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资本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资本是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资本是一个不断扩展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日益丰富。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古典经济学开始，经济学视野中的资本的内涵不断丰富，它指的是一种能够生产产品的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的象征物(货币)，并与土地、劳动并列为最基本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获种生产要素。马克思从阶级分析出发最先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同时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的运动过程及其价值增殖过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规律。从考察资本概念的发展历程，经济学的资本研究重心经历了专注于物质资本的“惟物质阶段”和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的“人本化阶段”，目前正出现资本概念的“社会化”趋势，将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并重。

     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生产性资源。长期以来物质资本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的基本观点是金银形态的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增加财富的办法是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仍然强调财富是物质产品，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是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分工，资本积累率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中，G=s/C，其中资本—产出比C（代表投资效率）被假定为不变，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储蓄率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的经济发展理论从经济史的角度描述经济发展的阶段、条件、机制、政策等，认为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是适用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也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由此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认为物质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的“惟（物质）资本论”（capital fundamentalism）颇为盛行。特别是随着实证主义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渗透，经济理论愈来愈数字化、逻辑化、形式化，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社会因素被完全排除在外，“经济人”、“理性人”、“完全竞争市场”等假设占主导地位，市场在真空中运行，经济增长只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相关，并与不同的生产函数有联系，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还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模式，在新古典的经济学家看来，市场交易成本为零，只有物质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但是，随着二十世纪技术进步的加快，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等计量经济学家发现仅仅用物质资本的投入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差别十分困难，其中著名的索洛残差引起人们的广泛思考，并且，技术进步越快，这个残差就越大。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经济学家为克服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不断拓展资本的内涵。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odore Schults）、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贝克尔等人通过对社会经济增长的研究，突破了相对比较狭隘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局限，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能、技能和资历等要素的总和，是一种“非物质资本”。认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极端重要，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有效的教育与技能开发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十分有效。他们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来解释了二战后的“日本奇迹”和“德国奇迹”，认为两国的物质资本虽然毁灭，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得以保全，这是两国得以复兴的基础，后来的比较经济学家更强调了东亚起飞中的人力资本开发的重要作用，使人力资本得到广泛认同。人力资本的概念使“资本”与“人”发生了结合，资本概念获得了转折性的变化，强调了劳动者的作用，其观点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赞同，这是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修正。

到20世纪80年代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难以分析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绩效的差别，因为原苏联的投资率一直很高，其高级科研，技术人员所占的比重也较高，但其高量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源投入并没有激发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同样，相对于亚洲四小龙，南美诸国的初始物质条件、教育条件更好，他们都已独立一，二百多年，四小龙（除香港）二战后才刚刚摆脱殖民统治，但是，拉美的发展绩效却远低于亚洲四小龙，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社会的独特现象，犹太人社会现象等，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难以解释，这就必然牵涉到制度与文化分析、社会学分析，这样，“社会资本”的概念逐渐被提出。而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的、抽象的层次扩展成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正是为了解释单纯用经济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所不能解释的诸多问题，社会学家提出了 “社会资本”的概念来弥补这一缺憾。

