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应该坚持货币紧缩


  历史可能重演—2011年秋季将再度出现2008年秋季的违约危机。只不过,上一次是金融机构,这一次是政府债务。从因果关系看,三年前的危机是本次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最终的结局仅仅是一轮又一轮的损失转嫁型道德风险。在美国,当金融体系出现问题时,损失以政府救助的方式转嫁给当局;当政府债务面临偿付风险时,债务上限的提高实际上把偿付责任转嫁给下一代人。在中国,每一次当企业部门出现盈利收缩时,惟一能想到的就是放松货币维持企业生存,但当前的负利率导致的年度约1.5万亿元的通胀税,意味着企业部门的损失实际上通过货币政策完成了转嫁。如果上述转嫁行为可以无限持续倒也罢了,但被转嫁者总有不堪重负的一天——这就是债务危机。

  美债评级下降是市场对政府债务投的不信任票。短期金融市场动荡概率大增,对债务危机的担忧往往不会转变为对发债本身的反思。结合当前的美国经济下滑和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内在要求,出现第三轮量化宽松(QE III)的概率显著提高。美联储正在等待金融市场和持不同意见者被迫形成增发货币的共识—即在未来三个月等待经济继续着陆、扩张财政的压力进一步上升,为货币发行张本。

  然而,货币发行将造成全球市场进入美债-美元连环下跌的陷阱。即使各方仍然对凯恩斯主义治疗方案心存幻想。自2008年9月18日起,各国几乎在同步放松财政和货币;2009年后是债务危机—欧元区和美国是现实的债务困扰,日本和中国则面临着潜在债务紧绷压力。其中日本是灾后重建要求进一步增加公共开支,中国是地方债务存在转嫁给中央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

  因此,债务和货币滥发这一核心问题往往被“救市”(或曰救经济)所掩盖,本应以宏观政策逻辑转换为代表的启蒙往往被迫在眉睫的救亡所压倒;结果是不断服用副作用极高的非特效药,全球经济仍在依靠债务发行为主要手段,以货币发行为支撑的进程中循环往复,直到出现下一轮债务、货币危机和硬着陆。

  在这一背景下,能够坚持紧缩货币的国家将成为债务泛滥所引致的海啸中的一片平静的避风港。

  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控制各级政府的负债增长,不管是此类负债是以刺激经济、拯救中小企业还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名。中小企业需要的是降低准入门槛而非外部救助,战略性新兴产业则不可能靠政府拉动成功。把创新职能放归市场,政府应做的是明确公布垄断行业民营经济准入时间表,并着手实施国有资产减持换现金计划,以应对债务偿还。

  二是适当减持(至少不增持)美元债券。在债务危机面前,损失不可避免,但更危险的是“抄底”。底部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说是万丈深渊。只要美联储还有印钞职能,这就像一只可无限增发、不受约束的股票。

  三是作为减持美元债券的必然后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和热钱继续流入将是必然。这将造成国内外汇占款上升和基础货币超发,并激励银行发放偿还能力可疑的中长期贷款。因此,需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可贷资金,降低中国出现类似债务危机的概率,并进一步提高中国的投资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四是容忍人民币渐进式升值。美债和美元问题可能是中期性的,反过来,人民币渐进式升值也将是中期现象。一方面,这有助于中国调整持续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认认真真做好国内民生;另一方面,这是在美元、欧元、日元风雨飘摇期真正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重大战略契机,一旦G3终于抛弃凯恩斯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宏观决策逻辑,则此时机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