美国和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大家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危机无法避免？是财政刺激饮鸩止渴？还是后续的财政紧缩过于缓慢？

　　经济学家们常常彼此争执，将失败归咎于同僚；或者像凯恩斯那样，将政策失败归咎于“已故的经济学家”。这种说法很有市场。但是在欧洲和美国，有一种更好的解释：问题来自政治，而非经济。

　　欧元区2011年的预算赤字预计会接近GDP的4%，债务占GDP的比率仍会低于90%。这一数据无疑并不光彩，但是足以保持债券市场畅通无阻。发展势头是正确的。2009年欧元区实施了刺激方案，随后在秋季就已经开始讨论紧缩问题，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这一方案。负债比率很有可能在2011至2012年间保持总体稳定，并有充分理由预测此后它将会开始下降。

　　如果认为欧元区预算即将失控，并无实据。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深陷困境，其GDP总和占欧元区的6%，而公共债务总和占欧元区的8%。即使悲观地假设其中一半债务由其合作伙伴接管，相应成本也仅占欧元区GDP的4%，不构成致命威胁。

　　那还何必担心？原因在于欧元区的政治。在整个危机期间，欧元区决策缓慢，各方互不信任，不愿采取全面解决措施。归根结底，各方对最初欧元合同的解读就有分歧。但是，在现代社会，分歧自是常事，政治程序的功能就在于处理分歧。然而，当欧盟各成员国产生分歧时，欧盟的政治程序无法提供决策途径。这就导致各方采取拖延策略，守株待兔，而非采取行动。等到各方终于达成一致方案之时，政府又往往落后于形势，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效率。

　　美国的负债比率更高，财政赤字是欧元区的两倍以上，情况无疑更加严重。此外，美国还没有设计出可靠的紧缩方案，8月2日国会投票表决达成共识，可是还远没有制定出财政可持续性战略。但是，美国税收占GDP的比率比欧元区低12%，也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目前，联邦收入比里根总统第二个任期末的水平还低4%，个人收入所得税比2000年的水平低4%。与希腊不同，美国的征税体系是切实有效的。由于民主和创新，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更加光明。用任何合理的经济学标准来衡量，美国都具备偿付能力。

　　然而，2011年7月的预算之争表明，美国社会和政治阵营的分化相当严重，以至于达成可持续的明智妥协的前景十分渺茫。这是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主要动机。标准普尔声明，“最近几个月将危险政策推到极限的做法，显著表明美国的监管和决策没有我们此前认为的那样稳定、有效、容易预测。”这就清楚表明评级下调最终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出于经济原因。

　　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比如，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比预期要缓慢很多。此前的预期主要来自经济判断，但是，这一经济判断拗不过墨守成规的现实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这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并非吉兆。两年来，20国集团一直致力于推动经济再平衡。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合作，以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然而，现状却是合作精神趋于瓦解，无法共同行动以抵御经济衰退。各国政府的决策日益取决于分歧的、甚或陷入瘫痪的本国政治动态，至于应当对世界经济稳定有何作为，却乏人问津。

　　实际上，与凯恩斯的观点相反，过去政策失败的根源未必在于误解或者十足无知。决策者往往明知道应该做什么，但却无法付诸实施。重蹈覆辙实属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