    从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独立使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在内涵上与现今学术界所热衷的“社会资本”相近的是汉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他在1916年发表的《乡村学校社群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一文和1920年发表的《社群的中心》（The Community Center）一书中，用“社会资本”概念说明了社会交往对教育和社群社会的重要性，但是他那里的社会资本还比较模糊。当然，汉尼凡并没有在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之间作明确比较，而是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生活的某些方面，即“……那些倾向于使得这些有形的物质(不动产、个人财产或者现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更有价值的东西：也即善意、友谊、同情心以及构成社会纽带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汉尼芬把社会资本看做个体的一种资产以及对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视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粗具雏形。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概念首先由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于1961年提出，他在《美国大城市的存亡》（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书中说道：“网络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无论出自何种原因而失去了社会资本，它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直到而且除非新的资本慢慢地不确定地积累后它才会恢复回来。” 雅各布斯将“网络”作为社会资本应用于城市邻里关系的研究，她将社会资本界定为“邻里关系网络”的做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并且成为研究社会资本的主要范式之一。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为，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洛瑞(Glen Loury，1977)，洛瑞在《种族收人差别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中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研究种族间收人不平等时太注重人力资本作用而忽略了其他影响因素。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它存在于家庭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人力资源发展都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洛瑞尝试把社会资本的概念引人经济学，是为了论证社会资源对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但理论界一般认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首先正式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并把它引入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1980年，布尔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Essays on Social Capital） 的短文，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用的‘信任状’。”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对布迪厄来说, 社会资本既不能被还原成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也不独立于经济资本或文化资本而存在对其他两种资本形式来说, 社会资本起着增效器的作用, 同时, 社会资本是通过经济和文化资本在“ 无休止的社会交往” 中的转换而被创造并维持的。在布迪厄那里,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象征资本, 虽然他强调经济资本的主导地位, 但是, 他也极其重视“象征资本” 的作用。布迪厄一直试图通过文化机制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理论化, 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布迪厄不断地将社会资本作为三种基本的资本形式之一置于其分析的中心地位, 然而, 在他那里, 这个概念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尽管如此, 布迪厄的这些著作对于使社会资本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般认为, 布迪厄是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也正是这一点，被后来的社会资本研究者继承和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是第一次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框架的学者，科尔曼(1988）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1)一文中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首先批判了当时在政策制定领域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主流观点。他认为, 社会资本对于教育文凭的获得有着极其有益的影响。科尔曼从打通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社会系统之内在联系的研究指向出发，重点从社会网络这一中观层次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结构性质及其公共产品性质。科尔曼将社会资本与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组织拥有的三种资本，认为社会资本代表了与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人的社会关系。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并为社会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吸收了布迪厄的某些观点。但是, 科尔曼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展了，提供了对社会资本的更广泛的理解。他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科尔曼过于强调亲密联系, 却忽视了弱联系，而弱联系可能在提供新知识和资源获取方面更为有效。但是，无论如何, 科尔曼对当前社会资本争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后来科尔曼在其所著《社会理论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他开始初步形成一种解释社会发展的新范式, 引起了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 成为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概念。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1992）指出，社会资本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罗纳德·博特最早把社会资本由个人层次延伸至企业层次，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行为者从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一种资源，企业作为有目的的社会行为者，社会资本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企业层次。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终决定者。罗纳德·博特提出了著名的“结构洞”(Structure Hole)理论。博特的“结构洞”是指由三人（以上）构成的封闭关系网络中，其中任何两个关系发生中断，则第三人就处于绝对控制信息的有利位置，即“结构洞”位置，可以带来信息利益与控制的利益。他强调企业家在开发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结构洞方面的重要性，企业家通过联结不同的、一定程度上相互隔断的关系网络为企业提供新的资源。

而真正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他是社会资本概念的重要传播者。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Modern Italy，1993)一书中，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意大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地区政治制度改革在某些地区取得了成功，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收效甚微。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以及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普特南发现在意大利不同地区里，公民参与公众生活的程度(如投票等)、参与社会组织和自愿联属(association)的情况都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恰恰与这些地区的政府绩效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他书中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因此，特定结构的社会网络及与此相适应的规范、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后，会产生“路径依赖”，形成“自我增强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使“拥有者得到更多”，并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的合作与信任模式，后来的人们经过社会化的学习，就从这种合作模式中寻求自保和互助，从而形成该社会的社会资本形式。以科尔曼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的艾米利亚——罗马地区和南部的普利亚区截然不同的当代制度绩效、社会文化意识与历史背景，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做了这样的定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拥有主体从个人参与者上升到集团层面，他着重阐述了一个组织、地区甚至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将社会资本看做一种影响甚至决定现代民主制运行成效的关键变量。普特南主要从“社会资本存量”这个概念来研究社会资本，他将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联系起来，认为对个人行动的促进完全是繁荣社群，或者说是丰富了社会资本存量的副产品。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正像货币交换比以物易物更有效率一样，因为信任为社会生活增添了润滑剂。普特南对于社会资本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科尔曼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不过，尽管他仍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共同体）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但实际上他把社会网络限定为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他主要研究这种网络结构怎样促进了普遍信任和互惠的形成与扩展，以及这些因素又怎样支撑了民主政治的运转，因而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资本的。帕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真正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不仅如此，也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在布迪厄、科尔曼那里，社会资本可以被理解成“关系资本”、“网络成员的身份资本”，但到帕特南这里，社会资本概念被限定为属于全社会的社会资本(不再是关系网或利益群体，而是公民志愿组织及普遍的信任和互惠) 。

