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当前的中国已然处在一个变革的前夜，又恰逢辛亥革命百年、中国共产党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以及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而来。各种矛盾纷至沓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争着为中国的未来开药方，搞设计。这是中国的进步。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顶层设计”这个概念，强烈表达了整体地、全方位地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意向。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并认为改革的困难主要来自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在这个历史的关口，一大批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公众说话，为公众写作，廓清基本理念，提出改革方案，有助于引发全民讨论，达成广泛共识，推动社会进步！

　　苏共的教训

　　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两个时间如此贴近、意义全然相反的纪念日。庆祝建党90周年后，紧接着就是苏共亡党20周年。这一荣一辱，一兴一亡，必然成为人们长久不衰的话题。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0年来，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究从未停止，最庞大的研究群体在中国。因为，早年中共就是照苏共模式建立的。1949年后建设社会主义也只能从学苏联开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

　　《南方周末》刊载经济学家、党建专家黄苇町的长文《苏共亡党二十年祭》，这是作者不久前在国家行政学院所做同名报告整理而成的新作，对苏共败亡教训作出了更深思考：权力过分集中、民主缺失，是苏共垮台的总病根。指出只有科学、深刻地反思，历史悲剧才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丁礼庭：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再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关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二十年来几乎全世界各国的学术理论界都已经形成共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伪”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立的以“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原来实行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甚至是越南和我们中国，都非常一致地放弃了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并且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放弃这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各种改革实践，尽管还在改革的发展过程中，但已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得了经济上的相对繁荣、人民群众生活上的显著改善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的成就。不久之前，连古巴也启动了社会改革并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至今仍然坚持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朝鲜的人民群众无可争辩地生活在饥寒交迫中!这就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更是各国人民实践检验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甚至包括东欧各国和越南，改革开放后不但国民经济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高速持续的发展，而且全体民众，都或多或少地改善了生活的条件，13亿中国人第一次彻底地实现温饱、彻底地告别了饥寒交迫的生活环境，虽然确实存在着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致命问题，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集权管理体制没有彻底改变的结果。所以，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如李慎明和梁柱之流所主张的，倒退回去，回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体制中去!

　　国际的形势

　　齐鲁晚报：逆势而动让卡扎菲沦为孤家寡人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已经被反对派三面合围，持续近半年的内战也进入了倒计时。一代枭雄卡扎菲叱咤风云四十余年最终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令人喟叹。生死惨烈的利比亚内战只能警示旁观者和后来人，把国家未来全部寄托于英雄或强人并不可靠，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导者，英雄或强人与其为了强权在握费尽心机，不如尽早实现主权在民。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逆势而动使得卡扎菲从英雄豪杰沦为孤家寡人。

　　笑蜀：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卡扎菲永远不会懂得一个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财富分配的均衡和权力配置的均衡。愈是出于贪婪和恐惧而集中权力和聚敛财富，就愈是违反均衡原则，就愈是成为众矢之的，总有一天要天怒人怨。那时，怎样大的权力和怎样多的财富，怎样坚实的盔甲，就都保护不了他和他可怜的家族，可怜的后人。卡扎菲是已经没救了。无论利比亚的未来怎样，卡扎菲和他的家族、他的后人都没有未来了。只是，这殷鉴，是该让人警醒的。

　　菁菁远山：卡扎菲的“绿皮书”

　　《人民日报》分析卡扎菲为什么垮的快，指出有四个原因，其实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中级以上军官悉数被收买，二是首都的群众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忠诚。至于战略上的失误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靠欺骗和贿赂官员及国民制造的假象永远是假象。尽管如此，我也支持一把《人民日报》，其立场终于转变了，同时这种现象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是专制“破鼓万人锤”。

　　甄炎：利比亚：央视“维专”为哪般？

　　央视把导致利比亚战事的一切归结西方为石油而进行的利益争夺，而完全回避卡扎菲政权的专制独裁，只字不提国内矛盾的激化，根本不谈反对派崛起的深刻原因，对人民的民主要求汇成的民主潮流讳莫如深，试图用“石油”二字掩盖一切国内国际因素。充分表现出央视在国际报道中维护专制利益的某种情结。

　　历史的使命

　　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从近代、现代到未来，中国的建国理想、建国目标始终都应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就是创建新中国，直至最终建成新中国。而若倒行逆施，则就是破坏新中国，退往旧中国。无论是从哪个方面看，1949年都只是中国百年建国史的新起点，而不是建国大业之完成。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我们现在也还是处于建国的半途中。

　　一切历史规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活动规律。没有梦想，就没有奋斗。没有奋斗，就没有美好的未来。新中国仍然是我们的梦。我们的崇高建国理想也仍然是“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已经为了新中国而英勇牺牲了，无数先辈也已为了新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和代价，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理应继承先辈的遗愿，继续为未来的新中国而奋斗。