普特南的论述引发了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 1993）把社会资本解释称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以及网络”，这一把长期以来为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基本关系转换为解释潜在经济能力与行为差异的概念，作为一种对集体行为以及长期选择，对经济发展所须依赖的结构与制度安排的诠释，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得到了一大批学者的赞同，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层面的研究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工作和组织问题、企业家和企业绩效问题、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社会资本与民主、民主与政府治理、公民精神与公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城，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罗纳德·博特（Ronald Burt，1992）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他称之为“朋友、同事以及更一般的熟人，通过它们获得使用金融和人力资本的机会”，亦即“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如果说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强调紧密联系的网络是社会资本出现的条件，那么博特强调的是相反的情况。在他看来，正是联系的相对缺乏（他称为“结构洞”）推动了个人的流动、信息的获得和资源的涉取。博特指出，从谁“那里”获取资源从属于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由于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大多数类似者共享利益、财富、权力和价值等等，所以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他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博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重要的因素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它们在已经建立的关系网络中是重复的还是非剩余的。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受到网络限制、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和网络等级制等因素的影响。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5）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并非所有可用事例说明的规范都是社会资本。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必须能够促进群体内的合作。因此，它们往往与诚实、遵守诺言、履行义务及互惠之类的美德存在联系。”弗朗西斯·福山从经济发展与社会特征方面考量了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实力是成就社会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弗朗西斯·福山（Fukuyama，1996）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书中将在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弗朗西斯·福山在书中指出，在一个成员之间互相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大大降低，正式制度的缺陷也可以得到有效弥补，这些都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对一些国家的信任程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后，福山提出在“低社会资本”的国家(如中国、韩国、法国、意大利)，信任无法扩展到家庭以外的社会范围，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组织只能以家庭或家族企业为主，无法自发地产生大型经济组织，从而也就难以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正是因为有着较高的社会资本和信任程度，才得以保持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在此后的研究中，福山又指出，尽管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资本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传统，但通过一些积极的政府政策也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结构纳人到文化的范畴，在突出文化传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性的同时，忽略了经济、政治和其他制度因素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亚历山德罗·波茨(A Leiandro Porte，1995)对社会资本提出了精致和全面的表述。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他的逻辑是，先有结构的存在，结构提供给行动者“互惠的预期”和“可强制推行的信任”这两种结构性约束，使行动者能够通过“理性的嵌入”或者“结构的嵌入”来具有某种成员资格，从而得到获取短缺资源的潜力。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普特南所说那样有那么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人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波茨的社会资本理论的价值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他把这些差异解释为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沿着波茨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社会资本构想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第二，他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的各种不同动因，因而进一步阐明了波茨的单向理性选择理论，从而使我们可以从自我嵌入的视角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

厄普霍夫（Uphoff，1996）将集体社会资本分解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的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依靠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来的角色与社会网络来促进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是相对客观的，表现为一种可见的形式，并可以通过群体的有意识行动来进行设计与改进。由于它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故可以直接观察到，而且容易改变或修正。而认知性社会资本则在共同的规范、价值观、态度与信仰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受益的集体行动，它反映的是人们的想法与感觉，因而更为主观。它是内在于个人的，驻留于人们的头脑中，故较难改变。

托马斯•福特•布朗（Brown，1997）的本体论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他认为社会资本就是一个程序系统(processual system)，它根据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分配社会网络资源。他还指出，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系统主义“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分析被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微观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建立社会关系来获得通向所需资源——如信息、工作机会、知识、影响、社会支持以及长期的社会合作等——的途径， 并区分了微观社会资本的三种构成形式——嵌入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使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包括个人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特定位置而对资源的可获得性。而社会资本的宏观分析关注的则是在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中某一行动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占有情况。布朗认为，宏观的环境对嵌入于其中的社会资本的网络的支配作用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决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第二，表述可以与谁建立联系，因而建立和构建网络；第三，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第四，针对违背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第五，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第六，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第七，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间的竞争。布朗的系统论视角对于解决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二元困境问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哈皮特和戈沙尔(Nahapiet&Ghoshal,1998)将社会资本划分为三个维度：一是结构维度(structure dimension)，又称为结构性嵌入，是指行动者之间联系的整体模式。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的非人格化一面，分析的重点在于网络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特点，即网络联系存在与否、联系的强度、网络的密度、中心与边缘、连接性等。二是关系维度(relational dimension)，又称为关系性嵌入，是指通过创造关系或由关系手段获得的资产，包括信任与可信度、规范与惩罚、义务和期望以及可辨识的身份。该维度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人格化的一面，即与社会联系的行动者有关，表现为具体的、进行中的人际关系，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建立的具体关系。三是认知维度（cognitive dimension)，是指提供不同主体间共同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系统的那些资源，如语言、符号和文化习惯，在组织内还包括默会知识等。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构建了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便利了个人在这些结构中的行动，同时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智力资本的获取与创造，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肯尼思•纽顿（K.Newton,1999），按照普特南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社会资本：首先，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所构成的，起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肯尼思·纽顿认为，通过互惠和信任，社会资本把个人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在肯尼思·纽顿的眼里看来，“社会资本承担着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其中，生命是低俗的、粗暴的、短暂的—转换成更加乐观、更少危险、更加长久的事物的责任。至少，它使在不求助于利维坦之极端强制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允许集体行为和合作的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成为可能”。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埃利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9）认为，人类创造的资本包括四种有着某种相似的类型，即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其中社会资本是其他三种资本类型的必要补充。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在她看来，把社会资本当作一种重要资本去理解，是因为社会资本概念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

与托马斯•福特•布朗的三层次分类方法不同的是，阿德勒等（Adler , Paul & Kwon , Seok-Woo , 2002）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因为它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功能在于帮助行动者获得外部资源。而宏观社会资本则被他们称为“内部社会资本”，因为它形成于行动者(群体) 内部的关系，其功能在于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前者归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被列纳等（Leana & Van Buren，1999）归为一种“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 。后者则正相反，它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因为它归属于某一群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

著名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Lin Nan，2001））的社会资本概念最为综合，在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以及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强调“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到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林南定义社会资本时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林南的社会资本界定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第二，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这种增值功能不仅体现在货币、财产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体现在人力资本以及声望、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上；第三，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一是社会资本中的投资；二是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三是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特色在于社会资源的视角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所谓社会资源，就是指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得。林南强调，决定个体所拥有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下列三个因素：一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二是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因此，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网络成员的地位越高，个体与成员的关系越弱，则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就越丰富。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强调，就将行动者有目的的行为放到了一个结构中去考察，承认了结构对于行动者选择行为的影响。与科尔曼与普特南不同，林南是从个体主义原则出发的互动的关系论视角来弘扬结构中的行动者的选择能力。考虑到人的行动或互动的动机，他把人的行动划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并认为情感性行动在行动中占有基础地位，实际上就是承认了人的意识活动中的理性与感性层面及感性相对于理性的基础性。林南从个人主义的视角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并综合以往的研究成果，突出了社会资本的两个重要属性：关系性和生产性，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一词出现后，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演变的轨迹也比较清晰。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网络、互信、互惠、关系、规范、密切的交往等等这些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集团和个人服务，也可能在实现了信任的扩散后为社会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资本一词具有包容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概括相当多的东西。同时，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从产生之日就注定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血缘”关系，社会学家关于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为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在制度经济学复兴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经济学者的研究将丰富社会资本理论，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社会资本的对话，为整合经济学、社会学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