　　往前站：中国的时局和百年使命

　　辛亥革命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不明白这次革命不再只是换一个皇帝和他的臣子而已，而是要我们民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其实，我们的制度已经千疮百孔，奇形怪状，惨不忍睹。封建主义的、均贫社会主义的、私有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国家主义的，形形色色一锅浆糊。从系统学角度来讲，这个系统会自我崩陷的，因为它的大脑神经系统与它的躯干和四肢之间在产生背离。我们的官员们捞了一把，玩失踪;我们的富裕阶层，富了一把，玩移民;我们的江河大地在溃烂，我们的天空在化学反应，我们的教育在误人子弟，我们的医疗在草菅人命，我们的食品在五毒俱全。每当夜深人静，我常扪心自问，我们还剩下什么?

　　真正的爱国者，应当正视我们的制度问题，毅然决然地开启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我们100年来企图绕过去的问题。

　　如同100年前辛亥革命的前夕，如同33年前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一条通向充满活力的光明的未来，一条通向万马齐喑的黑暗的过去。两条道路都不会是平坦无险的，但前一条于人于国都将是站立着的勇者，在亿万个个人组成的世界民族之林中探索前行，后一条于人于国都将是跪拜着的弱者，匍匐在一个腐朽的制度僵尸前偷生。

　　好在我们的国门已经打开，不再能轻易地被关上；好在我们亿万民众的蓬勃朝气和探索的意志和勇气堪比辛亥革命的前夜。百家争鸣，百舸争流，为国献策者渐众。

　　现实的矛盾

　　杨继绳：解析公权腐败危局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于建嵘：社会冲突与刚性稳定（上、下）

　　无论是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的“以理维权”，在性质上都表现为如下四个特点：其一，都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基本上都是因自身权利受到了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其四则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就是说，维权群体的目标是合法的。但在具体的行为上，也可能出现一些非法现象。

　　如果说，维权事件表明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而泄愤事件则表明的是国家的管治困境。所谓“管治困境”，就是指国家在管理社会秩序方面的有效性存在问题与危机。它和政治危机及经济危机是有区别的。政治危机主要是政治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三类危机是相互联系，互为牵动。一般来说，造成管治困境主要有两大直接因素：一个是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一个是政府管治能力的低下。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群体心理更值得注意。

　　“刚性稳定”是一种集权封闭的、静态安定的、暴力强制的稳定，虽然可以把民众的政治诉求限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但却无法有效地确立政治权威和职责的合法性。威权主义政治权力的运行是单向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中央，中央运用政治权力的压力来驱使地方进行各种施政行为。中央执政者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独享，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地方执政者惊惶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其目的就是大事化少、少事化了，最后是不了了之。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稳定绑架中央政府。从地方政府角度，要维持地方社会的稳定，中央必须给地方政府更多自由处置社会问题的权力。为了维护稳定，哪怕地方政府的行为违法，中央也必须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中国的出路

　　温家宝：未来中国将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27日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张千帆：中国宪政的路径与局限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要完成从宪法到宪政的过渡，中国需要一套能够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并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是，人民自己必须看到宪法制度对权利保障的作用，对制度改良形成自己的诉求并主动参与到制度建构的过程中来。宪法和法律制度无疑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而设计的，但是只有在人民积极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落实。

　　杨光斌：建设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平台的法治民主

　　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杨光斌教授认为，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我们认识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因此我们的民主政治应该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平台的法治民主”。这对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如公民自主参选人民代表）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郑酋午：我国政治改革浅议

　　当前中国何去何从？需要有良知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站出来为公众说话，为公众写作，以便彰显正义，追求公平，从而达成广泛共识，推动社会进步！郑酋午老师提出通过政治制度改革，实现民主化，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实行宪政和法治，限制各级政府权力、限制政府行政性支出，惩治官员腐败，调整收入分配，为实行公平正义创设政治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应该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孙美堂：当前中国价值建设的语境、问题和出路

　　当前中国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官方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间百家争鸣，方兴未艾。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指出，中国价值建设的出路，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的前提：政治上还政于民，经济上还产于民，思想文化上还言论权、知情权于民。一句话：把人的权利和责任还给人，让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价值主体。每个人基于真实的“自我”而生活，独立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独立自主地进行评价和选择，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价值诉求——当然也独立承担自己的责任。价值建设是人民大众的权利和责任，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推进社会的价值建设。当我们都按照人类最基本的良知、道德和文明准则生活时，当我们都尽可能地正直、善良、仁慈地处世待人时，中华民族的价值建设就有了社会基础。

　　结语：“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是中国著名宪政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留给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的，宪政民主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历史，世界是人类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我们就处在历史的纵坐标和世界的横坐标当中，前已见古人，后可知来者，看潮流之滚滚，想清楚而不惑：人类的文明、社会的进步需要思想和行动，我们学习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建设、个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实现新的人类梦想而努力奋斗！